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原本一个贫穷落后的古老小县城，如今却成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为全中国人所关注，被全世界所知晓。这究竟是为什么?

和谐发展的官方样本，义乌经验的深度解读，本书是第一本全景式深度解读义乌的报告文学。以流畅的文笔，通过实地采访和搜集第一手资料，追踪和解剖义乌发展奇迹形成的奥秘，还原历史真相，揭示了义乌模式背后的文化基因。

从小小的拨浪鼓到国际性小商品贸易中心，从小商品交易市场的繁荣到其他产业集群的联动，从商品经济的腾飞到和谐社会的全面建设，迅速崛起、蓬勃兴盛的义乌，为我们创造了和谐发展的义乌模式。为什么义乌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是什么使义乌这样一个没有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地方创造了发展奇迹?

《发现义乌》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以流畅的文笔，通过实地采访和搜集第一手资料，追踪和解剖义乌发展奇迹形成的奥秘，还原历史真相，揭示了义乌模式背后的文化基因。这是第一本全景式深度解读义乌的读本。

引 子 义乌怎么了／1

 档案一 数字背后的义乌奇迹 ／10

 档案二 “草根城市”的竞争筹码 ／13

第一章 无中生有／15

 第一声啼鸣 ／17

 提篮女叫板“县太爷” ／22

 出了问题我负责，宁可不要乌纱帽 ／24

 先发育 再发展 ／27

 第一份肯定义乌的官方“简报” ／33

 得市场主体者得天下 ／36

 档案一 “敲糖帮”的货郎春秋 ／40

 档案二 一条专业街的沉浮 ／42

 观点 工商局长的三篇日记 ／44

第二章 点石成金／47

 悄然改行的“末代货郎” ／50

 “把自己延伸出去” ／54

 品稗抢占制高点，／57

 “圈”不住的“义乌商圈” ／60

 转型者的轨迹：学习着，成长着 ／64

 观点一 发展：产业链条的支撑／68

 观点二 裂变：20多个制造产业因市而生 ／70

 观点三 辐射：“义乌商圈’’已具雏形 ／73

第三章 善待农民／75

 新格局的突破口 ／78

 为消除城乡差距“倒计时” ／81

 钱从哪里来?地问谁去要? ／83

 失地农民的生存空间 ／87

 档案 感受义乌新农村 ／92

第四章 同一片蓝天／95

 谁来消除“定时炸弹”? ／97

 从人大代表到人民陪审员 ／101

 一个被忽视的“绿色”细节 ／105

 档案一 汪升利和姚明花的使命 ／109

 档案二 小康村里的三个幸福指数 ／111

 观点 四问义乌和谐发展 ／113

第五章 富裕与平安同行／115

 新移民城市的亲和力 ／117

 提升安全感就是提升生产力 ／120

 平安市场的“平安经” ／124

 “民间镖局”浮出水面 ／127

 档案一 “联合国社区”里的巡逻队 ／131

 档案二 “镖局”实战一小时 ／133

第六章 阳光下的交易 ／135

 国务院调研组南下义乌 ／137

 让预算真正成为“年度立法” ／140

 谁借的债都是债 都要政府来兜底 ／142

 一场没有“水分”的水权交易 ／145

 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农村 ／148

 档案 浙江财政体制改革悄然试水 ／152

 观点一 公共化：公共财政的实质 ／157

 观点二 义乌财政改制路径解析 ／159

第七章 寻找最佳结合点／163

 政治家的冒险 ／165

 “计划”的力量 ／168

 “多变”的市场 ／173

 有形无形之间 ／178

 观点一 向义乌学什么?  ／183

 观点二 义乌市长的三种“角色” ／185

第八章 商业文化的新闻解读／187

 敢冒风险：犯颜直谏的“单干理论家” ／191

 以小谋大：一双袜子赚5分钱的坚持 ／195

 宽容包容：不怕吃亏的义乌老板 ／198

 观点一 义乌人的文化品格 ／203

 观点二 一幅浅吟低唱的“精神地图” ／205

后 记／209

悄然改行的“末代货郎”

从“练摊”到创办企业，由商贸而实业，对义乌的“末代货郎”而言，尽管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悄然之变”，但也决非“驾轻就熟”。

结识那些如今应该称得上功成名就的“末代货郎”，你会发现，他们的发迹、发家，几乎与父辈、祖辈如出一辙。事实上，义乌的生意人基本上都是从“鸡毛换糖”这个小生意开始的，依托小商品市场经商积累原始资本后，最终转向办厂的企业家比比皆是。这成了义乌民间贸易的“草根基础”。

比如说陶海弟，17岁那年，他就学着父亲的样子，用稚嫩的肩膀挑起50多公斤重的货郎担，摇着拨浪鼓走在江西的乡间小道。每天鸡鸣而起，日落而息，一天要奔波60多公里。在陶海弟看来，谋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苦难是生命中最大的财富。当19岁的他独自一人在异乡手捧只有两块白切肉下菜的年夜饭，寄居在昏黑的小屋，望着飘雪想象未来的时候，坚毅不屈的目光已经隐隐浮现脸上。

楼仲平也是这样。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童年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一切都是被‘肚子’逼出来的”。谈起往事，楼仲平这样自嘲。因为家里穷，他读完初二就去江西一带“鸡毛换糖’’。“好在小时候吃过苦，所以做事很踏实。小商品虽然利薄，但做好了照样可以赚钱。”楼仲平说。

与陶海弟、楼仲平相比，宗承英的经历显得“略微复杂”。1970年，他从“鸡毛换糖”开始学做生意，“练摊”一直“练”到了广西。其问，还偷偷地找到苏南的一些社队企业，找关系批点纽扣之类的日用品来本地的小店卖。除了“练摊”，他还“偷偷摸摸”地跑过“单帮”：前一天，在生产队里请好假，夜里就出发，走到义乌车站坐晚上的汽车。到嘉兴是早上，换到苏州的车，中午到苏州，下午到厂里拿货立即返回。晚上到嘉兴，坐夜车回义乌正好是凌晨，直接下地干活，收工了以后再把回来就藏在家里的货拿到要货的小店里。

“这样辛苦两天的收入，大概就可以相当于在生产队里一两个月的工分值。”宗承英这样回忆道。按他的描述，当时的生活虽然艰辛，但有时也不乏“兴奋与刺激”。

对于“末代货郎”的坎坷经历，义乌本地的“理论家”、老资格的退休干部冯志来评价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根源”。如果没有这些老百姓被生活逼着走出这条路，义乌接下来的小商品市场“就是开起来了也不会兴旺”。他们在一条条贸易线路上来回闯荡，摸熟了每条线路的货源、下家，才有了市场的根基。

1984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放之后，远在广西摆地摊、做生意的宗承英很快“叶落归根”，在小商品市场上拥有了自己的摊位。从飘摇不定的走街生活到守着摊位“捡银子”，“末代货郎”们感受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

然而，轻松很快消逝。“依托于别人的产业之上，总归是靠不住的，今天给你代理了，没准明天你生意不好，他马上可以转给别的经销商。”摆摊卖了几年别人生产的拉链之后，陶海弟感到“前途渺茫”。而楼仲平也碰到相似的难题：产品都差不多，你卖什么产品有钱赚，大家都会一哄而上。

这个时候，义乌的市场开始扩建，逐渐划分出好几个市场，篁园市场也开始上马建设，小商品市场的生意“好得不能再好”。宗承英兄弟的摊位因为买得早，位置好，生意自然更为火暴。但是，烦恼也接踵而来：上家的货经常跟不上。宗承英开始尝到了受制于人的苦头。从表面上看，他和众多的义乌商人一样，做的是扩大这个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从经营品种上进一步巩固这个市场的地位。如果说价格低使义乌的小商品崭露头角的话，品种的逐步齐全则使它的磁吸力进一步扩大。

但在1993年以前，义乌市场80％的货源来自外地，义乌本地制造的产品极少。经营户们大都依靠代销外地产品，赚取差价。这种当商品“二传手”的生活，在繁荣了市场的同时，弊端也开始日益凸现。能否“一站式采购”，其实已是所有工厂和商人的想法。“末代货郎”们不约而同地动起了自己办厂的念头。

几乎都是在1994年到1995年这两年间，义乌的“末代货郎”们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开始了角色转换。

1994年，陶海弟投资300万元，办起了义乌伟海拉链有限公司。当年，从拥有自己的第一台机器，到生产出第一根拉链，陶海弟告别了代销产品的时代，从一个经营户摇身一变成了生产商。走出国际商贸城，陶海弟带着我们驱车来到了位于义乌市区西南的经济开发区，一座现代化的拉链厂赫然矗立，这里就是“伟海拉链”的生产厂区。正是依托工厂源源不断提供的优质货源，伟海的拉链生意越做越大。

也是在1994年，楼仲平租了两间民房，买来两台机器，和妻子两个人没日没夜地做着吸管，一天要做几百公斤，做得手指根根发疼。每根吸管的利润只有8毫钱。不料，这样做了三年，刚赚了一点钱，塑料的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许多吸管厂家纷纷改行，义乌原有的40多家吸管厂一下子只剩下了三四家。妻子有点担心：我们也改行吧?这样下去要亏死的。楼仲平摇摇头：吸管是易耗品，需求量大。只要过了这个坎儿，一定有钱赚!

同样，办厂的事，宗家兄弟也商量了好久。搞实业毕竟不是件容易下决心的事，但是因为销路好，所以“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办一家袜厂”。毕竟，庞大的市场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难免要受制于人。于是，宗承英和弟弟商量：要做实业的话，就要进最好的机器，做最好的东西。一定要和低档货拉开档次，才会有出路。

事实上，宗氏兄弟的考虑又踩在了点子上。1995年以后，由于销量越来越大，义乌人发现围绕着小商品市场建厂已经是一件比较合算的事情。因为仅仅是一个小商品市场中单一品种的销售，已经足够发挥一个工厂的生产能力了。而掌握了实业，对于小商品市场中的商人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运输和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工厂在自己手里，使他们“工商结合”，“贸工联动”，可以比单个的商家和工厂对市场都更为了解，操作起来也更从容。

“我们的运气不错，”宗承英越说越兴奋，“因为差不多就在我们工厂投产的时候，老外开始在义乌出现了。他们对中高档产品的要求更多，订单下得也更大。不过价钱谈得很低，好在我们有工厂在手里，如果我们做不了的单子，在市场里肯定没人做得了，甚至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做不了。”

如今，宗氏兄弟的“梦娜”公司，规模不小，员工已有3000多人，是义乌数得上的制袜企业。尽管人们提起义乌的袜业也许马上会想到“浪莎”，但是宗承英似乎不愿承认“浪莎”的工厂做得比他们两兄弟的好。“他们因为主要的市场都在内销上，所以比较重视宣传；而我们的销路有很大一块在外贸上，所以在宣传上比他们要弱一些。”

12年过去了，楼仲平当年的那道“坎”早就跨了过去。他的吸管产业越做越大，家庭作坊也升格成为“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现在，楼仲平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饮用吸管生产企业，有60条生产线，公司90％以上的吸管销售到世界各地，日出口吸管8吨，一年的产量占了全球吸管需求量的1／4以上，年出口额已达到5000多万元人民币，每月利润达到40万元。

而“伟海拉链”也已梦想成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拉链生产企业，是国内最大的拉链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之一，年产拉链可绕赤道200圈，占据了1／3的国内出口份额。

“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专业摊位上，每天开单销往国内外的拉链产品至少有30万条，把它们连接起来可达120多公里。”陶海弟告诉来访者，“开始的时候，市场支撑了我们企业，现在企业又带动了市场的不断发展，双方是互相联动的。”  “拉链”越做越长，陶海弟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要在美国最繁华的曼哈顿竖起一块“伟海拉链”的广告，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家义乌人办的企业。

P50-54

就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一条有关义乌的好消息又在浙江各界传开：义乌再次扩权了1

2006年1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以义乌为试点，正式启动全省新一轮“强县扩权”。

强县扩权，是浙江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创新之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先后三次在全国率先出台政策，扩大部分经济发达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萧山、余杭、鄞县、慈溪等13个县(市)首先扩权。1997年，萧山、余杭获准试行享受地市级一部分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浙江省委、省政府再一次将313项原来属于地市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及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使浙江经济强县(市)的发展明显“增添动力、激发活力、增强实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与以往三次“强县扩权”有所不同的是，新一轮扩权的试点县(市)，只有义乌一个。

根据义乌市场国际化的发展需要，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和帮助义乌争取设立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汇管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等相关分支机构，并赋予这些分支机构地级市或相当于地级市的职能，以完善义乌的经济管理和服务网络体系，进一步优化义乌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的激励机制。由此，义乌获得了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这是义乌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这里，我们真诚地道一声：祝福你，义乌!

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浙江为何唯独选中义乌?

根本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义乌经济超常规高速发展，而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要素资源严重告急。义乌在创造奇迹的同时，遭遇到了行政管理体制“前所未有”的严重制约。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现在义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小蒸笼蒸大馒头”、“20多岁的大小伙还在穿10多岁儿童的褂子”。

浙江省政府6位资深望重的参事曾经对义乌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以及试点改革的“前前后后”作过深入调研。这6位参事阅历极为丰富，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省人大常委及科技界、文化界名流。他们发现，义乌若要再创奇迹，至少面临着七大难题，在现行体制下堪称是“绕不过的障碍”。

一是严重影响涉外经济管理工作发展。2004年，在义乌市场直接和间接形成出口贸易超过15000亿元人民币，有18万中外客商来义乌购物旅游，其中有来自179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境外商6．5万人，通过义乌机场的境外客商就达29552人，在义乌持有外国人居留证的外国客商675名，涉及40个国家和地区。涉外企业进行登记批准在义乌设立办事处(代表处)615家，义乌市场的商品已出口到212个国家和地区，这就要求义乌在涉外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及时跟上，但因为义乌是县级市的行政管理体制，难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

二是制约物流通道快速通关。义乌市场日出口标箱早已超过1000只，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之一。但义乌只能设立金华海关驻义乌办事处。办事处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的通关、监督、征税功能，企业的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办理，这与浙江省政府规划义乌作为省物流枢纽和“大通关”试点极不相应。

三是制约金融改革发展。义乌金融总量已超过部分地级市的金融总量，占金华市总量的近一半，金融“洼地效应”已初步形成。活跃的义乌金融市场吸引了不少股份制金融机构，中信实业、光大、民生、华夏等14家股份制银行到义乌召开银企洽谈会，对义乌市场都抱有极大的兴趣，想在义乌设立分支机构，但都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制约，良好的愿望都一一落空。

四是严重影响疫病防预工作。近几年，义乌境外客商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递增，仅2005年，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短短5天时间，就接待境外客商14269人，比上届增长16％。他们分别来自15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0％以上来自中东、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境外客商的大量涌进，疫情疫病也随之而来。2004年，到义乌的境外人员，在杭州浙江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和义乌中心仅体检了2750人，就查出禁止入境的传染病6起。随着义乌进出境人员的日益增加，加强传染病检测工作刻不容缓。然而，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义乌无法设立涉外保健中心，2005年一年，入境人员体检率只有0．4％。

五是难以适应国际化城市中民族宗教管理的新情况。当前，义乌市有国内40个民族成分的数万名少数民族群，还有大量的外商宗教信徒，世界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在义乌的经商人群中就占了四大教。这些新情况给民族宗教管理提出许多新的课题。但由于义乌行政编制的限制，无法建立有编制的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

六是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中的社会治安新情况。2004年，义乌市户籍人口688327人，登记暂住人口753985人，流动人口20万。义乌常住人口144万，实有人口已超过164万。但义乌市公安局现有民警只有778名，警力均远远低于全省1.2%的水平。检察院、法院警力人员也严重不足。

七是严重影响了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和高校发展。随着义乌经济的发展，人才需求量很大，但由于社会发展空间小，经济、科技、管理和艺术等方面高素质人才难以引进。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二级学院，行政管理权限虽为副厅级，而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却是义乌市政府，管理非常不顺。

其实，义乌超常规发展中遇到的这些体制上的障碍，早已引起浙江高层决策者的关注。浙江省政府参事童禅福先生为此曾撰写专文，记录了义乌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前前后后。文中披露，2006年初，义乌等经济强县(市)经济管理体制权限问题，就作为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当年重点调研的课题列入计划，并以浙委办[2006]1号文件《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06年省委、省政府领导重点调研课题的通告》下发，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省直属各单位按照分工，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调研课题的重点是：研究义乌等经济强县(市)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和权限不适应问题，提出解决经济强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问题的思路和试点办法，适时开展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推动我省经济强县(市)加快发展。

该课题由浙江省常务副省长章猛进(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持，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省委政研室、省发改委、省人事厅、省民政厅等省级相关部门共同参与。

就在这项重点课题确定之后不久，2006年5月，浙汀省委、省政府又作出推广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决定，义乌成为浙江省全面和谐发展的旗帜，这无疑为加速解决义乌等经济强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问题增添了一剂“强劲的催化剂”。

2006年6月下旬，在与课题组的座谈中，浙江省政府的一位分管领导十分感慨地说：“实施省直管县体制，宜早不宜迟，减少行政层级是《“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一项很坚实的工作，这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阻力肯定是有的，但省市县领导要从党性、从全局考虑，这是精简机构，减少层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要积极探索。

在中共浙江省委2006年第四季度的一次常委会上，作为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的最后决策，义乌终于获准扩权。

一夜之间，义乌在媒体的眼里成了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

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义乌享有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凡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和管理的事项，均由义乌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行使批准和管理权。有关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与国家法律不一致的，服从上位法的规定。

法律法规规定由设区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和管理的事项，无禁止委托条款的，由金华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委托义乌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行使批准和管理权，具体实施情况报金华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备案；属于禁止委托的，由金华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向义乌市延伸机构行使批准和管理权。

法律法规规定须经设区市审核报省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和管理事项，由义乌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报省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审批，同时报金华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备案；法律法规规定由省级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和管理的事项，少量确需由义乌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行使批准和管理权的，法律法规又无禁止委托条款，采取由省政府主管部门委托或延伸机构的方式下放权限；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委托或授权、依法由省政府分批次审批的事项，确需由义乌市政府视情实施的，可由义乌市政府每年汇总并一次性申报，经省政府批准后，由义乌市政府具体实施，具体实施方案报省政府有关部门及金华市政府备案。

与此同时，浙江省委、省政府还授权义乌市有调整和完善有关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的权力：

义乌市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要求，研究提出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同时报金华市政府备案。鼓励义乌市对现有部门中职能交叉、业务相近的机构及其职能进行整合，进一步理顺和规范职能部门间的职责分工。支持义乌市在核定的人员编制总数内，优化部门人员配置，适当增加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员编制，加强对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人员配备。

为确保义乌市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成功，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还要求金华和义乌市委、市政府要高度重视改革试点工作，成立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真研究编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报省委、省政府批准后实施。要加强实施工作的协调衔接，及时解决试点工作中的有关矛盾和问题，确保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回眸历史，义乌的发展，确实是一个谜。在一个缺乏各种条件和资源的地方，义乌带给世界的是一个奇迹。本书记录的每一个章节，主观上都是力图通过叙述事实，还原历史真相，解开“义乌发展之谜”。然而，“现在的义乌，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易的市场概念，而是一个集电子商务、物流、信息、产品展示和产品创新于一体的市场。”简单机械的“复制”，对义乌人来说，意味的是“更大的商机和利润”。

事实上，义乌市场不必复制，也不可复制。唯有义乌经验能够学习，值得传扬。

对笔者而言，本书的写作是“痛并快乐着”的。“痛”的是时问的短促，一个来月完成的“急就文章”，难免粗糙简陋。“快乐”的则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指教与鼓励。他们当中，包括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舒国增、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海浩、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楼贤俊和已经履新的义乌市委副书记陈秀仙、义乌市副市长吴森民等等。

书中引用的一些文献资料，除了已经注明出处的以外，主要还包括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浙江日报》、《都市快报》、《中国服饰报》、《人民公安报》、《嘹望东方周刊》、《观察与思考》、《南风窗》、《环球商业评论》等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政府参事室的有关研究报告。另外，书中大部分图片由义乌市摄影图片社提供；少量图片选自《为什么是义乌》一书，请图片版权所有者与我联系，以敬付稿酬。  在此，我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当然，我还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虞文军先生，感谢义乌市委外宣办主任吕华，感谢中央驻浙媒体的所有同行，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我很有可能“半途而废”。

义乌是个说不完的话题。但愿“义乌发展经验”能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不断续添浓墨重彩的篇章。

作 者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