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归来，蒋晓云以书写两岸议题的长篇小说《桃花井》复出，作家张大春为之激动，直呼“她是我的偶像”。

如果《百年好合》记录的是传奇故事，那么《桃花井》书写的便是无言之恸，它是一部让人等待了三十年的小说。

夏志清、王安忆倾情推荐。

《桃花井》是蒋晓云复归文坛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

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到台湾的李谨洲老先生经历大半生离乱颠沛后，晚年回到家乡。老人寻回了失散的长子，更进一步找了个桃花井的寡妇董婆续弦，打算在老家重新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城乡的差距、父子的代沟、个性的冲突、利益的挤压等问题交相上演。且看老人如何智慧布局，在命运荒谬却又见真情的人生过程中，遂其所愿，落叶归根。

〔代序〕都是因为王伟忠

去乡

回家

桃花井

探亲

兄弟

归去来兮

〔跋〕洞中方一日

〔后记〕此灾何必深追究

呛呛呛，咚咚咚，呛呛呛，咚咚咚……

扭秧歌的队伍像洞庭里一个浑浊的浪头：退进进退退进进进，黄黑面皮蓝色列宁装的外乡人，踏着简单的步子，舞在这湖畔第一大城的市街上。

不管是怎样的世局，锣鼓对中国百姓仍然有绝对的号召力；远远听见，就有人探头张望，等着游行的队伍走近，小孩子更是从家里奔出，迎了过去。

其实从解放军进城以来，这样子的游行几乎天天有。南津港大桥炸毁，粤汉铁路还未通车，货运不便，许多铺子借这个名目上了门板，免得收进当不得用的货币。可是不两天会有人来敲开门，建议立即照常营业，就不用担心扰乱新社会秩序。于是街上的大小店铺又都重新开张，伙计也上工，只是柜台、架上却都空荡荡，表示原来所言不虚。连两家照相馆都能见机，早先橱窗里陈列的本城名人富绅玉照，都已悄悄取下，把三两张大幅风景照排到中间，填充场面，岳阳楼、洞庭湖、君山就这样无言地被关进了玻璃橱子里，浅墨深灰的楼宇山水又把玻璃衬成了镜子，里头可以看见秧歌队伍的映像正走过来，只是比真的模糊了一些。

游行的队伍就舞在这样一个既热闹又萧条的街上，街两旁挤满了人，像从前看游神的人一样多，可是没人评论喧笑；也许因为没有炮仗硝烟，所以气氛不对，也许因为大家都还记得前两天就在这条街上开公审大会，枪毙了五个人。

一眼望过去，那挤着的重重叠叠的路人面孔，好像都是一号表情，仿佛他们眼前蓝色列宁装的队伍只是戏台上的过场龙套，不值得发表一点意见。只有那边，那边一个店铺伙计站得高，人头堆里就看见他一嘴包不拢的龅牙，很开心似的笑着，他右手斜斜向上扶住一截断垣，是鬼子轰炸后未修复房子的余烬。

杨敬远避开人多的地方，净拣僻静巷弄绕着走。他穿蓝布长袍，帽檐压得很低，他最不愿意遇见熟人，人家跟他打招呼，或是装了不认识，一样教他心烦。他一直低头匆匆走着，到要转弯了才就势一瞥大街上那欲行又止、弄了半天还差不多在原地的秧歌队伍，入眼的却是队伍最前面一幅红布大旗，上面的镰刀锄头被风一展，竟像就要破空向他飞来，他心中一懔，赶紧走了开去。可是锣声鼓声传得远，呛呛呛咚咚咚地始终紧跟着他；他一双黑面布鞋疾疾走在石板路上，却怎么也走不乱那锣鼓声，它们硬是把他送到了家。

杨家的大宅子战后重新增修过，进深极长，前后两面面街。前面临大街建成铺面，原来出租给农民银行办公；后面是巷路，可以通湖边，另筑围墙建院落起大门圈起新建的洋楼并其他的房合错落在新修的大花园中；花园太新不及命名，街上的人只叫杨家花园。敬远抄近路，穿过银行办公厅，再走穿堂、过天井回家。

银行早就停止办公了，部队在这里设了一个办事处，办什么事不清楚，只晓得白天都不在，晚上倒天天开会。这时近黄昏了，房子这一面刚好背光，柜台、办公桌椅，全冷然地坐在寂静的暗影里。杨敬远从亮处进来，眼睛还未习惯室内的昏暗，脚下却不停，一忽儿就走了出去。

隔天井再一独立小花园便是他自宅的后门，本来装有电铃，现在电力公司作业还没恢复正常，不能供电，再加上前面几个干部常常不请自来，关着门表示不坦白，只好一直任这小门敞着。敬远遥遥看见太太秉德正在那头前门送客，他这里就在小门边站住了脚。

那头半开着门还在讲话，他只能看到客人一点侧脸，拿不准是谁，他们家现在没有人愿意沾边，会来走动的都是来做他们工作的人。他耐心地等在小门旁边；八月天，哪怕夕阳都还毒辣，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可是他却到了家还不敢摘帽，那帽里硬硬的边衬压在他的眉上应该并不好过，他却似不觉，也许他但愿那帽檐突然膨胀成一张幕，让他能躲得更好。

那头终于掩了门，杨太太转身朝屋里走。她走得不快，微微低着头，院里草长，没了她的脚，她身上阴丹士林布旗袍被风吹动一点点。敬远看着她，仿佛觉得眼前走来的还是当日在街头演抗日话剧的活泼高女学生；又或者是他在学校外边等着，她是匆匆来赴约的初恋少女，脸上还留着被同学取笑了的羞红。时间就在她走来，他走去的那一瞬间退了回去，后来的一切好好坏坏也许都不曾有过。他晓得她的性子，念书的时候她就率先穿短袖子衬衫，用火钳子烫头发；躲鬼子逃难到乡下，走过塘边，她一定要照影掠掠头发。她就是这么个人，现在她无奈地穿着她早就扔在箱底的蓝布大褂，他从这上头都读得出他们现下处境的悲哀。

“怎么弄到这时候才回来！”她看见他，又忧又喜地道。

P9－11

都是因为王伟忠

近几年台湾“眷村”暴红，还形成文化现象，表演工作坊更把“宝岛一村”舞台剧演到了北京和上海。一时之间彷佛台湾的外省人都与眷村攀上关系，这让我在佩服“眷村代言人”王伟忠先生的行销能力之外，也激发了讲讲我所知道的“外省人”的故事。

和王伟忠一样，在生长的环境中，我透过父母的社交圈认识很多“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着头想，也想不出哪个叔叔或伯伯是住在眷村里的，更谈不上跟着父母去眷村串门子了。我自己倒是因为结交过眷村的小朋友，进去过眷村；造访那种有围墙的“军区大院”，对我这个墙外的“外省人”来说，当年也是很神秘和刺激的。

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来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着国民党军队撤退的军人，可是也有“纯难民”，他们是不见容於共产党，却和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太多渊源或理念交集的中华民国“国民”，用眷村的说法是一群“老百姓”。他们之中直接迁移到世界各地，变身“华侨”的是姓孔、宋的少数，很多过了罗湖桥到香港受英国人的庇护，有一些就到了台湾；除了不是跟着部队开拔，他们到台湾的理由林林总总，也许是给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机会，也许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时辰被断了归乡路的（我就知道这麽一位到台湾来度假的长辈）。

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触和知道的就是那个“非主流”群体。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叔叔、伯伯、妈妈、阿姨，真是什麽样的人都有；有博学的大儒，也有之无不识的文盲，有显贵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乡，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调其他省分因为国共内战而流浪到台湾的外省人。

我没有统计数字佐证，我只能猜想他们是一个很小的样本池。可是群体虽然小，却因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统一背景，我听到的事就很多样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爱党气氛不同的是，这些人对当时国民党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表。我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生长环境的影响，和我所认识的眷村朋友大不同调。

那个时候，台湾最大的雇主应该是政府，这些叔叔、伯伯、妈妈、阿姨中有文凭的，不管喜不喜欢国民党，为稻粱谋，很多都进了公家机构做了国家公务员，不过他们一般比较喜欢教书，因为当公务员好像一定要入党，可能有违他们的初衷；教书的自由度相对比较大，可是常要公开讲话，哪怕面对纯洁的学生，多说话还是个危险的职业。

我的创作开始在报章杂志发表时，我的父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虽然得意女儿名字因好事见报，却又怕我胡编瞎写惹上文字狱一类的麻烦。有一阵子我忽然对老兵感到兴趣，打算写一系列他们的故事，才写了第一个短篇，有杂志约稿，就交了出去。主编是位前辈，特为此找了我去，告诉我退伍军人的题材不要写，把稿子当面退了。我回家骂骂咧咧，觉得老人家想得太多，我的父母听说了却差点没去函致谢，觉得真是碰到好人。

我小时候对一些事有记忆，向父母求证，问他们：“你们那天晚上说过什麽什麽？”他们就斥我是“作梦”。最後我也分不清自己脑子里那些片段的印象是梦是真。可是管它真假，我小学就开始编故事写小说自娱了。

真正记得，可以印证我这个外省家庭与别人不同的时候，已经念高中了。因为在学校搞文艺活动算个活跃分子，教官要我入党，如果没记错，几位同学还一起跟当时的青年救国团主任李焕座谈，搞一场小菁英入党的戏码。当年高中生加入国民党真是一件小事，却惊动了我的父母。他们认真地讨论要怎样婉拒才能面面俱到，不至於影响我的前途。我大不以为然，不入就不入，讲一声就是了，国民党哪有那麽不讲理？我爸爸把我臭骂一顿，内容完全忘记了，只记得他气急败坏地对我妈妈说：“你看她被洗脑了！”最後我被逼得灰头土脸地去跟教官说，父母说入党是“大人之事”，我还“未成年”。

比较戏剧性的一次，是1975年以後我已经得了联合报小说奖开始发表小说，不知道是什麽公家单位邀请青年作家餐叙，我应邀前往，席间被安排坐在某将军的旁边，回家後自然要被父母盘查细节。我叙事的时候没有直呼其名，而是照着被介绍时的称呼，叫主人官衔“某将军”，我爸爸很不屑地说：“什麽将军？帮别人养私生子的裁缝也是中华民国的上将了。”

那时候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忽然小时候这里那里、乱七八糟听来的闲话都连连看一样地连起来了，原来不是作梦。我一个父执对共和国有“太子”和“太子党”都是极看不惯的，常对我父母发牢骚，最喜欢讲经国先生的闲话，所以我大概小学时就听说了许多小蒋的风流韵事，只是对时人不熟，兜不拢谁是谁，更没把小时候大人嘴里形容的“猪头猪脑”的猪哥“太子”和自由中国经由国民大会选举出来的领袖和他的家庭连到一块去。

和眷村里日子过得简单而笃定的外省家庭相比，我生活里的大人真是复杂又旁徨得多了。他们爱批评时政，对政府不满，意见又多，常互相通风报信说是谁谁多言贾祸，又给抓了进去，可是显然不自我警惕，有时还故意给自己找点麻烦。

我有一位父执是从前的“万年国代”，一天兴奋异常地对我父母描述他们几个如何在行使投票权时串联投下废票，抗议总统一再竞选连任“违宪”。他们冒着严重的後果希望起码让第一次表决不能通过，“给想做皇帝和拍马屁的人一点教训”，这些书生对独裁微弱的抗议现在讲起来似乎很可笑，可是连我那麽小，都知道他们在谋大事。

这件事后来的发展好像是有人临阵退缩，折腾半天，唯一的候选人还是得了个“万民拥戴”的投票结果。我多少年以後才知道，这位长辈是参与立宪的国代，虽然他们後来在台湾都是别人革命的对象，但当年他们也是有过理想的；即使在独裁的强人政权下，他们也曾经卑微地维护过那本他们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有时大人不小心让我听到的事，不用他们说，我自己也觉得是作梦。倒是年纪渐长以後，读到一些东西，居然会和我儿时的那些片段的“梦”产生联结。我记得我的一个世伯是“西西派”，小孩自然不知道西西是什麽东东，问了人家大概又说我是“作梦”就打发了。我也要到多少年以後才知道是CC，不是西西，应该也是确实听到过这个说法，才知道世上有“西西派”（CC派）让一堆贴到标签的外省人都倒了楣吧。

王伟忠和他的工作夥伴们带着各种文艺作品在大陆四处巡演和推广，他们在台湾以外也得到热烈的回响，真是一件喜事。可是他出了本新书说是“写给当年未随亲人来台、留在大陆家人看的一本书，告诉他们国民党老兵在过去六十年是怎麽过的，以及第二代外省人所经历的成长背景”，这就让我这个第二代外省人要举手抗议了。

若干年前，朱天心在她《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文中给我也派了一间房，我当时没吭声。在台湾没有眷村庇护的外省人是小众也是乌合之众，和眷村的鸡犬相闻不同，我们这种人家里出了事是不会有隔壁张妈妈李妈妈来关切或帮忙的，只会连夜搬家，消失在人海里。

和我的父母一样，做为外省第二代的我也习惯保留隐私，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连故旧如天心也错以为我是她眷村的兄弟姊妹呢。王伟忠接下朱家姊妹以及其他能显父母的眷村子弟的棒子，用更有威力的传播工具把眷村的故事讲得这麽热闹，已经让眷村和台湾的外省人画上了等号。可是我知道的那些眷村外的长辈，他们和眷村里的长辈从同一个时代走过，从中国各省到了台湾，他们也都年轻过，热情过，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可是他们没有王伟忠代言，没有电视剧和舞台剧，也没有纪念馆。

缺少代表性不表示不存在，我父母作古多年已经无法反对，可是为人子女的我不忍心让王伟忠的成功把他们一整个时代都搬进眷村。唉！可惜我们家大人说话，小孩是不兴旁听的，所以我懵懵懂懂的长大，所知极为有限，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让我与闻大人的“反动言论”，起码我有多些的素材写小说来纪念他们的时代，让後人知道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军区大院”外面也有异乡人的血泪斑斑。现在怎麽办呢？已经多年不再创作的我，又开始拼凑那些片片段段童年“梦”中听说的事，写我自己也真假难辨，可是事假情真的小说。我知道自己浅陋，我也知道小说的读者在凋零，可是我不忍心让斯人独憔悴，我想要记下他们的人生逆旅。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此灾何必深追究

虽然我自认写的是写实小说，却只敢对做过功课的时代背景拍胸脯。至于书中人物，即使言行有考据，都是无中生有；即使少数确有原型，也往往拼凑得身世不可考，故事更是掺杂混乱得连作者也难追来处。

创作《桃花井》中的苦人杨敬远时，只知道父亲有一位倒霉的朋友，在一九四九年随着难民潮从湖南家乡到了台湾，不久后却遭人诬陷，大半辈子都在异乡坐牢，却并不清楚是哪位长辈命运如此多舛。编小说时仅凭父亲生动的描述，强把自己对那一代读书人，生长于动乱的同情和哀伤化为想象与文字，写成了“回家”一章。

最近因为准备《桃花井》简体字版付梓，整理稿件时和老哥闲聊，虚拟人物在人世间原有的面貌竟然得以浮现。

老哥说：“你那故事的原型是周金声周叔叔。他是湖南华容人，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投笔从戎，放弃学业参加抗日，胜利后年纪轻轻就做了家乡的青年团干事长，算是少年得志。刚到台湾的时候常来我们家，你小时候他抱过你。那个时候，他在《民众日报》当编辑。

“和其他眼看回不了家乡的外省人一样，孤身来台的周叔叔，就和一个被前男友始乱终弃、婚宴时已经挺着大肚子的女人结合。两人后来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周叔叔人好，对新娘带过来的孩子一视同仁。

“那时报社工作日夜颠倒、薪水微薄，为了顾家，周叔叔就在国民党产业党部谋了一个文职。他的文笔好、能力强，资历也够，进去了很被重视，可是就在要升职的时候，被同乡告发通匪。

“周叔叔被抓去调查，整了个把月也没发现有什么间谍罪行。可是那时候国民党丢失大陆政权不久，风声鹤唳，一般没有什么过硬背景的外省人在台湾没有奥援，哪怕明知冤枉错抓，军法官不敢无条件释放，就以周叔叔在学时参加过左倾读书会的名义，随便判了个罪送去绿岛。

“失去了工作，还背上了政治犯的罪名，周叔叔的老婆因此和他离了婚。他出狱后贫病交加。亲生儿子那时不知是军公教哪个行业，可能因为职业，不敢收容，反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长子，挺身而出，接回家奉养。两岸开放，他能返乡时已病重，出了长沙机场就进了医院。就像你书里写的那样，离开故乡四十多年，却死在了门口没能回家。”

老哥叹气做结论道：“真可怜！初迁来台的前几年是抓共谍的高峰期，只要有人告，一定抓。那时算国民党‘业绩’的，你懂吧？”

我说懂：“像美国交通警察开罚单有Quota，要抓够数，所以人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出现，就会倒霉。”

“你懂什么！”老哥啐我，“乱告乱抓，缺阴损德，为了一点告发奖金，害别人家破人亡！”

“我讲的事情有名有姓，有文献可查。”他愤然举例，“湖南有个国大代表叫裴力之，安乡人，觊觎同乡妻子貌美，就举报别人的丈夫是匪谍，打算先陷害了同乡入狱，再去追求人家的老婆。有人仗义，用湖南同乡会的名义发文挞伐，逼得裴力之只好撤告。结果呢？被诬告的那个人照样抓去绿岛关，一世不得翻身，裴力之自己倒吃香喝辣，开公司当老板，国民党的万年民代当到寿终正寝。唉！哪有什么天理报应？”

“我就感到奇怪！那时候在台湾，别省的外省人都抱团；你看以前我们家在西门町开店，左邻右合都是上海人的生意，湖北人凑钱在永和买地盖房，福建人在新店一起办学校，宁波人搭伙放利息。只有湖南人流行告同乡是匪谍。”老哥虽然说得感慨，可是他更爱说笑，正经几句后又忍不住要说“风话”了，“老妹你的出生地是台北，我可是在湖南生的。可是有人问起，我都赶快说是台湾人。承认了湖南人的身份我还得多解释几句，说大人在台湾告来告去那个时候自己还小，诬告同乡、害人坐牢这种事我可没份！”  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大多已经走完了他们的人生路，我写着他们的故事，想到他们曾经年轻，曾经努力，曾经热血，曾经战火，曾经流离，最后想到了父亲喜欢的东坡先生两句诗：“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

资质驽钝，因果参不透，只能学着不深追究；敲打键盘，心愿卑微，只想诉说他们此生走过。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