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伟大的军事家。《孙子兵法》充满了谋略的智慧，自其问世以来便被军事家们视为指导战争的金科玉律。《孙子兵法》不仅为军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还对政治、经济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本书以串讲的形式对《孙子兵法》作了详细的解读。

孙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留给后世的《孙子兵法》，不仅是世界级的兵学圣典，而且还是一部智慧无穷的哲学著作。本书以串讲的形式对《孙子兵法》作了详细的解读。

兵法共此生（代序）

一、兵圣孙子

二、风起乐安

三、银雀惊世

四、旧题新说

 《计》篇新说

 《作战》篇新说

 《谋攻》篇新说

 《形》篇新说

 《势》篇新说

 《虚实》篇新说

 《军争》篇新说

 《九变》篇新说

 《行军》篇新说

 《地形》篇新说

 《九地》篇新说

 《火攻》篇新说

 《用间》篇新说

五、孙学骊珠

六、超越兵法

七、附：《孙子兵法》原文与今译

（一）《孙子兵法》原文

（二）《孙子兵法》今译

后记

第三，避免攻城，寻求野战。

孙子不主张硬碰硬的攻城作战，认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为什么非不得已才采取攻城呢？他的理由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是从军事后勤角度考虑的；另一个是《谋攻》篇所论述的攻城作战伤亡大，耗费大，很不划算，“此攻之灾也”。  关于攻城作战问题，我们将在《谋攻》篇讨论，这里只是提示一下。下面，谈谈攻城对后勤的影响问题。

冷兵器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以后，城市的战略地位提高了，而攻城的军事技术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于是，顿兵坚城，师老兵疲，因粮尽而退兵乃至失败的战例史不绝书。《十一家注孙子》的注家们都举出了不少显例，如张预说：“若汉武帝穷征深讨，久而不解，及其国用空虚，乃下哀痛之诏是也”；李筌说：“隋大业初，炀帝重兵好征，力屈雁门之下，兵挫辽水之上。疏河（黄河）引淮（淮河），转输弥广，出师万里，国用不足。”

为了避免因攻城而导致力屈财殚的危害，孙子主张实行野战。“野战”一词，古已有之，《墨子·兼爱》：“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野战即是相对城战而言，指在平原旷野实行广泛的机动作战。诸如包围、迂回、奇袭、伏击等等都是野战之法。

公元1215年的蒙金中都（今北京）之战就是一个显例。成吉思汗分兵一部包围中都，而在涿州（今河北涿县）、霸州（今河北霸县）等广大区域机动歼敌，于是，中都粮绝，金军南逃，蒙军终于人据中都。 第四，速战速决，反对久战。

如果说，对于攻城作战孙子只是认为万不得已才实行的话，那么，对于久拖不决的作战孙子则是采取反对的态度。他反对持久战，固然与国家经济的消耗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服从于当时吴国争霸战争的政治需要。争霸战争的战略是进攻战略，而进攻作战必须速战速决。

速决则粮耗少，久战则粮易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古人讲，进攻作战一旦不能速战速决，便会造成孤军深入重地，“欲进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掳掠无获，粮道既绝，救援不通，虽韩（韩信）、白（白起）不能善其后。”（《草庐经略·迅速》）

孙子讲速决，甚至认为即使是“拙速”也比“巧久”要好，所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就是说，即使是匆匆忙忙的、并不完美的快速反应也比那慢条斯理的、面面俱到的久拖不决要好。战争中要求快速确实如孙子所强调的那样，战机就在那短暂的瞬间，因而胜负也就在那一瞬间决定分晓。不用说时间在现代战争中是何等重要，即使是步骑时代的古代战争，“拙速”胜过“巧久”也是真理。谁能懂得它而又能实行它，谁就能得到胜利。

西汉有一位十八岁就因战功卓著而被封为冠军侯的青年将领霍去病，他在公元前121年指挥的河西之战就是一次成功的速决战，也是一次成功的“拙速”胜于“巧久”的速决战。

当时，汉武帝为了开辟通往西域的通道以巩固西北边防，就必须打通河西走廊，歼灭今酒泉、武威一线之浑邪王、休屠王等匈奴势力。汉军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合骑侯公孙敖率军一部从陇西出发，奇袭祁连山之敌；以骠骑将军霍去病亲率主力数万从北地（今甘肃环县）出发，越过贺兰山，实施大迂回，会师祁连山。

但是，公孙敖部迷失方向，未能与主力会合，霍去病仍按原定方略，在绕过居延泽（今甘肃额济纳旗东）之后，折向西南，进至祁连山，卷击浑邪王、休屠王，连战皆捷，大获全胜。

河西之战，霍去病在两千多里的荒漠草原进行无后方作战，以快速的行动，突然的打击，一举打通河西走廊。其所以获得成功，除了他的骑兵精悍，战斗力强，他本人又深富荒漠作战的经验等因素外，从作战指挥上看，霍去病坚定果断，不受公孙敖失去协同的干扰，毅然决然对敌实施快速突然的打击，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霍去病其人虽然不愿学习兵法，但是他的这次作战却是孙子“兵闻拙速”的很好的说明。

第五，并敌一向，脱出两面受敌的被动地位。

孙子主张速决，反对持久，最大的航心是陷入两面作战。他说如果由于久战造成“钝兵挫锐，屈力殚货”，那么，虎视眈眈的诸侯列国就可能“乘其弊（疲敝）而起”，乘机攻我，一旦这种情况出现，“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吴国在夫差当政时严重地陷于两面乃至多面受敌的境地。

公元前495年夫差继位之后，四面树敌，到处出击，完全违背了孙子的战略主张。当时的吴国，主要的敌人是楚国和越国，但是，夫差自以为力量强大，企图北攻齐国，争霸中原。伍子胥反对攻打齐国，主张专攻越国，认为越国才是腹心之患。因为即使战胜齐国，吴人同中原语言、风俗不同，最终也“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国语·越语上》），而战胜越国，则可以“居其地，吾能乘其舟”，并指出：“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史记·赵王勾践世家》）。太子友也不赞成对齐用兵，著名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就是他用来讽谏夫差放弃北上攻齐的。但是，夫差一意孤行，被越国一系列假投降、真备战的战略策略所欺骗，最后亡国败军，自杀身死。

我们也要看到，孙子虽然讲“智将务食于敌”，但不能理解为“只”食于敌，只求“因粮于敌”。因为“因粮于敌”也是有条件的，一旦敌人坚壁清野，无论你征集也好，掳掠也好，都将无计可施，更何况久战暴师，完全没有自己的后勤供应是绝对难以取得胜利的。因此，他强调，即使是深入敌人腹心，也要求“重地吾将继其食（深入重地后，要保障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九地》），要求“利粮道”（《地形》），都是指要有自己的后勤供应和通畅的运输线。

P65-67

我一介书生一头闯进军事天地，弹指间，竟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不复记忆。但是，1963年古代兵法研究室主任李大磊将军在我报到时与我的谈话至今还言犹在耳。他说，古代兵法研究室是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指示设置的科研单位，成立才两年，正是要人之际，特别需要你们这些大学生来开掘祖国的历史瑰宝。从事这项工作是要干一辈子的，要下决心埋骨红山（军科院位于红山南麓），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要耐得寂寞，耐得清贫。当时，我聆听着这位抗日战争时期邯郸地区李向阳式的英雄人物（他当时任团长）的话，看着他慈祥和悦的面孔，一种庄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参军从戎，不是我的初衷，却是我的幸运；研究兵法，不是我的选择，却符合我学术报国的志愿。

古代兵法研究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面对那散发着异味的线装书、冷僻怪异的兵法术语，一时很难适应。工作中，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差距太大，必须从零开始，奋起直追。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完成领导赋予的任务，我确曾不惜烛薪之耗，夜以继日地读书。军科图书馆馆藏的古代兵书之多，在全军乃至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文革”前的两三年，我几乎把上千册兵书生吞活剥地浏览了一遍。当时我就是怀着一种近乎幼稚的想法，想看看古代兵法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它有哪些书，书中讲的什么内容等等。几年下来，对古代兵法总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懂得了一点人手的门径。

对于工作，我们那个年月，确实如常言所说“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没有多少个人的考虑。但是，“文革”的重创使我对古代兵法研究，对军事历史研究，严重地动摇了。当时，在对“封资修”、“大洋古”的大批判中，不仅古代兵书被弃如敝屣，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甚至稍有不慎就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我们那一批同期入伍的大学生，不少人复员的复员，转业的转业。1970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心情十分苦闷，自己也觉得古代兵法，故纸堆，没有用处，想改行。

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母亲翁淑馨。在我身上不仅流淌着她的血液，也灌注着她的灵魂。她为我多次把握着人生的航向，这次又是她改变了我的想法，使我继续坚持本职工作。她的祖上是可以称得上书香门第的名门望族，她本人却饱受磨难，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通达世事。她多次来信鼓励我不要放弃古代兵法研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语日名将不读兵书，此非定论，如张良受书老人也。日：读此可为帝王师。陈平家贫好学，六出奇计，遂定天下。关公、杜预、狄青、岳飞之伦，均以好左氏传著名，而陆逊、虞允文竞以儒生建战场之伟绩，挽未造之颓风，则高谈时务者正不可轻量书生也。”

她的来信，对于我无异于醍醐灌顶。我一读再读，受益良深。再加上她还以自己曲折的革命经历告诫我如何对待人生的挫折，使我增强了信心。至今想起，仿佛她老人家音犹在耳，容犹在目，抚今思昔，不胜嘘唏。

在“文革”中，军科院的研究工作算是较早转入正轨的。自1971年整编后，我们第三研究室开始为编写中国军事史做一些前期研究，因为人员少，年轻人更少，领导上给我压任务，我也都欣然接受，积极完成，诸如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年表》，撰写《毛主席著作中以弱胜强的十个战例》、《中国北方古代战例选编》、《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内部本）以及参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研究等等，我的工作量都比较大。

出版了看得见的成果，得到领导重视，受到领导表扬，对本职工作的兴趣也在不知不觉中浓厚起来。

对于兵法研究，在志趣上、在学术上真正得到一次升华、一次洗礼是1975年以后。当时，《孙子兵法》研究的大师、革命老前辈郭化若将军从南京军区副司令调任军科院副院长。郭老调来之前，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要他“对所著《孙子今译》写一个批判吸收性的序言，可以再版”。宋时轮院长指定了三个同志协助郭老修订《孙子今译》，我是其中一个，也是年纪最轻、官阶最低的一个，另外两位都是正军级的老干部。包括郭老后来一本《孙子译注》在内，我在郭老指导下工作了好几年。

郭老既是经师又是人师，我不仅在一个难得的宽松的环境里亲炙他的教诲，追随其杖履，学习他点石成金的研究方法，而且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做事，特别是他刻苦钻研的敬业精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我终生受益。早在1938年，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研究《孙子兵法》，“文革”中又因为《孙子兵法》研究遭到无理的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初衷不改，矢志不移。

他是名将，又是大师。他身经百战，军事素养深厚，但是不骄不躁，为了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写好“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我陪他先后访问了胡乔木、胡绳、邓立群、杨宽等好几位大学者。他们对郭老的《序言》初稿认真地阅读，坦诚地发表意见。他们的高谈阔论，真使我大开眼界，让我进一步看到了古代兵法的价值，懂得了学习研究它的重要意义，也学得了一些学问之道。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对古代兵法研究从“任务”向“兴趣”转变的标志大概要算1983年《孙子兵法浅说》一书的撰写。这是我研究《孙子兵法》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

《孙子兵法浅说》不仅是我的处女之作，也是我后来在《孙子兵法》研究上得到多方面发展的奠基之作。撰写与出版这本书，从创意到写作自始至终都得到了郭老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当时，郭老已是接近80高龄的老人了，工作又忙，但是，他对于我的提问，我的疑难，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他那循循善诱的风范，至今想来，历历在目。他那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难以忘怀。

初稿写出后，郭老不仅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还为我这本学步之作题写书名，亲笔作序，并在《序》中特别写道，说我对他的“《孙子今译》前言的改版和注释，也费了一番力量相助，从而也就加深了对《孙子兵法》的兴趣。”

收到郭老的赐序，心情十分激动，十分感激，特地到郭老家中当面致谢。郭老很健谈，也喜欢与我们年轻人闲谈。听他谈话，如沐春风，如饮甘露。他的官大，但从不颐指气使；他是大师，却乐于奖掖后进。记得那天谈到我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与他不同时，他笑了，说：“搞学术研究要允许别人有不同观点。你的书，如果都与我的书相同，那岂不把你自己否定了；如果都与我不同，那岂不又把我否定了。有所同，有所不同；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学习借金监，又有独立思考，人类才能进步。我已老矣，你还年轻，《孙子》研究，古代兵法研究，薪火相传，下一步的接力棒就历史地落在你们身上了！”

1995年，享年91岁的郭化若将军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在《解放军报》发表题为《缅怀儒将郭化若》的纪念文章。2004年，军事科学院隆重举行郭化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我被指定作大会发言。与此同时，我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志壮情深的革命诗史——为纪念郭化若将军百年诞辰而作》一文。郭老偃蹇匡床时，我曾怀着沉痛的心情设灵堂，书挽联。后因出差，未能参加对他的告别仪式，深感遗憾。现在仅以以上文字权作心香一瓣，寄托我的哀思。

《孙子兵法浅说》仅是一本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20多年来，多次重印，颇受读者欢迎。一本名为“浅说”的著作，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呢？原因在于，我打破了注释、翻译的传统著作模式，对孙子十三篇每一篇的核心思想都进行了提炼、概括和阐述。为了探索《孙子兵法》的成书时代是春秋而不是战国，我将记载春秋军事史的主要文献《左传》中的战例分门别类地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并在《浅说》中全部引用春秋时期的战例来论证孙子的观点，从而得出了《孙子兵法》完全有条件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结论。

又如，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我在《浅说》中对“不战而屈人之兵”重新进行了诠释，肯定了其合理意义，明确提出，如同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一样，孙子的思想核心是“全”，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应该说，这一论点，在孙子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其后，我又在《析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1期）及《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威慑战略》（《徜徉兵学长河》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中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一观点。

五年之后，我又出版了关于孙子研究的第二本专著《孙子兵法新论》。《新论》之新，主要体现在突破了以往平面图解的孙子研究模式，将孙子的军事思想概括为安国全军的慎战论、谋深虑远的先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威加于敌的伐交论、纵深奔袭的突袭论、攻虚击弱的易胜论、示形动敌的致人论、因利制权的任势论、兵以诈立的诡道论、奇正相生的阵法论、用兵八法与十围五攻的常法论、令文齐武的治军论、五德兼备的将帅论、因粮于敌的后勤论、九地六形的军事地理论、刚柔皆得的战道论等十六个方面，并结合古今中外的战例进行阐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可以说，这是我将《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的产物。如果说《浅说》是对《孙子兵法》的解读的话，那么，《新论》便可以理解为对《孙子兵法》的解悟。

今天这本《孙子兵法新说》与《孙子兵法浅说》前后相距25个年头，对《孙子兵法》的解读、解悟也有了很多的不同。这诸多的不同，或许就是进步，就是新意之所在。因此，在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上，《新说》同《浅说》凡有抵牾、矛盾之处，均从《新说》，这是要特地申明的。《新说》以《十一家注孙子》为工作本，并将原文、译文附于书末。《十一家本》同其他诸本的优劣异同，则择其要者于书中加以阐述。

《浅说》的写作形式是串讲，《新论》的写作形式是分论，打破了《孙子兵法》原来的体系结构；《新说》的写作形式又是串讲。表面上看，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然而这或许是一个升华，是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进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进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

原来，《孙子兵法》这座“山”不是平常的“山”。它是兵法，又不是平常的兵法。它既不同于中国其他的兵法，更不同于外国的兵法。它蕴含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情操、价值和生命力。要懂得它、理解它，必须靠心领之，神会之。我至今并没有完全理解它，只不过是进入到理解的层次而已。然而仅仅达到了理解的层次，我就用了整整廿五年，不，是用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对《孙子兵法》，每读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感受，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领悟。老实说，我这一生啃得最仔细的书莫过于它。学习它，品味它，是一种享受。阅读《孙子兵法》不必用红蓝铅笔标记重点，因为它字字珠玑，都是要言妙句。它那古老的命题，仿佛一个个神秘的符号，一扇扇神奇的大门，一座座诱人的宝库，等待你去破译，去发现。每当我有一点心得，便有如在黑暗中看到一缕亮光，令人神往。

正当我像蚕虫开始吐丝的时候，组织上对我也更加关怀，更加重视。1985年，提前晋升我为副师职，1988年任研究室主任，同年职称评定为研究员。先后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1987年被评为全军优秀科研工作者，1991年首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获军事科学院重大贡献奖。  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军科，我愈来愈有一种老死此地的归属感，对于古代兵法研究也愈来愈有一种不容旁贷的责任感。

历史把我们推向了古代兵法研究的前沿，时代赋予了我们承接祖国军事文化瑰宝的重任，这是国家的需要，军队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不容推托的，也是不容迟疑的。我觉得，所谓责任感、使命感就是把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的兵学文化视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既要珍视它，也要捍卫它。无论珍视还是捍卫，都应当是自觉的行为，无私的行为。

我想，这种责任感不仅表现在完成领导赋予的研究任务，更在于主动地、自觉地去争取任务，完成任务。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从酝酿到成立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早在1988年秋，战略部部长谢国良将军对我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孙子兵法》研究的学会，以便与军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同行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真正起到弘扬兵学文化的作用。你们三室就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担心上级领导会不会批准。因为军科院在历史上就没有组织成立过这种学会。谢部长说，上面的事由他去办，让我只负责筹备事宜。最后，此事经过多方努力和协调终于得到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于1989年5月正式成立。谢部长任研究会会长，我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一经成立，就如横空出世，1989、1990、1992年连续举办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迄今已召开了七届国际会，国内外学者济济一堂，交流学术，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好评。为了使会议圆满举行，我作为大会组委会秘书长（后几届任顾问），倾注了大量心血。

2002年底，我退休了。从在职到退休，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转折。仿佛驾驶着一条船从浪涛中驶进了港湾，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一种悠闲、静谧的生活，但是，兵法研究仍然使我魂牵梦绕。我总在想，面对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战争形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军事文化如何与现代化对接，如何与西方军事文化对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门槛必须迈过。在军事学术上，特别是在战略研究上，只了解现实，不了解历史是跛足学者；而只了解历史，不了解现实，则是盲目学者。

我深深体会到，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军事学是一门异常严肃的学科，军国大事，不容空腹高心，乱发议论，特别是一些现实课题，一文一书，一字一句，责任重大。军事学又是一个学科密集的领域，例如古代兵法研究，不过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军事思想下属的一个分支。即使是这样一个三级的分支学科，过于单纯的文化素养也是很难胜任的，它要求具备多方面的知识，除了军事学知识之外，还要懂得历史学、哲学，古代汉语、校勘学、文献学乃至谱牒学、历史地理学等等学科的相关知识。

培根说得好：“进人学问的世界必须像赤子一样。”中国古代兵学深不可测，《孙子兵法》博大精深，以之同西方军事著作相比，中国的古代兵法要深沉得多，高明得多，厚重得多。中国兵法如草书，笔尽而势不尽；西方兵法如楷书，字终而意亦终。二者确有高下之分。

兵法之事，人妙易而入神难。西方文化崇尚奇妙，精确制导，百发百中；而中国文化崇尚神奇，追求一种境界，诸如“争棋无名局，善战无勇功”、“止战无与战”、“冲动无战略”、“无招胜有招”、“四两拨千斤”等等，西方人不易懂，就像他们不了解中国国画的风中之竹、水中之鱼，中医的“司外揣内”，辨证施治一样。

如果说中国古典兵学是一座高山，那么，《孙子兵法》就是这高山之巅。前人云“会通之时人已老”，对于我们这种才智平常的人，虽然已老，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仍然未能实现“会通”，未能登上它的山巅。我想，那些达到“会通”之境的人，除了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条件之外，天资聪颖，刻苦勤奋也是重要的因素。高山仰止，我还要攀登。“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就是我的座右铭。

全书甫稿，如释重负，本想就此封笔，颐养天年，但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件往事，难以忘怀。

当时，我刚调到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特地从军内外请来四位英模向大家介绍他们的先事事迹。大会上，叶帅向他们发出“向前一步走”的口令，然后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话：现在，标兵有了，我们应该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做一名军事科研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并不容易。我曾在一本书中写过一首打油诗，表达我的心境：“学道西山四十秋，苦研兵学胜封侯。学术报国真难事，年光似水雪满头。”学无止境，术无止境。学术报国，死而后已！

吴如嵩

2007年7月于北京金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