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向来被认为是鲁迅最难读懂的一本书，在鲁迅全部作品中的位置也很独特，这本书是作者多年读《野草》的杂感。分为丛记和散记两个部分，在丛记部分里作者结合鲁迅的其他作品谈《野草》及鲁迅；在散记部分，作者首先摘抄野草篇章进行独立的有感赏析。本杂记写来并非必恭必敬，但读来通俗易懂，内涵深刻，韵味悠远，值得品玩！

我的很俗气的脑子里仿佛看见了这样的画面：一个身处困境的绝望的人，拿了一包毒药，冲进人群中，用“气蒸云梦泽”般的气概对众人喝道：“你们再这样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那包毒药，就是《野草》。就是这么个走投无路的怪人，却一门心思地要去走路，所以只好走到野草丛中去了。也许可以这么说：鲁迅属于一个时代，但那个时代不属于鲁迅。——也许没有一个时代会属于他……

丛记

1．述缘起

2．八不谈

3．大处着眼

4．瘦的诗人

5．反顾的算式

6．短暂的下凡

7．他梦见

8．草和花

散 记

后记

读大学的时候，因为虚荣而又胆怯的缘故，极希望自己能够“深刻”起来。那道理，大抵是由于所谓“深刻”既能掩饰内心的胆怯，又可满足外在的虚荣。所以那种对“深刻”的需求，实在是很功利的。并且因为太功利，往往也误以为“深刻”不是“长”成的，而是可以“秀”成的；或者这么说吧，不是吃饭吃成的，而是吃药吃成的，就像现代养的猪，吃了一种叫作什么“猪快长”之类的药，，立刻变得膘肥体壮一样。……因此也就特别地受到了鲁迅影响，觉得他的文字多疾言戾辞，又时常标榜是为了有所疗治，可见药性十足；同时他又是那么的深不可测，一件事情被他拿来横说纵说，仿佛说得明白极了，但一放下其书，却又叫你弥漫了许多困惑，永远也猜不透他那真正的心思是什么。——这据说就是格外“深刻”所应有的样子，所以我也就格外地佩服起他来了。那心底的意思，是把他当作了“深刻”的榜样。那几年，或精或粗的，几乎把鲁迅的全部文字都看了。这种阅读，并非为知识、为学业的阅读，而是因为喜欢，或者说，是一种“师心”的阅读。

师什么心呢?实在地说并不是师鲁迅的心，而是要借了他的叙说，将自己那纷乱的内心打理出一种自我确认的轨迹。英国文人吉辛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阅读就是把无用的自我放逐在他人思想的流动里”，大抵就是这个意思。仿佛鲁迅更像是一片森然旷野，而非巍然的伽蓝，在他那里逐放，是不需要讲太多寻常礼仪的。这也是我的心底里始终对鲁迅怀有一种莫名好感的原因。因为他的那些指点笑骂的背后，总让人觉得有一种很自由的东西，全无那些刚性的绳缆似的教条，从天而降地要把人的心思束住。这对处于反叛年龄的人来说，是很可共鸣的。因为那时自己心里的激愤很多——光明很多，困惑也很多，忽然觉得人生极有意义，忽然又会觉得人生极无价值。而这一切，在鲁迅的书里都能够找到，所以对鲁迅其人，颇怀有一种“同去同去”般的亲近感。至于鲁迅所说的他文章中所含着的“毒”，那时却并不知晓。年少时看名家，总是怀有一种心理，就是觉得他一切都是对的、高明的、深微的，而自己偶尔感觉不良，全是因为自己浅薄的缘故。这正如很多教古典文学的老师，总爱将古人的诗文分析得神乎其技一样，而事实上古人也未必就完美到了那般的地步，只是后人往往都是一些糊墙匠，用了“仰慕”的灰土，将古人原本留有砖棱的墙给糊得十分平整罢了。

在当时那样一个年龄所特有的心态中，最喜欢的，当然还是鲁迅的《呐喊》、《热风》和《两地书》这样一些表达上相对明白直截的文字，像《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这类佶屈聱牙的东西，实在只是浮观字面地扫了一眼，不觉欢喜，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而对《野草》，其实也多是读不懂的。然而尽管读不懂，却还是对它怀有一种莫名的喜欢。为什么喜欢，当时也不甚了了，也许是因为那里面又是“影”又是“梦”，一会儿“血”、一会儿“肉”的词藻，并时不时掺杂进一两篇特别搞笑的篇章，因此特别投合了少年人的心吧。现在想来，当然还由于它精神气质中的那种极端：满目的孤孓、茫然、虚无以及趋死的利落、峻刻的自戗与诅咒……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些文字都是很另类酌，也就是很“酷”的。何况它还有一种绕来绕去的文字风格，显得十分惑人。——大凡人在青春期的状态中，有一种两极的情况，既容易感到力量的自我膨胀，又容易沉湎于深切的无助感。而极端的书写，是最容易引起其宣泄或共鸣的。所以鲁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痛快极了，每每如同巴豆、大黄，更像是泻药，而不是解药。

此后的多年里，我都会久不久就翻翻《野草》，倒没有想过要去研究它，只是翻一翻，有时甚至到了仿佛只是为了凭吊某种情绪的地步。——意绪由来说不明!这或者也正说明了我的活着。有时看见羊吃草，吃着吃着，会抬起头来凝视一下远方。那凝视里是否也有什么意绪呢?羊是否记起了去年曾经吃过的某一口滋味绝好的草香?或者是某一场屠戮中，某个同伴在白刃下的溅血仆绝……《野草》对我而言就是这样，它其实已经不是一本薄薄的两万多字的小书，而像是某个“远方”，是若干年、若干种体验的层层叠积。于是在这个岁末的暖冬之中，我再一次翻看它，并把杂乱的感受写下来。P3-6

1926年，是鲁迅写完《野草》的日子，到今年，整整80年了。1936年，是鲁迅病死的日子，到今年，他也已经病死70年了。——这是时间记忆。

他是病死的，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他的终于病死，本也并不稀奇。但他留下来的那些文字，却时时让人感受着那时代的病苦，所以不免会时时令人想到他那病。——究竟是病的时代传染了他，还是他把自己的病印染入了时代，这实在不好说。也许是双向的，就是说，两者都有。

这样一个中国病人，却时时挣扎着要活下去，哪怕以痛骂来止痛，以割股来疗饥，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出他的顽强。至少，他努力以强者的姿态处于弱势，或是以弱势的处境去争强，这毕竟很不容易。这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他的一种绝大的姿态。于是，这姿态便刻进时间里了。

我写这个东西，是始于2004年，那时在京城的寒寂里呆了两个多月，很有些百无聊赖的心绪。于是读鲁迅解闷，有了开释，便有所书写，而后屡屡中断，又屡屡拾起，这样断断续续的，写了快两年。——两年的时间只写出这么几万字，委实低产极了。倘要以作文活命，我恐怕必须死掉好几回。然而我未死，鲁迅却已死去多年。死得比我活着的时间还长，这不免有些难以追慕，而终究又不免有所追慕，这便是活着的尴尬。人间的事，从来都是生的追慕已死，没有死来追慕生。(如果真那样，便是闹鬼了!)所以生反而显得落后，以至如仰如钻，至死才能扯平。聊可慰藉的是，毕竟他死了。仿佛一个静物，至少更适合用来描画了。

他死的时候极悲观。死前的头一年秋末，写过一首描画一生心情的诗，说：“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诗十分精致，每一联都是对仗的，是鲁迅诗中我喜欢的一首。诗中所感慨，可谓贯绝了他的一生。第一联的“秋肃”、“春温”后来多被曲解，释“秋肃”为反动统治、“春温”为革命理想……使人哭笑不得。这种解说虽然可以自圆，但不见得就通。——如果“秋肃”是“反动统治”，为什么只是“曾惊”?写这诗的时候就“不惊”了么?依我的看法，实际上这个“曾惊”可以追溯到距此二十八年前的1907年，那时他在日本，写了一篇文论，叫《摩罗诗力说》，其中说道：“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联，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将这分立在二十八年两端的“秋肃”、“春温”作个比照，大抵就能看出他的心情了。

他是这么一个富有悲剧洞察力的人，读史也屡屡读出了“萧条”，而不是“进步”。这样的心智，放到了“尘海”之中，也只能是异端。这几乎成了他的宿命。所以他内心的结局，也只能是“阒寂”。所谓“星斗阑干”并非看到了什么希望，而是对那阒寂体验的一种实地写照罢了。然而他不幸成了“旗帜”，所以他的“阒寂”也就不免使他尴尬起来……

因为他生在一个尴尬的时代里。那时很多人都在骂他。譬如郭沫若，化了一个叫作“杜荃”的名，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于是，“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二重的反革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隔着资本主义来反社会主义。所以。逻辑地又得出他是“法西斯谛”了。“法西斯谛”这结论其实也是基于一种“二重”论的计算法，前提是：“法西斯谛”是帝国主义的，而帝国主义又是隔着资本主义来反社会主义的。……现在不少人都说郭沫若做得不对，但少有深究那不对的缘故的。这里面有没有尴尬呢?显然是有的。因为毕竟，鲁迅后来又忽然被钦定为革命的了，而且是最革命的。于是郭沫若们便不得不有所辩白和濂掩。

然而，这样的尴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除了所谓人的品质的问题外，恐怕还有时代的因素。在鲁迅被骂的那样一个时代的中国，“进步论”(或目的论)的机械历史理性主义已然泛滥。一些激进的人仿佛一夜之间便学成了某种能掐会算的秘籍，猛然觉得自己成了巨人。于是历史被他们目的性地预设为了诸种必然阶段，而他们，自然就成了掐算未来的神汉了。这么一来，人的实地的知见反而被贱视乃至搁置起来了。所以才有那所谓的“二重”之说。站在那样的立场，倘若鲁迅真能被判断为“封建余孽”的话，那么，“二重”也就是一种自明的结果。至少，郭沫若在算术上是没什么明显错误的。然而，也许最大的错误就是这“没什么明显错误”。因为那样精确而决绝的历史计算，是以对历史乃至生活的过度抽象为代价的。这里面，我们可以见出一种浅薄的“科学主义”(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化理性倾向也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仗势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历史哲学对“人”的吞噬。

这种吞噬，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前半叶日本的京都学派。前阵子读梅原猛的一些东西，看见了他对此的反思。京都学派那种对所谓“世界史中的哲学性”的强调，终于演化为对战争合理性的论证，于是军国的武功，便被当成了一种自由的和进步的事业。这是很恐怖的。这里面，其实存在着一种被抽象出来的所谓“历史”大原理对个体的实际压迫。而鲁迅所反抗的，很大程度就是这样的压迫。有趣的是，深爱鲁迅的竹内好也受到过京都学派的影响，他后来在写《近代的超克》时，也是在力图反思这个东西。他努力把成为战争意识形态的那个“超克”跟作为哲学意义上探求的“超克”有所区分。我倒不想简单地把这视为对战争的辩护，但这种思维路径本身却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在试图建立亚洲价值的同时却还是用了一把近代欧洲的尺子。这使他不得不陷入某种悖谬。而对于类似的悖谬，鲁迅很早就有所反省。这种反省，我们可以在他1907年写的《科学史教篇》和1908年写的《破恶声论》中看到鲜明的表述。他的这些反省，今天看来也依然是振聋发聩的：“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归于大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科学史教篇》)他对尘世间所谓的知识及弥漫成风的科学思潮，是有保留的，而对心无“本根”的新潮人士和那些把科学当作大棒的科学警察，更是深恶痛绝，称这些人为“伪士”，并有点调侃地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若夫自谓其言之尤光大者，则有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稍耳物质之说，即日：‘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略翻生理之书，即日：‘人体，细胞所合成也；安有灵魂?’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不思事理神闷变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依此攻彼，不亦慎乎。夫欲以科学为宗教者，欧西则固有人矣，德之学者黑格尔，研究官品，终立一元之说，其于宗教，则谓当别立理性之神祠，以奉十九世纪三位一体之真者。”(《破恶声论》)——这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立场，鲁迅把它称作“内曜”。这似乎是从佛学“五明”之中的“内明”转借过来的一个术语。“五明”的前四明是用事之法，也就是外明；后一明为立人之道，也就是内明，所谓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即个体内心智慧光芒的意思。有了这种光芒，人就是科学的主人；没有这种光芒，人则成为科学的奴隶。这种立场，实际上就是“立己”的立场。

在这样的参照下，鲁迅的个体立场就显出了某种可贵的价值。也因此，鲁迅作为一个人，才得以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汪晖曾经归结出一个概念，我以为是颇为有意义的——“历史中间物”。这所谓“中间”，并非左右逢源，而常常是左右为难。从白天难到夜里，于是脑际便泛出那许多阴森森的语言，骇人骇己。所以《野草》是一本“骇”书。

它向来也被认为是鲁迅最难读懂的一本书，在鲁迅全部作品中的位置也很独特。我始终觉得，《野草》其实是鲁迅个人的一部心态史。事实上，鲁迅所写的不同类型的东西，其内在精神都是密切交织的。我读鲁迅时，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他那些看上去零零碎碎的文字，内在却给人一种很“完整”的感觉。或许可以仿照经学的义例打个并不准确的比方：《野草》仿佛是鲁迅的“经”(如五经六艺)；他的小说、散文类似于这经书的“传”(如《春秋》三传的样子)；他的杂文、随感则是这经、传的一些“注”(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样授衔之后，便看出《野草》的严重了。——是的，这在鲁迅，确是一本严重的书。所以我也就拿它来下手了。

历来对《野草》的研究，多染着一种捕风捉影的习气，也就是经学习气，国人对此皆甚擅长。久而久之，关于《野草》的诠释也变得越来越玄，仿佛《野草》不是一本文学书，而是一本谜语书。这种情形，是很有些可笑的。虽然章实斋说过，读书应该‘‘临文主敬”，但敬之太过，也就滥同于警(古t·敬”字有狗的意思，本意就是疑神疑鬼似的警觉)了，结果弄得跟智子疑邻似的，所见皆如贼一般。我们今天的学界，鬼鬼祟祟的心态实在太多，反显得自己有点像小偷。但以这样的“偷”心去设计鲁迅，则难免捉襟见肘。《野草》虽然“严重”，但它总还是长出来的，不是偷来的。鲁迅是一个很自负(或负命或负气)的人。唯自负者方能坦白。《野草》其实是一个很坦白的东西。他的这些坦白，本是不认命的表现，所以他骨子里其实是一意孤行的。——这很重要!

在写这个小书的过程中，我间或也联想到汪晖的“历史中间物”那个概念。所谓“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在”或是他的自我的一面，“不属于”则是他的处境的一面，这作为一种状态描述，是有意义的。它从一种外观的角度较好地画出了鲁迅的内在的挣扎。鲁迅自己也说过“两间余一卒”这样的话。所以这样一种描述定位是有意义的。但它也不免让我想到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在……之中”的命题。与此并不关联的是伽达默尔说过的一种叫作“历史流传物”的概念，它的存在性质，取决于当代人基于“普遍性”的原则对它的阐释空间。也就是说，是当代的生存着的人折射了它的意义。那么，“历史中间物”似乎恰好在另一个光域，是历史的背景辐射衬射出了与之不相属的、作为“中间物”的那个人。这样的衬射，有点像逆光照片的样子，所以那被衬射的人，终不免有些灰暗。而“野草”时期的鲁迅，确实是灰暗的。

但我却不想把鲁迅当作“中间物”来谈。因为他的内在矛盾并非他刻意要滞留的。他也为这样的状态所苦恼。虽然这情形恰恰是“中间物”的状态，但我认为在其自我意识层面还是与“中间物”有区别。我们看到他的，固然有绝望和赎罪的一面，但也更有“复仇”到“粗暴”的一面，而后者，至少是他在实践意义上的一种选择。正因为他总的状态是趋近这种选择，所以他心里并不是没有要“属于”什么的期待和尝试，只是这期待和尝试妨碍到他的“人的哲学”对自我的界定时，他又屡屡退回到“中间物”中来。因此他的摆动，不是简单地在两个不属于他的世界间的摆动，而常常是在其“人的哲学”所界定的那个自我跟人群之间的摆动。这种摆动，使他能够有节律地站在人群之外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自我和人群，不因人群的好恶而好恶。也因此，他才在常人认为的该庄严处显露出某种格外的有趣来。

这是我所喜欢的鲁迅。事实上，我更愿意把他的这种状态视为一种“身体立场”，或名体验立场。体验是个体内在的一只看家的狗，只有在它的职守下，个体才不会被知识、主义、思潮等外物所吞没。至少在写作《野草》这个时期，他的身体立场是明显的。这背后有一个大语境，就是在那之前的数十年间，中国的精英们在睁了眼瞧之后，看清了中国困境的一些端倪，于是一次一次地想要突围。——先是在技术层面上谋求突围(师夷长技)，继而转到制度层面谋求突围(变法维新)，然后又转到思想意识层面谋求突围(开民智、立新民)……然而，这些中国困境的突围方案屡屡失效，到了严复的时候，已经被逼到只剩下疾呼“自强保种”的地步了。我认为“保种”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文化或社会范畴进行运作的努力，而退回到了民族生命体的底线上来做最后坚守。在这样的思虑背景下，中国人是获得过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这种体验到了20世纪初叶之时，集中得到的一种表述就是：青春表述。梁启超呼唤“少年中国”，陈独秀、李大钊呼唤“青年”“青春”，直至鲁迅的“救救孩子”……我认为都是从那个“保种”体验中演化出来的。这种体验呈现出两个面相：一个面相是近乎浪漫化的对“青春”的歌颂和肯定；它的另一个面相，就是反传统的思潮泛滥。其共通之处在于，这种对生命的体验都关注于“当下”——二者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现象背后的那个立场，那就是：生命立场。那是中国躯体在退无可退的历史困局下所剩下的最后一块高地。而中国式的“个人主义”的价值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鲁迅写作中的身体立场应该被视为这种生命立场的个性化表现。所以，简单作为“中间物”来判断固然有它的道理，但却不尽准确。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巨大的黏滞——生命被作为唯一的历史担当而产生的与历史之间的深刻粘滞。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当时那种生命立场下的身体书写，往往并不是感性愉悦性质的书写，这跟今天的很多“身体写作”有着极其有趣的不同。鲁迅的身体立场的写作，背后都笼罩着一个“死”的阴影(我们也可以在郁达夫那里看到一个“病”的阴影)，你会发现，他的身体书写似乎都在对抗着一个巨大的、深不可测的什么，这身体的结局，也就由惊耸、过敏、然后到累(仿如麻木)……

《野草》是累的。而它的“身体”又始终鲜活，所以也就不断折腾，折腾不下去时，它就只有“粗暴”了。然而那“粗暴”又何尝是它的本意?我看到过一种议论，说鲁迅的转向“粗暴”，使他的文学和精神失去了更上一个层次的机会，所以是一种绝大的遗憾甚至是堕落。这种话，空洞地说来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委实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倒也没有什么必要替鲁迅做辩护。因为鲁迅是无法回避的。就像一座大山，你问登山者为什么要爬山，他会平静地告诉你说：因为，它在那儿……

我大学时做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鲁迅，当时是刘泰隆先生指导的。我没有什么专门研究学历，稍微了解到的一点关于鲁迅的系统知识，都是拜刘先生之赐。到今天，已经隔了二十余年了，刘先生也早已毒故去。虽然二十余年后对鲁迅的喜爱依旧，然而我毕竟没什么长进，因为并没有发愿研究下去。所以我也写不出所谓的“论文”，只能写写这样的论述得既不系统，也不条贯的札记，心里也多少有些给刘先生敷衍一份作业的意思。似乎，鲁迅对于我而言，不是拿来“研究”的，而是用来对话的，或者说得日常些，是用来消遣的……

这样说可能显得有些虚伪和不恭，因为我先前对他确是很功利地佩服了一阵的。但在人间忙忙碌碌过日子，越到后来，我站在他的面前，就越没有刻意要“恭”的心思了。坦白说吧，日子过得迫厄了，便读一读他，于是便能够有所看破和释解。在日子过得得意时，就一股脑把他忘了，乐颠颠地去实践自己的“国民性”。这虽说有些犬儒，但我想，不少人大概也像我一样吧!——显然，这极不端庄，也很不谨慎。只是我时时管束不住自己，所以暂时也就只好如此了。这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不知何故兮，由他去吧!”

 ——高深者勿罪我。

2006年10月子仲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