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一种智慧,是心灵自由的表现,与呆滞和僵化无缘;幽默是一种解脱,能抚平烦恼,遏制焦躁,回归宽容和善良;幽默是一种发现,能让你从错位和虚幻中认清真实的自我,变得冷静而明智;幽默是一种润滑,能消除对抗并拉近你和他人的距离;幽默是一种美丽,能使你在异性面前魅力十足,大受青睐;幽默是一种狡猾,能使你从尴尬和狼狈中逃遁,刹那间恢复从容;幽默是一种优越,能使你站在高处看自己,看世界,看命运,在嘲笑不确定对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
本书收录了开你的大头会,夫妻怎样才能和谐,幽默运动,劝君少刺秦始皇,都市的另一种生态,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扭盆或小提琴的一种拉法,幽默是青春的伴侣,感谢跳舞等关于幽默的文章,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本书为“中国作家幽默散文选”之一。幽默一词的本源与幽默的含义恰好是对立的,且非外来语,而是标准的国粹:它最早见于楚辞《九章·怀沙》,其中有“孔静幽默”一语,意谓万籁无声般的寂静。本书主要探讨了一些关于幽默的话题,主要内容包括泡茶馆、幽默的境界、得体与失态、美女危险论、上课打瞌睡利大于弊、歪打而又正着的幽默、一个不爱空调的老土、喜欢你,才和你开玩笑、和冯巩走在大街上、外国电影里的幽默、谁动了我的幽默、父子琐记、幽默是青春的伴侣等。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骑自行车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捏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他手里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时用来指示手纹的。
这种大茶馆有时唱围鼓。围鼓即由演员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围鼓”这个词。唱围鼓的演员、票友好像是不取报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闲人聚拢来唱着玩。但茶馆却可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里便于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日围鼓”。到这样的茶馆里来一边听围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围鼓茶”。“围鼓”这个词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昆明的围鼓似多唱滇剧。我在昆明七年。对滇剧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什么戏里有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孤王的头上如何会长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绝,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
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类大茶馆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的大茶馆,后来大都陆续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夹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蓝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昆明茶馆卖茶一般都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坨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学生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的是姑嫂两人,都还年轻,成天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辄作媚笑。联大学生叫她花生西施。这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来买,就给得多,难看的给得少。因此我们每次买花生米都推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条小小的凤翥街上来开一爿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玛、月饼、桃酥,都装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里有点缺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帐。不但喝茶可以欠帐,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
再往前,走过十来家店铺,便是凤翥街口,路东路西各有一家茶馆。
路东一家较小,很干净,茶桌不多。掌柜的是个瘦瘦的男人,有几个孩子。掌柜的事情多,为客人冲茶续水,大都由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儿子担任,我们称他这个儿子为“主任儿子”。街西那家又脏又乱,地面坑洼不平,一地的烟头、火柴棍、瓜子皮。茶桌也是七大八小,摇摇晃晃,但是生意却特别好。从早到晚,人坐得满满的。也许是因为风水好。这家茶馆正在凤翥街和龙翔街交接处,门面一边对着凤翥街,一边对着凤翔街,坐在茶馆两条街上的热闹都看得见。到这家吃茶的全部是本地人,本街的闲人、赶马的“马锅头”、卖柴的、卖菜的。他们都抽叶子烟。要了茶以后,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烟盒——圆形,皮制的,外面涂着一层黑漆,打开来,揭开覆盖着的菜叶,拿出剪好的金堂叶子,一枝一枝地卷起来。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抹得乱七八糟。但我却于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这使我大为惊异了。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每天下午,有一个盲人到这家茶馆来卖唱。他打着扬琴,说唱着。照现在的说法,这应是一种曲艺,但这种曲艺该叫什么名称,我一直没有打听着。我问过“主任儿子”,他说是“唱扬琴的”,我想不是。他唱的是什么?我有一次特意站下来听了一会,是:
良田美地卖了,
高楼大厦拆了,
娇妻美妾跑了,
狐皮袍子当了……P6-P8
想不到,幽默一词的本源与幽默的含义恰好是对立的,且非外来语,而是标准的国粹:它最早见于楚辞《九章·怀沙》,其中有“孔静幽默”一语,意谓万籁无声般的寂静。这哪有一丁点儿幽默的影子?但也有人说,幽默还是外来语,与楚辞里的“幽默”根本没有关系,不过是语词上的巧合罢了。我基本不懂外文,不知是否果真如此。我觉得,要弄清幽默的来源呀定义呀实在太麻烦,也没啥意思,据说对它的界说就不下百种,咱们何必钻那个牛角尖?与其听幽默研究家讲幽默之定义,还不如听个精彩段予来劲呢。我想,只要知道了,词典上对幽默的解释大同小异,无非是“言语和举动诙谐有趣而意味深长”之类,也就够了。对于何为幽默和如何才能幽默,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揣摩,去创造,去体验,切忌整齐划一和横加干涉,应该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幽默观。
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认为只有洋人才有幽默感,中国人天生没有。这其实是不值得一驳的胡说。我们民族固然在很长的时间里活得沉重,充满苦难,不大顾得上幽默和耸肩膀,但是,倘若不把幽默调笑化,轻薄化,而论真正的幽默,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此类遗产是决不逊于外国的。且不必远说东方曼倩之徒的高等幽默,只消翻开《笑府》、《谈谑》、《笑得好》、《雅谑》、《笑林广记》及至《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一类的书,里面的一些条目,定能叫你粲然一笑或捧腹大笑。比如,有这么一条:一信徒对诸屠户苦口婆心地宣传佛理,规劝诸位千万莫要再杀生,说:“你们杀什么,来世就转生什么,杀鸡变鸡,杀猪变猪,杀牛变牛啊”。屠户们听了半晌,遂慨叹道:“看来咱们只好杀人了。”这好像是在讥笑佛教,其实并不那么浅,它讥笑的是对佛教的庸俗化理解。又如这么一则:有暑月戴毡帽行路者,遇大树下歇凉,即将毡帽当扇,曰: “今日若无此帽,真热死我了!”这里“戴毡帽”三字是关键.毡帽本是行路者遭受酷热的原因,反而变成了他感激的对象,岂不可笑?现实生活中找错对手或谢错恩主的事频频发生,正与此同。由这里不难看出中国式幽默的某些特点。
幽默是不该分国界的,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绝,也要承认外国的妙,比如这则二战时期的幽默,是带动作性的,如同哑剧:火车进入隧道,车厢一片黑暗。黑暗中传来亲吻的声音,紧接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火车出隧道后,车厢内四个素不相识的人都不吱声,惟见德国军官的眼窝发青。老太婆想,这姑娘人美心更美。姑娘想,真奇怪,这德国人宁愿吻老太婆却不吻我。德国军官想,罗马尼亚人真狡猾,他偷着亲嘴,让我暗地里挨揍。罗马尼亚人想,我最聪明,我吻自己的手背,又狠揍了德国人一记耳光,没有人发现。
有些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的东西我反倒一直不喜欢,比如苏东坡与苏小妹的“互相攻击”:苏小妹眼窝深,被东坡嘲笑为:“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苏东坡胡须长,则被小妹讥为:“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尽管苏小妹其人子虚乌有,历采的文人谈起这些,还是如数家珍,笑不可抑。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是眼窝深,胡子长吗,恐怕都很难称之为幽默。
那么,到底什么是幽默呢?
在我看来,幽默是一种智慧,是心灵自由的表现,与呆滞和僵化无缘;幽默是一种解脱,能抚平烦恼,遏制焦躁,回归宽容和善良;幽默是一种发现,能让你从错位和虚幻中认清真实的自我,变得冷静而明智;幽默是一种润滑,能消除对抗并拉近你和他人的距离;幽默是一种美丽,能使你在异性面前魅力十足,大受青睐;幽默是一种狡猾,能使你从尴尬和狼狈中逃遁,刹那间恢复从容;幽默是一种优越,能使你站在高处看自己,看世界,看命运,在嘲笑不确定对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幽默是一种自嘲,自嘲正是自信的表现;幽默是一种按摩,用笑声按摩躁动的灵魂,达到心平气和;幽默是一种释放,释放压抑下的忧郁,加速血液循环,产生内啡肽,幽默是一种灵感,它不请自来,过时不候,是人与情境偶然遭逢的产品,不可重复;幽默是一种天性,是身心健康的外化,水到渠成的漫溢,学是学不来的,做也做不出的,硬要模仿、制作,只能令人啼笑皆非,勉强进行面部肌肉的拉伸运动;幽默是一面明镜,能照见世人的可笑可气可爱可叹;幽默是一种真实,它把你引进荒诞和悖谬的死胡同,在哈哈一笑中,撕开遮蔽物,把真实还给真实。
说了幽默是什么,还想说说幽默不是什么:
幽默不是胡编乱造,神侃瞎吹;幽默不是泼妇骂街,莽汉逞能;幽默不是龇牙咧嘴,装神弄鬼,努着劲儿逗人笑;幽默不是恶作剧,专从生理缺陷,性,丑陋,病态上下手,博人苦笑;幽默不是尴尬——尴尬是在某一情境中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和事,或者是人的自尊与人的生理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所引起的难为情,而幽默恰恰是人对尴尬的超越和俯视;幽默也不同于滑稽——滑稽主要靠外在变形,乖张的动作,耍贫嘴,惟妙惟肖的模仿来逗人发笑,它作用于感官,比较轻薄,而幽默在骨子里是严肃的,有人类自我反思的无奈;幽默不能刻意制造,不能批量生产,不是胳肢人,不是自己笑得不行,别人无动于衷。
如果把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笔下出现“欧穆亚”的汉译(《屈子文学之精神》),确定为“幽默”一语进入中国的起点,那么,幽默作为一个源自拉丁语humor,后经英语humour舶来的概念,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行走了整整一百年。纵观这一百年的幽默发展史与传播史,鲁迅是个重要的、绕不过去的存在。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固然是鉴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散文、杂文乃至诗歌,均在幽默特色与风格的营造上,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显示出灵犀勃发,挥洒自如的巨匠风范;但同时还因为对于幽默,鲁迅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清醒的态度,并以此为基点,发表了一系列既敏锐又深刻、既高蹈又辩证的见解,留下了若干迄今读来仍启人沉思和令人回味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幽默观。关于鲁迅从创作的角度对幽默所作出的贡献,已有不少专家和学者捧出了真知灼见;这里,我着重就以往学术界涉及较少的鲁迅的幽默观问题,作一些梳理,谈一些看法。
第一,鲁迅喜欢和赞赏幽默的性情与气质,但却不主张把幽默的作用抬得太高,看得过重,更不认为在专制和动荡的年代里,幽默能够解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问题。
大约是因为故乡绍兴的民间遗留了太多的徐文长式的智慧与滑稽,以及来自迎神会、目连戏的足够的活泼与诙谐,在此种环境和氛围里长大的鲁迅,自有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生命元素。对于这种生命元素,同鲁迅有过深入交往的曹聚仁,借用日本作家介川龙之介对章太炎的感觉,称之为“鳄鱼的气味”(《鲁迅评传·性格》),即一种尖刻、机智而又老辣、幽默的性格;代表了“他者”目光的斯诺,则看成是“持平于欢乐和悲哀之间”的“‘笑’的天才”(《鲁迅——白话大师》)。而它到了站在二十一世纪背景之下进行文化远观和反思的陈丹青的笔端,则被很通俗、很家常地表述为“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笑谈大先生》),也就是心理乃至人格层面的猛烈而又仁厚、犀利而又轻松、冷峻而又愉悦。
显然与这种生命元素相关联,在“西风东渐”的年代里,一向主张“拿来”的鲁迅,对十七世纪以降于欧美等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和审美范畴的幽默,表现出了大体上的肯定与接受。譬如,他在《忽然想到》一文中指出:“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了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体会到论者对外国幽默的欣赏和对国人缺乏幽默感的担心。而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里,鲁迅更是直接肯定了包括幽默在内的喜剧的意义,认为它可以“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因而和悲剧一样,都是封建传统文化心理——“十景病的仇敌”,“都有破坏性”。
……
那么,文学的幽默怎样才能强化现实精神与否定意识呢?在这方面,鲁迅有一个旗帜鲜明且以一贯之的主张,这就是:幽默必须同讽刺结合起来。幽默和讽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譬如,林语堂就认为幽默和讽刺全然不同,并因此把二者对立了起来。他指出:讽刺“热烈甚至酸腐”,是幽默的魔敌;“幽默而强其讽刺,必流于寒酸,而失温柔敦厚之旨”(《今文八弊》)。他还把讽刺作品比喻为“无花有刺之花”,断言它“在生物学上实属谬种”(《无花蔷薇》)。鲁迅恰恰相反,他觉得幽默与讽刺无法断然分开,特别是在一个民族“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而这种“改变”的走向之一,便是“倾向于对社会的批判”(《从讽刺到幽默》)。因此,他多次谈到讽刺之于幽默的意义,明示:在当时的中国,幽默“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的惊人’的”(《从讽刺到幽默》)。事实上,鲁迅自己作品的幽默风格也主要是通过讽刺一途,充分展露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在幽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孙绍振先生,将鲁迅的幽默归入现代文学史上的“硬幽默”,并以此而将其与梁实秋、林语堂的“软幽默”区别开来(参见《当代散文中的“硬幽默”与“软幽默”》,收入《美女危险论一孙绍振幽默作品选》)。应当说,这是有见地且有意义的。
鲁迅非常看重讽刺给幽默带来的深度和痛感,但同时又坚决反对讽刺因过于直露和过于夸张而陷入“溢恶”的境地,即所谓“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因为如果那样,文学中的喜剧、幽默,连同讽刺本身便一概失去了真髓,也失去了效果。为此,鲁迅在谈论讽刺问题和探索讽刺艺术时,提出并坚持了一系列重要的审美原则。譬如,他强调:讽刺要建立在“逼真”的基础之上,遵循真实的规律,以“老老实实的写出来”为生命,因为“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论讽刺》)。他指出:讽刺当然可以针对最常见的人或事,“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越合于作讽刺。”但是,这样的讽刺应当是善意的、热情的。“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什么是“讽刺”》)。他还倡导:讽刺要注重不同情感因素的相互渗透,追求喜中有悲,悲喜交织,即像果戈里“含泪的微笑”那样的艺术效果。显然,所有这些,不仅有效地保证了讽刺最终不丧失幽默的基本属性,而且为形成中国式的幽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