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

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续绝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本书在梳理、分析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勾画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迁，以一凡庸官僚的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四十二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续绝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这部评传，既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也是以真实可信的史料勾勒历史人物，复苏国民记忆的一个尝试。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上

序

一、白杨坪曾家

二、京师居，大不易

三、曾剃头

四、衡阳建军

五、靖港之羞

六、东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七、赣江之厄

八、大转机

九、转战安徽

十、宿松群英

下

十一、祁门之困

十二、咸丰之死

十三、走向覆亡的天国

十四、儒帅风采

十五、天下无湘不成军

十六、朋僚幕友之间

十七、大功克成之际(上)

十八、大功克成之际(下)

十九、北上剿捻

二十、教案与洋务

二十一、风中残烛

附录：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

跋

丙申(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可这一年他没有白过，京师人文荟萃，使他眼界大开，在学问上也开始脱出八股制艺的窠臼。“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辞自此始。”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途中去拜访了时任雎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贷百金”。之后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廿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

两考不中，又借了那么一大笔钱买书，回到家中，曾国藩见到父亲与祖父，心里一定杌陧不安。不想“竹亭公问所自来，且喜且诫之日：‘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几一年。”“正是由于京师与居家的两年苦读，“泛览百家”，拓展了曾国藩的眼界与见识，他的学识方能超越八股，进入到更高的境界，为下一年的会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廿三史》，绝对是个异数。而乃父肯代还其书债，足见竹亭公虽然只是个村塾先生，却绝非三家村的腐儒。在曾国藩记忆中，父亲教书育人，“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譬如，星冈公发怒时，“举家耸惧，府君(即曾麟书，府君为子女对父亲的尊称)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跛躇徐进，愉色如初”。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星冈公中风偏瘫，不良于行，非但生活不能自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有所需求，只能以目光表情示之。大小便频数，一夜六七起乃至十余起，全靠儿孙们侍奉，其中竹亭公出力最多。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竹亭公侍奉汤药起居始终如一。星冈公一病三载，“府君未尝得一(日)安枕，愈久而弥敬。是时，府君年六十矣。””

星冈公病倒后，曾麟书方得以主持家政，此后人们看到的，再不是那个在严父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儿子，而是个知书明理，外圆内方，不怒而威的家长。笔者观其家书，文字洗练，见识通达，内蕴方正之气。每每于儿子事业不顺，颓然彷徨之际，予以教诫鼓励，实在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曾国藩久宦京师，公事缠身，债台高筑，每每废然思返，流露出告假归家奉养老亲之意。竹亭公则每每嘱其以国事为重，不必挂念家事。“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竹亭公得讯，于家书中谆谆嘱咐道：“官阶既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

随着曾国藩的仕途腾达，曾家门第亦发生巨变，由耕读为生的农户一变而为当地的士绅望族，求曾家办事的亲友也多了起来。曾国藩极不愿自家人借势武断乡曲，堕入劣绅一流，每每于家书中劝诫家人不可干预地方公事。竹亭公深明此意，五年不进城。道光三十年十月，朱孙诒调任湘乡知县，将征收粮赋之事委托给各乡绅士办理，以杜绝胥吏浮收滥取、侵渔中饱之弊。此举大得人心，竹亭公亦积极参与，但也仅限于公事。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在家信中，竹亭公一再言明自己出头只为县令是清官，兴利除弊，理应助一臂之力。而“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毕后，余仍杜门不出，课子孙，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咸丰元年，曾国藩为儿子纪泽择配，聘同乡贺长龄之女为偶。两家即将正式订亲之际，曾国藩忽然致信家中，颇有退约悔婚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京城人家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庶之分。欧阳夫人打探到贺家女儿是庶出，意欲别择。可由两家当时的运势来看，则曾国藩或有难于启齿的想法。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累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后因处置云南回乱不力，被朝廷斥为庸懦，降职，道光二十七年托病还乡，后又因回乱之事被追论撤职，且于一年前病故。与这样一个家世没落了的人家联姻，仕途光明的曾国藩难免会心存瞻顾。

可竹亭公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儿子言不由衷，所谓儿媳嫌贺家女儿庶出云云，“此尔饰非之词也”。之后便规以大义：“予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鲫又举胡林翼娶陶澍庶出之女为例，无非告诫儿子，英雄不论出身，为人行事，不可以势利决定取舍。之后戒其毋听妇人之言，“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夫者，扶人伦也。冢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知，勿长骄矜之气习。”再凛然责之以诚信：“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由这件事情，可看出竹亭公待人诚信，不趋慕势利的品格。

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奔母丧归乡，本打算在家守制。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敦守理学的他，决意坚辞不就，并已写好了辞谢的奏折与致巡抚的信件，正待发出。适逢好友郭嵩焘连夜赶到，劝他出山应命，曾国藩执意不可。“(嵩焘)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麟书)，召语文正公(即国藩)，以嵩焘之言为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可见，在曾国藩墨经从戎这件事上，竹亭公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出山后，65岁的竹亭公自撰一联，以明心志：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看似优游豁达，其实儿子带兵出征，竹亭公不能不担着一份心，对曾国藩的行军作战时有建议。这些书信没有流传下来，可从曾国藩的家书中，还是可以略窥端倪。如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竹亭公提出军营吃饭宜早，扎营宜坚，用兵不可分散，对敌宜讲求阵法，严查形迹可疑之人等数条建议，一一做了回复。其中起早，深沟坚垒，严查间谍等项，也确实成为日后湘军作战的准则。

成丰四年三月，曾国藩与太平军初次交手，兵败靖港，愤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竹亭公接到儿子事先寄回的遗嘱，“寓书长沙，饬公有云：吾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意谓：死在哪里都是死得其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闻者肃然起敬。”竹亭公之胸怀凛然，实大有过人之处。

又如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在武昌伤重阵亡，两湖震动。竹亭公得知曾国藩在江西的孤危处境，迅即派其弟曾国华北上武昌，一为吊唁罗泽南，一为恳求胡林翼速派兵救援江西，给与儿子很大的助力。

竹亭公所说的“半读半耕”的家风，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子弟外出做官，父老谨守田园。为官者为国宣劳，年事渐高或仕途失意之际，告老或托病还乡，又送下一代子孙赴考出仕，一代代循环往复，传承了上千年。进，可以干禄；退，可以自养。这种植根于乡土，以耕读持家的方式，其实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现实缩影。

P8-11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读书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国藩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坊间有关他的各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国藩被视为反动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传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泛政治化的流风遗韵尚在，斯时出版的曾氏传记，仍以阶级斗争史观裁判历史人物，其内容与结论可想而知。之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华，书商们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涂抹，塞进了不少望风捕影的私货，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看待他同太平天国的那场殊死战争，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何在？十几年来，没有一部详实、真切的曾氏传记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所以编辑约稿时，笔者略费踌躇，便选定为曾国藩写一部评传。

笔者撰述此书的宗旨，第一是真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说话，用同时代的、可信的公私文献说话。当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历史人物无法完全复原，能够近似地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就很不错了。为此，书稿不吝大量引证史料，虽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力求言出有据，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学才识四者的统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为重要。作者对自己所表述的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时不时地做一下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若处在传主当时的情势下，会当如何？如此，才能真正进入你写的那个人的生活、思想乃至于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相通。抱着这种心态读古人之书，就仿佛同一位位严肃而睿智的先贤对话，进而对你所写的时代、社会与人物获得更为贴切的认识。

真实而外，再就是评论了。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说是评传，譬如《史记》每篇传记之后的“太史公日”，《汉书》每篇之后的“赞日”，都是评传之一种。后来官修史书，也难脱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带有评传性质。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之人，行文走笔之际，感情不可能不灌注于笔端，读太史公、班孟坚的书，沉郁而又饱含激情的文字下面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动并激励着一代代读者，古人甚至有以《汉书》佐酒者，历史由是展示着自己的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如此，历史并非客观、真实二词所能包揽，历史的撰述，亦应饱蘸激情的笔墨，给读者以感动。当然，激情中仍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判断，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太史公树立的这个传统，应为良史之标准，史家之圭臬。

写曾国藩些什么，当然是这个人。就时代情势而论，曾国藩的处境类同于孔夫子，孔夫子生当“礼崩乐坏”的衰世，他四处奔走，呼吁君主们克己复礼，维护礼制与传统价值。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四处碰壁，皇皇如丧家之犬，其志可钦，其情可悯，其不遇可悲。他只能通过课读，向弟子们传授他的理念，虽赍志以终，但数百年后，其学说被定于一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大成功者。曾国藩亦遭逢大乱，以一介书生出任艰巨，艰难竭蹶，力撑危局，最终敉平大乱，再造中兴。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运，在文化理念上，他也无愧于孔夫子的传人，是位真正的儒者。生当衰世，他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坚执理念，躬亲实践，最终实现自我，成就为一代伟人。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杰，他们厕身官场，虽也不能不过科举这道门槛，可他们的学问、思想、理念，皆得自对儒家经典的刻苦研读，故其为官，皆抱有社稷苍生的大关怀。他们一代代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天祥诗中所阐扬的那种沛乎于天地苍冥之间的浩然正气，生生不息，涵养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生机。笔者在阅读与撰述曾国藩的过程中，每每能感受到这股正气的激荡，心胸如洗之际，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学说能为历代精英所崇奉，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必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必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的普适性价值。余英时先生称之为道，李幼蒸先生则定义其为“仁学”。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讨论很热，纷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谋出路。最近刘军宁等又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它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笔者在叙述曾国藩的思想时，也曾涉及到普世价值的问题，如恕道，故亦愿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人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保守主义的，如赛西尔所言，人之心灵具有天然的守旧倾向，依赖经验，厌恶变化，这源于他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怀疑，因为未知事物意味着不确定性，从而具有风险。故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譬如孔夫子动辄颂扬三代，亟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而其《论语》中的思想则全然不同于三代。又如宪政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但却由此开启了后世宪政的先河。所以，先不忙高扬什么自由主义，而要为保守主义正名，保守主义珍视传统与经过验证的基本价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张渐进改良，是有效防止激进主义把社会引向灾难的制动器。也先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出什么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站到了前贤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先驱，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国故，为什么？若漠视国故，直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然证明，非邯郸学步，即淮橘成枳。文化废墟上复兴不了文艺，也出不了大师，因为缺失自身的思想资源。帝王们为了统治而利用儒学，但彼儒学非此儒学，与学者无关。所以要紧的不是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读通我们自己古典大师们的原著，把为非普世价值颠倒了的是非恢复过来，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学。儒学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志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功能。研究，读通原著，揭示出其中的普适性价值，立足本土，方可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打好基础。既是普适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无所谓移植，无所谓扎根。

这部评传，就是读原著，读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有更多的历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于公正的对待，泛政治化的阴霾散去，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才会有健全的心智与正常的思维，坦然面对世界，面对过去与未来。

是为序。

刘忆江

丁亥正月于北京

自跑北图等处搜集资料起，一易寒暑，书稿终于顺利杀青。说顺利，在于文献足征。这里特别要提到两部大书，一是大陆岳麓书社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提供了传主的全部文献；一是台湾沈云龙教授主编的三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煌煌三千巨帙，近代，尤其是曾国藩同时代人物之文献，几乎网罗无遗，而且是影印本，错讹甚少，这就为著者考求传主事迹提供了大量可作旁证的史料。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无疑是水之源、木之本，是近代史研究之基础，尽管整理出版者的工作默默无闻，但嘉惠学林，功在学术，吾辈感激之情，不能不于此三致意焉。

这部评传仍本着实事求是，以第一手史料说话的态度，执守太史公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良史传统，以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传主的真实面貌。惟当时大量公私文献中，于造反者(如太平军、捻军等)均称之为贼、寇、匪、逆等，反映了官方对反体制异己分子的仇视；反之，太平天国文献中亦将官方称之为妖，双方势不两立，乃当时之实际情况。本书既以第一手史料说话，大量引征原始文献，相信于此等称谓，读者自能分辨，毋庸笔者赘言也。

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27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迁，以一凡庸官僚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42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续绝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凡此种种，都需要在梳理、分析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勾画。

近代中国因落后而挨打，由固步自封而被迫转型，百余年来饱受欺侮，丢失了大片领土，也丢失了尊严与自信，但破坏最大者，乃是我们民族赖以维系的文化。文化，与其所传承的价值体系、所积累的思想资源，乃一民族安身立命之本，国家之盛衰、王朝之兴灭，都不足以毁灭一个民族，唯独文化之破坏与缺失，会使社会一盘散沙，沦入精神荒漠，致使民族之复兴与崛起，成为不可能。在撰述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感触最深者，乃于滔滔衰世之中，儒学仍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有着传统理想人格的好官，成为社会之中流砥柱，进而振颓起衰，转移风气，再造中兴。充分反映了作为传统文化中主流价值体系的儒学，所具有的陶铸人格，启迪与修复社会良知的力量。

百余年来社会的激荡变革，几将传统文化破坏殆尽，其精华遭人漠视甚至亵渎，其糟粕则大行其道。在现代化与国家复兴的道路上，靠什么凝聚、整合民族精神？去哪里寻求支撑民族精神的价值体系？笔者当然不主张回到孔夫子、曾国藩时代，可新时代在呼唤新的思想伟人，更需要曾国藩那样的躬亲实践者。笔者寓希望于悲观的原因是，历史与文化是割不断的，孔夫子以来的古圣先贤(自然也包括曾国藩)留下的思想资源，经扬弃后必会是新文化不可或缺的要件。这一过程势必很艰难，也许很漫长，但最终将如春雨润物，沛然而莫之能御，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生命，引领我们的后人步入历史的坦途。

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面镜子，今人读历史，为的是鉴往知来，思考自己的社会、人生与未来。历史上的古圣先贤、志士仁人，亦如一面面镜子，使今人无所遁形。曾国藩坚执理念，知行合一，躬亲实践，或许正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所最为缺失的品质。试想，名公巨卿们若都能效法文正公，心忧天下，行己有耻，洁身自好，且管束好下属与家人子女；则转移风气，陶铸人才，造福百姓，社会还愁不安定、不和谐吗。人之一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如吾等芸芸众生，自不免时时沉浮于与命运及嗜欲的搏战之中，意志坚定者会有所成就，薄弱者则随波逐流，化于凡庸，甚或堕为下流。人是要修身的，也是要自省的，这是个痛苦的心路历程，读懂了曾国藩的人，内心会生发善念，想做好人，也会不安于凡庸，努力把握自己。这种敦迫人们审视自己，面对良知的内在力量，百世以下，犹能促人奋起，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益。或许这才是文正公为人敬慕，与世同辉的真正原因吧。

刘忆江

丙戌十月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