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是高尔基1923年在国外疗养期间完成的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青少年课外精品读物：我的大学》叙述的是16岁的主人公阿列克塞满怀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了年迈的外祖母，来到了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到了喀山，主人公就清楚的看到，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上大学的美好愿望顿时化为泡影，因为他必须直面人生，必须首先为生存而受雇去干活。于是喀山的贫民窟、穷街陋巷和轮船码头变成了他踏上人生之路的头一所社会大学。

在《我的大学》里，高尔基用自己的笔触反映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民粹派反抗沙皇统治的活动，展示了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在高尔基的自传小说中，我们看到青少年时期的高尔基就已经对俄国的丑恶现实十分憎恶，一直努力探索生活的道路。他曾经幻想自己做一个强盗，劫富济贫或者用祈祷上帝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当时他还很年轻，当然这只是天真幼稚的幻想。

在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高尔基也未能找到曾苦苦思索的“我该怎么办”的问题的解答。接触了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高尔基又想从他们那里找到新的生活道路。

正文

这样——我来到喀山大学学习了，仅此而已。

上大学的想法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灌输给我的。此人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位生有女人般温柔眼睛的美男子。他就住在我们那栋房的阁楼里。我手中常拿着书，这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我们便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开始说服我，说我具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潇洒地甩动着浓密的长头发说。

当时我还不明白，即使家兔都能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那么煞费苦心地向我证明：这些大学正需要我这样的小伙子。当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事迹令人激动。叶夫列伊诺夫讲，我到喀山就住在他家，秋冬两季完成中学课程，再通过“随便”几场考试(他真这么说：“随便”)，我就能申请助学金上大学，而大约再过五年，我就会成为“学者”了。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毕竟才十九岁，又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考试完毕，就返回了家乡，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也追随他去了。

外祖母送我时，劝告说：

“你别对人发脾气，你总是发脾气，变得又厉害，又傲慢！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可是你外祖父，他又怎么样呢？这个苦命的老头子，活来活去，到头来成了一个大傻瓜。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会指责人，这种事魔鬼才乐意干哪！永别了，唉……”

她从松弛的褐色面颊上擦去几滴稀稀拉拉的眼泪，又说道：

“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你这个不安生的孩子，远走高飞了，可是我却活不长啦……”

近些年，我常离开这位亲爱的老婆婆，甚至很少见到她，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痛苦地感觉到，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个如此真心实意亲近我的人了。

我站在轮船船尾看见，她在码头岸边，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抓住那条旧披肩的一角，擦自己的脸和那双永远对人充满着无限慈爱的黑眼睛。

我就这样来到了这座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所平房的狭窄的小屋里。这所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尽头的土冈上。住宅的一面墙对着火灾后留下来的一片荒芜的空地。这片空地上杂草丛生；在艾蒿、牛蒡和酸模类草丛中，在接骨木的灌木丛里，还隆起一些砖房的废墟，这片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一群野狗住在里面，也死在里面。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大地窖，它是我的那些大学中的一所。

叶夫列伊诺夫家由母亲和两个儿子组成，靠菲薄的抚恤金为生。头几天我就看到，这个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寡妇怀着多么痛苦的忧愁，从市场回来，把买到的东西摆在厨房的桌子上，思考如何来解决一个难题：即使不算自己，又怎能用一小块次肉为三个壮小伙子做出足够的美餐呢？  她沉默寡言。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里凝聚着无奈的温顺的顽强精神，如同一匹竭尽全力的马——这矮小的马拉货上山，明明知道拉不动，却还要拉！

我来到这家三天之后，一大早，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

“学习呀，上大学。”

她的两条眉毛连同额头上那黄皮肤一起往上扬了扬，原来她的手被刀切破了。她吮了吮血，坐到椅子上，又立即站起来，说道：

“啊，见鬼……”

她用手帕缠住割破的手指，夸奖我说：

“您很会削土豆。”

哦，怎么能不会！于是我对她讲了我在轮船上干过活儿。她问：“您以为——靠这个就能上大学吗？”

那时候我还不大懂得幽默。我对她提的问题很当真，便对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而最后一步是要科学殿堂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

她叹了口气喊道：

“哎，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候尼古拉正要进厨房里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像往常一样快活。

“妈妈，做顿饺子吃多好啊！”

“好吧。”母亲同意了。

我想炫耀一下自己烹饪方面的知识，就说：“要做饺子，这块肉不好，也不够。”

这时候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生气了，冲我甩了几句刺话，弄得我两耳发红又发胀。她把一小把胡萝卜往桌上一扔，从厨房出去了，尼古拉对我眨了眨眼，这样解释母亲的举动：“闹气啦……”P1-3

解读高尔基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俄罗斯文学自从普希金奠基以来，经过果戈理的创作开拓和别林斯基的理论阐述，迅速发展起来，在19世纪大放异彩。俄罗斯文坛人才辈出，著名作家灿若星群，同18世纪前的俄国文学长期默默无闻相比，这种发展速度令人感到犹如从“侏儒”一下子变成“巨人”。然而同一切事物的成长规律一样，俄罗斯文学也有它的形成发展、迅速繁荣、走上高峰并转向衰落的历史，而且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在19世纪约一百年之内完成了全部历程，便无可挽回地没落了。即便从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来看，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文学走向高峰的标志，是出现了三大名家，各代表一种现实主义的形态：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虚幻的现实主义和契诃夫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不过，正如登山，人一到达极顶，再向前一步就是向另一面的下坡路走去了。一种文学的结束预示着另一种文学的诞生。

世纪之交，恰好是这两种文学发展的交替时期，出现了高尔基的创作。他的《母亲》《海燕之歌》，自传体《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以及一系列早期作品，为苏俄文学打开了新的局面，他被列宁称赞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高尔基作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其地位本来已有定评。即便在中国，也早就把本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对高尔基的崇敬。

然而一切都在变，几十年前，苏联国内掀起“重写文学史”和“重评苏联文学”的浪潮，高尔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遭到非议，从议论作家的晚节起，一直到否定其人其创作。一时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底事情的真相和实质如何？据笔者近年来多次考察所了解，当今在俄国对高尔基的看法仍然存在两种声音。虽然有人说高尔基已丧失了“革命海燕”的荣誉，变成了传播灾难的信使——‘'--K黑乌鸦”，或者是具有两副面孔的“双头海燕”。但是也有人在继续做坚实的工作：首次编辑高尔基全集八十卷并已出版三十六卷，在20世纪90年代再出版二十五卷，其余近二十卷也将随后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在俄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只有托尔斯泰的九十卷全集可与之相比。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高尔基早以其创作的实绩在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同时也显示了后代人对他的地位的肯定。

现在，由刘伦振同志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精品集》——《海燕之歌：高尔基中短篇作品精选》《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五种，既是高尔基优秀作品的代表，又体现了我国学术界和读者对于这位杰出作家的肯定。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五部作品，最好的办法是把它放在作者的整个创作之中，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同时也就具体的作品分别做出阐释。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年3月28日—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的一个木匠家里，早年父母双亡，他寄居在开小染坊的外祖父家，只上过两年小学。因外祖父破产，他从十一岁开始在“人间”流浪，做杂工、当学徒。1884年到喀山，本想上大学，却未能如愿。结果社会底层便成了他的“大学”：当码头搬运工、面包师、杂货店伙计等。做工之余，勤奋读书自学，接触到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曾于1888年至1889年和1891年至1892年两次浪游南俄和乌克兰一带，扩大了生活面，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1898年出版《特写与短篇小说集》，一举成名。

此后高尔基便成为20世纪前三分之一年代里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的中心人物，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世纪90年代，是他的探索时期，共写了中短篇小说、特写、诗文约七百篇。早期的创作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少女与死神》(1892)、《伊则吉尔老婆婆》(1895)、《鹰之歌》(1894)等。《伊则吉尔老婆婆》以腊拉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丹柯的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相对照而显示其时代的新内容。后者在族人危难之际抓开自己的胸膛，高举燃烧着的心，为人们照亮走出森林的道路。这是作者对19世纪末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利己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鹰之歌》以鹰和蛇两个形象，象征为追求自由、光明而不怕牺牲的英雄和苟且偷安、不敢斗争的小市民。作者热烈赞颂了鹰的献身精神：“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一个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

……

高尔基文学评论的重点之一是对苏联新的文学创作原则的阐述，特别是1933年在经过文艺界讨论之后，写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对苏联文学新的创作方法从理论上做了全面的阐释。

1934年主持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时，他做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谈到新的创作方法的实践价值，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任务在于激起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同时，他还要求站在未来的高度来描写现实，这就要求作家应该看到未来的伟大目标，因而他提出了“第三种现实”的看法，指出：新文学的目标“不仅在于批判地描写过去，更主要的是要帮助通过革命取得的现实东西得以巩固，阐明社会主义未来的崇高目标”。所以他说：作家不仅应该知道“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我们还需要知道第三种现实——将来的现实……没有第三种现实，我们便无法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总之，高尔基在苏维埃时代，是苏联作家们所拥戴的领导者，也是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将会有长远的影响，并继续赢得读者的尊敬。

这个精品集的译者绝大多数都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我国苏联文学翻译界前辈曹靖华先生的门生。他们继承曹老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勤奋笔耕，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和优秀的文笔，译出了一部又一部俄苏文学作品，贡献于读者的是译作的精品。他们正在把曹老的传统发扬光大。自“五四”以来，我国在外国文学翻译上已形成了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传统，注意依据人民大众和本国现实的需要，汲取外来文化有益的成分。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鲁迅把译介俄苏文学比作“偷天火给人类”的事业，曹靖华正是努力实践这一宏伟业绩的杰出代表，他翻译的优秀俄苏文学作品(包括高尔基的《一月九日》)鼓舞和影响了无数青年走向革命，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是那种“为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而我们的这批译者，正在沿着前辈的足迹前进，继续这项伟大的工程，翻译出足以鼓舞当代人为建设我们国家而努力工作的优秀作品。

李明滨

1995年3月20日

李明滨，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俄罗斯学(苏联学)研究所所长、中俄(苏)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高尔基能将“那些似已无用的生活素材变得永恒”。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高尔基的人物本身就包含着革命。

——英国作家萧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