城市以其文化变迁上先行一步的优势，引领着四方的时尚。本书讲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乃是在东西文化的现代碰撞和融合中，北京和上海的文化人各用他们独特的叙事策略记录下来的“现代城中谣”，颇有一点“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感慨，很值得今人仔细寻味。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揭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与以杜衡为代表的“海派”之争。配150多幅精美的插图。

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间的清泉，一个梦飘浮在洋楼的酒浆。当泉水汇八江流，酒意受原野的清风吹拂的时候，梦也就残破，也就苏醒了。它们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错综复杂，展示了文学智慧的丰富层面，同时又不能全然逃避社会历史的动荡冲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们要理解审美的精魂的古今代谢的秘密，是不妨透过历史的重雾，往来于京派的牧歌和海派的爵士乐之间的。

小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一章“京派”与“海派”之争：文学史因文化气候差异的一番“对打喷嚏”

当今的新派作家，有谁不是一开口就讲几句“文化意识”？文化，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术语，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有显态的，也有隐型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总之，它神通广大，百病兼治，仿佛是畅销海内外的“万金油”。假若把一种文化，看做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价值认知、生活方式和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那么它是四处流散，无所不在的。一位外国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学者讲过一段颇为通俗有趣的话：“打喷嚏乍看象是纯属生物学的现象，但其中却发展出一些小小的习俗，诸如说一句‘对不起’或‘多多保重’。不同文化的人们，或者同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不会以严格相同的方式打喷嚏。打喷嚏是在某种文化网络里结成的生物行为。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美]克莱德·克鲁克洪：《文化的研究》)文化的产生自然受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制约，但是它一经创造出来，又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日常惯例和心理层面渗透和沉积，如盐渗透到水里一般，处处难以辨认出盐来，却处处感觉到一种咸味。

自从机械文明产生以来，世界范围内，首先是欧洲发生了文化亢奋猛进的势头。闭关锁国的严实的门户，纷纷被军舰火炮轰开，一批古老文明颓然凋谢和猛然转型。原先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几大人类文化圈，在愈来愈深刻的程度上开始了猛烈的冲撞，出现了破裂和崩毁、固守和新生的惨烈的痛苦。长期雄踞世界古老文明前列的中国文化，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经历了由古典化走向现代化的极其艰难痛苦、路漫漫兮的历程。自十七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向明神宗献上方物和基督圣母图，开始西学东渐以来，中经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和励志图强的戊戌变法，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在残夜中做了整整三百年的酣梦和噩梦，才出现了破晓期的开放心态，从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祖宗古墓中走出来，尽情地呼吸着苦涩的、然而是新鲜的外来文化的狂风。

从温暖的、却已经发生霉变的密室中，骤然走到新鲜的、却也带几分凛冽的旷野中，体质柔弱的人是难免要打几个喷嚏的。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繁众，伦理联系极为牢固，而阶级、阶层、社区、地域、职业等类社会层面非常丰富的大国。由于下层宗法制农业社会区间相互阻隔，上层军阀专横跋扈，政出多门，到处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地域色彩和人际等级关系，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之中。因而全国各地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速度、角度、深度，以及接受者的心态、情调、趣味，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山川阻隔之间，形成种种色色的复杂的新旧交错的文化景观，形成新旧文化配比相差甚大的一个个文化小气候。当本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学公寓中闻到“十里洋场”的酒气肉味，上海现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间闻到明清古都朴野恬淡的风气的时候，他们都不禁鼻子痒痒的打起喷嚏来。这就是发生于1933年至1934年间，一方是北平的沈从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文化的差异引发了这场争论，文化的差异又渗透在这场争论的方式之中。

“京派”的理论家带有明清帝都的古朴之风，即使是争论，也具有宁静、恬适和随和的风度，仿佛一位谆谆善诱的教师爷在规劝着一个调皮促狭的学生，仿佛一位眉宇清明的艺术之神谛视着骚动纷扰的人世间。揭开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发表于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他写得那么亲切自然，先从身边的厨子写起：“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在主仆间互致敬意，彬彬有礼之中，他引导文学者以这个诚实的下等人对待职业的态度为态度，认为：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他自然是讨厌“海派”作风的，但他在批评“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的态度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拉上北京的人物作为陪绑，以显示公允平正并无门户。他指出：“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这种欲擒故纵的迂回战术，受到“海派”作家的反击之后，火气难免上升，但他依然不失学者风范，又在《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中，恭恭敬敬地表示“同意”对方的文章，并对自己所用的术语作一番严格的界定：“‘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土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作者已经改变了第一篇文章中正襟危坐，向生徒从容布道的态度，眉心已微微紧蹙，用语也带几分尖锐、甚至刻薄了。不过，他依然把清除这种“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坏影响，作为南北两地作家的共同责任，并且特地说明：“杜衡君虽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这样，他把起而应战的对方排除在论争对象之外，使自己成为避开后卫和门将的足球运动员，可以从容不迫地射空门了。诚然是打喷嚏也有打喷嚏者的文化方式，沈从文受海派风气的刺激接二连三地打出来的“喷嚏”，分明带有古都社会雍容尔雅的风度，先是掀起竹布长衫的大袖，掩住仰天皱鼻子的面容，轻松过后，又风度翩翩地向对方连称“失礼失礼”、“请多多包涵”。因此，虽然难免带点冒失，但终究没有留下多少宿嫌。从这里，也可以或隐或显地窥见“京派”作家节制、和谐而圆融的审美文化的心境。P1-7

民俗民谣，牵系着人们的寻根意识。这些俗谣是在地理中生根的，正如《史记》所言：“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自从有了作为文明发展之标志的城市，我们又有了“城中谣”。《后汉书》记载了一位名臣的奏疏，说是“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日：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风俗时尚对社会影响之深。奏疏还引了当时长安的《城中谣》：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城市以其文化变迁上先行一步的优势，引领着四方的时尚。本书讲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乃是在东西文化的现代碰撞和融合中，北京和上海的文化人各用他们独特的叙事策略记录下来的“现代城中谣”，颇有一点“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感慨，很值得今人仔细寻味。

“现代城中谣”啊，你是怎样唱出来的，你又如何牵系着我们的灵魂？

2007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