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错的彼岸》是一个身在加拿大的温州女子写的两个温州女子在加拿大的故事，复杂地说就很是复杂了。首先可以说这是一部侦探小说，因为它具备了侦探小说的一切条件。小说一开始就是女主人公黄蕙宁神秘地失踪，然后就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女记者介入了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女主人公黄蕙宁的出身、家世与个人命运被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在调查的过程中，女记者与警官的感情似乎也到了瓜熟蒂落的程度。这时，黄蕙宁失踪之谜也揭开了……

《交错的彼岸》是一个身在加拿大的温州女子写的两个温州女子在加拿大的故事，复杂地说就很是复杂了。首先可以说这是一部侦探小说，因为它具备了侦探小说的一切条件。小说一开始就是女主人公黄蕙宁神秘地失踪，然后就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女记者介入了此案。随着调查的深入，女主人公黄蕙宁的出身、家世与个人命运被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在调查的过程中，女记者与警官的感情似乎也到了瓜熟蒂落的程度。这时，黄蕙宁失踪之谜也揭开了。但这个结果大出读者之意外，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味。这时，也就看出了作者仅仅是借用了侦探小说的技术形式来讲述她想讲述的故事。

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家族小说，因为事实上作者用多重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南方的金氏家族和美国加州酿酒业大亨汉福雷家族的故事。这两个家族的故事通过女记者的个人生活和她的调查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说这是一部寻根的小说也没有错。首先是作家用写作在寻找自己的根，或者说她把写作当作了回归故乡和进入故乡历史之旅。不敢说书中的女主人公身上有作者的影子，但作者起码是调动了许多的亲身经验塑造了自己的主人公。我想起码是在她创作这部小说的日子里，她的身体生活在加拿大，她的精神却漫游在她的故乡温州和温州的历史里。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部留学生小说。凡是在海外的人写的小说，都算留学生小说，这种划分的方式其实并不科学。因为事实上许多在海外写小说的人并不是什么留学生，即便是确凿的留学生身份，写出来的小说内容还是他们在国内时所经历过的或是听说的那点事。像张翎这样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缀连在一起的作家并不是很多。

此刻我正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想你。

我的办公室在多伦多市区那幢极为有名的大楼上，第二十八层，座北朝南，两面都是厚玻璃墙。透过前面的玻璃墙，看到的是一片南安大略省特有的蓝天。天通常是劈头盖脸地铺陈下来，没有瑕疵没有皱褶的，除非在有云彩的时候。云彩有时是橙红的，有时是橘黄的，有时是淡青的，有时干脆就是洁白的。在云彩和大地衔接的地方，有一片恬静的浅灰色。若不是偶尔有几片风帆割破那片宁静，我差一点就误认为那浅灰原本是云在地上的延伸。那汪浅灰，就是你我都熟悉的安大略湖。透过侧面的玻璃墙，看见的就完全是喧闹了。多伦多真是个喧闹的城市。在夜还没有完全隐去，天还泛着初醒的潮红时，街已早早地进入了亢奋状态。那一幢又一幢钢筋水泥摩天大楼，在晨曦中密密集集方方正正地矗立着，一如棋盘上的格子。那些在楼和楼之间蚁队似地爬来爬去的汽车，恰如棋盘上匆匆过河的小卒子。河东的要到河西去，河西的要过河东来。似乎很有目的，又似乎毫无目的，而过河本身就是目的。这里的一切都被切去了边角，很是规矩敦厚，在一种介乎于现代与古典，清晰与模糊之间的状态中生衍维持着。这里没有伦敦的渊远，巴黎的雅致，纽约的新异，东京的温婉。但这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气息，不趋炎俯势，不附庸风雅。也许是这种独特吸引了你，使得你从千山万水之外一路追寻而来。

我办公室的门，是用涂过清油的原色橡木做的。凸纹处镶了两道细细的金边。门中间挂了一块镀金的名牌“马姬·汉福雷，资深记者”。下边还有一行字，是我拿一张白纸遮贴了。遮去的那行字是“博士，社会新闻学专家”。用来遮贴的那张纸其实也不是白纸，上面我用粗碳笔写了：“正在绞脑，请勿打扰。”报社里，只有我敢写这样的纸条。报社里，没有人敢对这张纸条加以评论——我再找一家报社，比报社再找一个我，总要容易些。

你失踪了。

这样的失踪案在鱼龙混杂的大都市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时如风刮走一片叶子似地寂静无声，有时象石头砸进水面一样掀起一阵波动。你就是那块石头。虽然你现在不知去向，但你引起的波纹还在一圈一圈地扩散。

关于你的失踪，多伦多电视台城市新闻部是这样报道的：

照片上的这名女子，名叫温妮·黄，今年三十五岁。三天前离家上班，至今未归。你如果有温妮·黄的消息，或在近期内见到过该人，请立即与大多伦多市警察局制止犯罪专线联系。电话号码：299——2222。

多伦多的中文电台又是这么说的：

温妮·黄失踪已经四天，至今未有进一步消息。这是继今年九月吕伟绑架案之后，大多市发生的第二起华人失踪案件。警察局十分重视此案，却不肯透露任何猜测怀疑。温妮·黄十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加拿大留学，失踪前系士嘉堡全科医院住院部的注册护士。

多伦多星报，也就是我工作的这家报社，却援引消息来源，说你在失踪前就圣诞期间值班时间的分配安排与你的上司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当然，你的上司，那个住院部里资历最老的护士长，完全否认你的失踪与这件事情有任何关联。她说你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却不太服管。诸如此类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对于你的失踪，警方和媒体都出动了“杀手锏”。警方派来管你案子的是查理·麦考利警长。麦考利是只老警犭，仗着破过几个难案，救过几个人，得过一枚总督亲自颁发的紫心勇士勋章，便很不把寻常人放在眼里。他只想知道你去了哪里，谁带你去的。他对你从哪里来的，你是怎样活着的，你为什么要到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之类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而这类事情，正是让我牵肠挂肚的理由。也许我和麦考利能殊途同归，走过扑朔迷离的歧路之后，最终在你失踪的那个地方相遇。也许我们是无法相交的平行线，永远各行己路。无论如何，我没有指望他的合作。我已做好孤军奋战的准备。

我那张七英尺长五英尺宽的办公桌上，你无所不在。左边那叠厚厚的的文件，零零星星地记载了你从步入加拿大那天起的行踪。有时详细到某年某月某天某刻你去某家百货商场买某个牌子的内裤时签下的信用卡帐单，和某年某个学期你在某所学校修的某门功课的分数。你大概不是个出奇聪明的女人，你在多伦多大学护理学院的成绩，至多算是中流。你的记忆力可能不错，所以你把需要推理的临床印象课，重修了两次，却将那门死记硬背的人体解剖课，考了一个满分。桌子右边摆的那叠东西颜色尺寸各异，是你在各个阶段各种场所留下的照片。此刻我在看你那张坐在秋日的草地上，无什么情也无什么景的黑白照片。你不需要情也不需要景。无情无景的你本身就是一种情一段景。你真是一个无所不至其极的女人。你的颧骨极高，头发极为浓重地爬了一脸。眉毛极长，一直伸进鬓角里去。鼻梁极高，嘴极大极阔。但最极端的，还是你那双眼睛。不在黑，也不在大，却在一个“亮”字。仿佛那眼睛后头有两扇窗子，正大大地开着，有些东西正从那窗里缓缓流淌出来。那眼神，如同美国南部曼非斯的黑人所创造的爵士蓝调，柔柔软软之间，流窜着一股暗暗的，不肯归顺的忧伤。那层忧伤象形成琥珀的松脂般地包裹在你的四周，将你与时空隔离开来。在那片真空里，你的脸成为与时光脱节的脸，漠视着人世间沧海良田时尚风貌的变迁。我回忆起麦考利警长登在报纸电视上的那张寻人照片。那张照片里，你那两扇小窗是紧闭着的。我有种感觉，你并不愿意时时刻刻地把你的窗子打开着。你更有可能时常地将你的窗子紧紧地关闭着。不知窗开着的时候是真的你？还是窗关的时候是真的你？抑或两个都不是真的你，还有第三个你？

我办公桌上还堆着一叠各式版本各种比例尺的地图册。似乎与你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每一本地图上，我都圈出了你出生长大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温州，在中国的东南部，有山，有水，当然也有历史，悠远绵长的历史。象这样有山有水有历史的小城，在中国到处可见。这个叫温州的地方，对世界来说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对你来说却很重要。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你去了哪里，但我们至少已经找到你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你从哪里来，说不定是打开你到哪里去之秘密的第一把钥匙。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你来的那个地方，沿着你的脚印，把你走过得路也走一遍，看那能不能走到你去了的那个地方。

你叫温妮·H·N·黄。我的父亲安德鲁牧师和我的丈夫彼得教了我这么多年的中文，到底没有白教。我知道温妮不过是你图方便为胡弄我们这些“洋人”而随意起的英文名字，H·N·才是你中文本名的缩写。温妮是你漫不经心时披上的衣饰，H·N·才是你不肯轻易示人的胴体。华宁？惠妮？恒年？慧娘？荷凝？哪一个都可能是你的中文本名，哪一个又都不象。那几百种的可能性还有待我去一一排除。

到目前为止，你还只是一条“消息”。大多数人对你的过去和现在一无所知。我的任务是把你从白纸黑字的“消息”渐渐转化成有色彩的“人”。这中间我要把你从过去的瓦砾堆里清洗出来，还你一个本来面目。待到过去许许多多的未知在我的清洗之下终于成为已知时，我们也许可以从众多的已知中演绎推理出那个残留的未知来。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接你这个案子。自从彼得的事情之后，我一直回避有关你们国家的任何新闻，拒绝看有关你们国家的任何书籍。甚至连你们的方块字，都让我胆战心惊。我知道这不公平。彼得不代表你们国家。你们国家也不代表彼得。可是彼得和你们国家中间，搁置的是我的前半生。我既怕想起，又不能不想起。我渴望忘却，又恐惧忘却。促使我接手这个案子和几乎让我拒绝这个案子的，都是同一个原因。说起来你也许不会相信，那是因为你的姓。

那天看到你的姓，我就知道，我该为你做些什么了。我欠了彼得一个许诺，已经太久，太久。

你姓黄。你是中国人。你和我中间有个默契，那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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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编辑生涯中，遭遇张翎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

三十多年前，我刚二十出头，在浙江省唯一的一本文学刊物《东海》当小说编辑。记得我刚从工厂调到杂志社不久，就赶上了《东海》去江山办文学笔会。那次笔会上云集了浙江省一批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我当时的身份刚刚从作者变为编辑，还不太适应这种转换，也没有什么编辑意识，一下子就将自己混同于一帮年轻的女作者中了。大家嘻嘻哈哈，甚是快乐。

记忆中，张翎是到得最晚的一个作者，她从温州来，迟到了一天。等她姗姗来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真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不是貌有多美，而是气质出众！她梳着两根齐肩的小辫子，刘海和发梢微卷，雪白的衬衣领子醒目地翻在一件暗红色的格子外套外面，神情里却透出一股淡淡的忧郁。70年代后期，人们才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一切都还很禁锢。张翎的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那时，张翎是温州一家小工厂的车床操作工，写作的灵感开始在内心隐隐萌动。她不满现状，期待着生活中某种重大变化的发生。

再次见到张翎，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这中间，张翎经历了一次伤痕累累的初恋。张翎疗伤的方式是咬紧牙关，努力在铁板一样的现实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1979年，张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离开温州，来到了大都市上海。

在人才济济的复旦校园里，张翎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无论是学业的优秀，还是能力的出众；无论是容貌的靓丽，还是气质的清雅，张翎都是复旦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那时我还在杭州工作，周末有时会去上海看她，有时她也会利用节假日来杭，在我家小住。我一次次听张翎讲述她复杂而丰富的校园感受，也觉察到复杂而丰富的社会阅历不断地磨砺着张翎认知生活的敏锐的触角。毕业前夕，张翎的生活又卷入一场风暴之中。张翎再次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对生活沉重的失望。她决定远行，这次她走得更远了。

1986年，张翎毅然决然地跨出国门，去了对她来说一无所知的大洋彼岸。从美国到加拿大，从繁华的都市到幽静的乡村，张翎一路前行，跋涉过千山万水，游走在东西时空。她像一叶小舟，时而靠岸，时而扬帆，各色悲喜人生从她身边一幕幕掠过，远近春秋风云朝她眼前一团团涌来。一个小女子渴望爱情的深井，在硕大无边的地球、世界和寰宇的沉浮中变成了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一个洞世者参透爱情的明眸，在山川巨变沧海桑田的轮回里慢慢变得温润、博大和包容。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张翎，在对爱情的书写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地。终于有一天，漂流的张翎在一个清远幽淡远离喧嚣的所在停下了疲惫的脚步，开始了只与精神对话的文学之旅。厚积薄发的生活积累，热爱母语的游子之情，得益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滋养的张翎，用她别样的角度、眼光和表达，向我们展示了其在海外华语文学创作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我第一次拿到张翎的长篇小说《望月——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时，刚刚到京城作家出版社任职不久，看到断了多年音讯后突然从天而降的张翎，我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及至我读完了《望月》，我明白，这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我幸运地碰上了自己等待已久的作家和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想，这是一种缘分。1999年，《望月》经我之手编辑出版。后来我又读到了她的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再后来我又编辑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与此同时，我还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上不断地看到张翎的中短篇小说，看到她开始在国内外各个文学奖项中逐渐露脸。然而，张翎似乎不愿意和热闹走得太近，虽然已开始声名鹊起，但她依然愿意置身文坛之外。我始终相信，张翎是不会靠作品的畅销而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也不必仰仗获得各类奖项而确立自己在国内文坛的地位，她会凭久远和深厚的实力走进大众视野。她笔下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爱情将会找到无数的知音，因为无论是寻找财富还是寻找权力，人们终极需要寻求的仍然是爱情。而张翎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任凭故事千变万化，爱情都是张翎笔下永恒的主题，也是张翎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

只是今天的张翎，已经不是昨天的张翎。她笔下的爱情也早已不是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而是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的大爱，是一位携带着至亲至爱的母语、永志不忘身后的家国母亲的文学女儿，在走向世界、拥抱全球和人类的过程中孕育和升华的博大的爱！这样的大爱在张翎2009年向国内文坛奉献的长篇新作《金山》中登上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金山》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之重的浩大作品，“它关乎中国经验中深沉无声的层面，关乎现代中国的认同的形成——中国的普通民众如何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用血泪体认世界，如何由此孕育出对一个现代中国、对我们的祖国的坚定认同”。

作为一名编辑，我一直以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张翎小说创作的追逐与喜爱；作为一个书人，我更是一直希望能将张翎的优秀小说精选成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和她有着久远的友谊，更因为我知道什么样的作品能流传久远。现在，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的夙愿得以实现。为此，我非常感谢和钦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眼光和魄力，是他们让这套《张翎小说精选》与广大读者牵手，让那位远居海外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以较为完整和清晰的面貌走到我们面前。

袁敏

2009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