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脚步沉重而拖沓，而且，陷入了一个怪圈：从王朝初建的清明，到末期的腐朽，随后被不堪重压的农民起义推翻，而新的王朝又重复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帝国，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这样的轮回中逐日变为垂垂老者，巨大的身躯轰然倾倒于烟尘之中……

从历史看文明的积累，从文明看历史的价值。本书为“历史之镜”丛书之一，对隋唐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及事件作了介绍：隋炀帝的抱负与失败，李世民与玄武门兵变，武则天背负的情与恨，唐玄宗与安史之乱……

中华帝国的脚步沉重而拖沓，而且，陷入了一个怪圈：从王朝初建的清明，到末期的腐朽，随后被不堪重压的农民起义推翻，而新的王朝又重复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帝国，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这样的轮回中逐日变为垂垂老者，巨大的身躯轰然倾倒于烟尘之中。

在帝国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惊人的相似：制度的承袭、人物的脸谱化……每个中国人，在借此套丛书回望来时路之时，都将为我们的历史而欢呼、惊讶、愤怒，甚至于椎心泣血。

干戈休止平天下——隋文帝的一生与开皇之治

迷楼繁华化为烬——隋炀帝的抱负与失败

骨肉相残接帝位——李世民与玄武门兵变

无字碑前吊女主——武则天背负的情与恨

九重城阙烟尘生——唐玄宗与安史之乱

藩镇之祸无力收——泾原之变对中唐政治的深远影响

元和中兴图长业——中兴之主唐宪宗的功过

大中之治化险境——唐宣宗的励志与无奈

咏菊言志终乱唐——黄巢起义的毁灭性打击

无力回天空留恨——唐昭宗与朱温的君臣恩怨

中原斯杀争霸主——五代的更替

局促一隅起新色——十国的兴衰

远嫁异乡安邦国——唐代的和亲公主

黄门弄权酿大祸——唐代的宦官和政治

一朝题名天下闻——唐代的科举

胡旋歌舞炫斑斓——唐代的胡人和胡风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下诏营建东都洛阳。他看准了洛阳“水陆通，供赋好”的好处，因此将一座崭新、宏伟的都市留给了后世。移都洛阳之后，解决了关中供应不足的问题，自此以后，帝王官员们再也不用风尘仆仆地“就食”洛阳，这一点在当时是很该肯定的。尤其后来开凿的大运河，就是以洛阳西苑为起点的，这条运河将中国北方和南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江南财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当时的政治中心，可见隋炀帝还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后世的小说家却编造出隋炀帝营建洛阳只为个人享受，说他耽于声色，在洛阳宫里封了十六院夫人，整天纵情娱乐，还时常带着数千宫女游玩宴饮。其实，从正史材料看，移都洛阳后，隋炀帝每年开春后就四处巡视，到九十月天气转寒时才回到洛阳，哪有什么时间在月下游荡，湖中泛舟呢?

突厥一直是隋唐时期的北部边患，尤其在隋代，正是突厥国力发展的时期。虽然隋文帝和炀帝都有武力以及和亲方面的准备，但是突厥铁骑的反复骚扰和进犯，也着实令人头疼。面对突厥等北方民族的压力，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四年、十一年三次北巡，就是想镇抚北部边境。隋炀帝在父亲当年“朔方、灵武筑长城”的基础上，又从榆林往东继续修了一段，利用几大河流连成了一道半是人工半是自然的防线。这些，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心理上都应该会对当时的北方雄主有一定的震慑作用。而且修接长城，也没有役使过多民力，这一点比起秦始皇来要好多了。

再就是开运河。隋朝的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海和长江水系，充分利用了原有的人工水道和天然水道，五千多里的运河，解决了水利问题上的众多难题，将南北交通顺利地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开凿运河的三年多时间里，并没有发生农民暴动，可见当时的征发劳役，并不是特别残暴的。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还下令在河岸广植柳树，非常明确地显示出他的环保意识。至于因为开运河而冒出来的那个吃人的麻胡将军，后人考订史实并无此人；就连那些所谓拉龙舟的殿脚女，其实也是无聊的文人们杜撰出来的“艳情”之一，史上同样没有此事。后人之所以将隋炀帝开凿的运河说成是亡国祸水，我想，真正让隋代百姓受苦的并不是“开”，而是隋炀帝的“游”。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六年和十二年三下江都，尤其是后两次适逢运河畅通，好摆帝王威风的炀帝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带着百官一起出行，下江南的船队首尾衔接，绵延数里，光是挽船拉纤的壮士就要将近十万人，两岸护卫的御林军又是二三十万。这么一支庞大的行动着的政府，浩浩荡荡地开往江都。隋炀帝要求沿途五百里以内的州县都要供应饮食，吃不完就下令埋在河岸土中。这种炫耀中原天子气派的做法自然是亘古未闻，也让和运河能扯上关系的百姓苦不堪言。尤其是大业十二年最后一次到江都，原本就是躲避中原农民起义的举动，那时候的百姓已经被这个好事天子搞得怨声载道了，再那么讲究排场，人们自然就会恨透了这条索求无度的运河，以及这个开运河、游运河的皇帝。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河右，主要目的是为了平定吐谷浑，安定西陲，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应该说，这次巡游，是他最为成功的一次出行。当年三月，御驾从长安出发，经过陇西和青海各地，最后到达甘肃的张掖。鲜卑族的别支慕容氏在晋末动乱时期以青海为基地建立了吐谷浑王国。当年该国强盛时，曾隔绝过隋朝和西域的往来。隋文帝就曾以宗室女光化公主下嫁可汗伏，以示拉拢。但是吐谷浑和突厥形成两端夹击之势，始终是隋王朝的心腹大患，隋炀帝一面派战将出击，一面派裴矩出使，他自己也酝酿着一场亲征，想彻底解决西部边境的问题。这次出巡的途中，炀帝亲军在覆袁川(今俄博河)合围吐谷浑王，降其部众十余万。这场胜仗发挥了它最大的威慑力，随即，高昌国主麴伯雅带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来朝，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大喜过望，随即下令置西海(今青海湖西岸)、河源(今青海兴海东)、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历史上第一次将青海省的大部分归人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尤其是因此归顺的西域诸国，在中原王朝的强大武力保护之下，保证了安定丝路畅通，中原和域外的联系又开始了新篇章。当时二十七国首领朝贡炀帝于张掖，一贯喜好热闹排场的炀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炫耀的机会，他下令武威、张掖的士女盛装纵观，周亘数里，以示中国之盛。各国首领在炀帝搭建的御风殿前朝见了中原天子，当时鼓乐齐鸣，歌舞升平，一直热闹了好几天才作罢。

这还不算，第二年正月十五，诸国酋长云集洛阳，献上各国特产，请求天子许以东京新丰市为对外集市，隋炀帝当然应允。其实，为了这场盛会，炀帝早早做好了准备。当时皇城端门外大街上表演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声闻数十里，不论白天黑夜，灯火光烛长明不息，持续了一个月才散会。时值隆冬，为了增加喜庆的气氛，洛阳街头的树枝上都缠满了绫罗绸缎剪出来的绿叶鲜花。为了显示中原的富庶，他还明令所有胡人进酒肆茶楼，一律不许收钱，还要店主说：“我们中原富庶，吃饭一贯不要钱。”胡人们看到进京的路上冻死、饿死的百姓，京城又是这样的奢靡繁华，对此大为不解。面子撑到这种份上，可见隋炀帝已将年轻时期的伪善遮掩发展到了极致，也为国家的灭亡和边地的战乱种下了祸患。

即使如此，无论是建新都，还是开运河，以及西巡、北狩，在父亲隋文帝积累下的国力和财赋支撑之下，这些都尚能应付。隋代百姓虽然辛苦，但尚未到崩溃的边缘。这也让隋炀帝更加迷恋武力征伐和肆意挥霍，终于在国力鼎盛的假象下将家底彻底掏空了。隋朝的灭亡就出在他的三次征辽战争上。

P18-20

陕西人民出版社重视历史读物，有意为普及历史知识、提高读者的人文素养多做些事情。

不久前，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年轻学人，经过讨论，决定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丛书，名《历史之镜》。韦禾毅同志邀我写序，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亦未见全稿，只是读了其中的部分稿件，在这种情况下写序是有些困难的；但或多或少有一些印象，也曾想过一些相关问题，就写一点儿感想以供参考吧。

书名《历史之镜》已经点出了丛书的主题。据《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记载，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故，唐太宗恸哭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殂世，遂亡一镜矣。”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以史为镜，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可以使人变得聪明睿智，这是显示史学重要功能的生动比喻。其实，远在西周时期，周公早就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的名言。古代的镜子又称为“监”，周公要求当政者以“民”为镜，时常对照检查，反省为政的得失，颇有深意。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初衷是想通过编写《历史之镜》，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使人们获得历史中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及立己行事必须遵守的若干准则，这对于人们了解现实、展望未来，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个人素养都是大有裨益的。

为更好地做到这些，我以为，在关于稿件内容的讨论，以及编辑加工过程中，有两点最好能加以注意。一是要着眼于全局，选出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人物和主要典章制度来写。二是要注意揭示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内容的选择和阐述上，不宜只是局限于政治与军事方面，过分渲染帝王和皇族生活，或是流于对名胜古迹作过多的引申，也不能迁就世俗所谓“戏说”和猎奇的心理。对于影响历史全局的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民族关系吏、科技史和环境史等大事，似应有所体现，这样更便于人们从多方面去审视历史演变和文明创造的成果。

扼要一点说，要做到：从历史看文明的积累，从文明看历史的价值，这才是历史之镜的焦点，以此将历史的不同侧面联系成一个整体，向读者展示，中国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史，这也许就是丛书的主题吧。

据出版社介绍，该丛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也就是说它是为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读者群服务的。这说明丛书既不能过分专业化，又不能失去一定的深度，要写得深入浅出。从我已读过的部分稿件看，觉得做得比较协调，相信丛书可以达到预期目标。我想，决定作品成功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主要看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写史要求“真”，“真”是历史自身所有，而不是史家硬加上去的；求真不仅仅是描述历史现象，使之不走样，而且要力求触到历史的内在脉搏。要达到科学与创新的统一，不仅取决于准确地阅读和叙述历史，还要使写出来的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启发性，而不至于停留于故事情节，也不至于满足于描述一些静态的知识或者历史影像而已。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下工夫。唐代史家刘知畿说，史家要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提出一条，即史德。梁启超概括为“史家的四长”。这些优良史学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并加以发扬。

同时，还应向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学习。《史记》被人们称为史家绝唱，千百年来人们读之不厌，总觉得有耐人寻味之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部伟大的史书有很强的思想性，集中体现于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表述之中。我们读史书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事件转瞬即逝，但是深藏在历史过程中的“道理”(即思想性内涵)却是永久的，应力求如实地发掘出来。

在编写历史读物时，要有思想性，这个要求有点高，但不能没有。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只是描述历史现象，叙一叙历史故事，那就很难起到“镜”的作用。所以，简言之，“历史之镜”应该成为“思想之镜”，就是说它要借助历史，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加强人们的历史感和历史想像力，扩大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如果作者们能自觉地注意这个问题，将思想性渗透进所写的内容中，就必然能真正地感染读者。《历史之镜》的编著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理由期望，他们会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总之，我希望丛书的编著者们，既能继承我国历史编纂和史学优良传统，又能放眼世界，关注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历史之镜》在社会上能够真正起到“镜子”的作用。

最后，我衷心希望，《历史之镜》出版后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