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当清同治二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医学硕士德贞，受伦敦会派遣，偕他的新婚妻子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华38年的医学传教士生涯。本书是德贞死逾百年，在中文世界首出的德贞研究专著。它写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早期历史进程。它通过德贞在清朝帝都的长期活动，考察西方现代医学被引进晚清中国的历史过程，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德贞的个人事业，直接影响着晚清医学走向近代化。

本书上篇四章，由德贞在英国出生到受医学教育写起，继而陈述他在中国作为医学传教士的生涯，往下重点陈述德贞在清帝国首都北京从教行医历时37年的活动。本书下篇前五章，属于专题讨论。德贞是在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并强迫清廷签订新一轮的不平等条约，又在清廷内部通过“辛酉政变”而建立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协同专制的同治政权，那以后长住北京的英人之一。由本书附录《德贞年谱》，可知他最初是英美使馆的医生，在北京首创了一所西医院，又首创西医诊所和西药药所，五年后开始在北京同文馆讲授西方的医学和生理学。他在这前后已兼任《教务杂志》撰稿人、《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前身)合作编纂人，还编过《中西闻见录》。他所著译的西医学介绍和医学社会学论说，大半揭载于这三种刊物。

序 (朱维铮)

上篇 德贞前传

 引 子

第一节 19世纪的医学世界

第二节 晚清医学近代化研究的新视角

第三节 德贞与晚清医学近代化研究思路

 第一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德贞(1837-1863)

第一节 成长

第二节 求学

第三节 担当医学传教士

 第二章 一个医学传教士的中国生涯(1863-1884)

第一节 北京城的“西来和缓”

第二节 医学传教士的定位分歧

第三节 医学传教士的价值评判

 第三章 京城名医和他的社交圈(上)(1864-1901)

第一节 传教士间的联合行动

第二节 中文医学专栏第一撰稿人

第三节 汉学沙龙:北京东方学会

 第四章 京城名医和他的社交圈(下)(1864-1901)

第一节 德贞与晚清宫廷

第二节 德贞与曾纪泽:绩学之士间的友情

第三节 德贞的中国朋友

第四节 德贞的交友:道德、人品与技艺

下篇 德贞与晚清医学近代化

 第五章 医院医学:近代医学的诞生

第一节 西医院的中国式表现

第二节 北京施医院的捐建

第三节 质疑“西医精于外科，而华人精于内科”

 第六章 晚清官方新医学教育

第一节 丁韪良的办学理念与德贞的资格

第二节 虚拟课程 真实教育

第三节 哈维“血液循环”论与中医脉学理论

第四节 是新医学教育吗?

 第七章 《全体通考》:身体知识的现代解读

第一节 《全体通考》的底本及其知识体系

第二节 “解剖学”译名的确定

第三节 描述身体的语言

第四节 《全体通考》传输的科学思想及其影响

 第八章 公共卫生学研究与流行病调查

第一节 《海关医学报告》与中国流行病调查

第二节 健康的城市:北京

第三节 天花阻击术:人痘与牛痘接种

 第九章 锲而不舍的反鸦片斗士

第一节 揭露鸦片的罪恶和危害

第二节 鸦片的治疗与救赎

第三节 鸦片的真相

第四节 失败的“德贞计划”

第十章 结语:晚清医学近代化的道路与实践

附 录

  附1 德贞英文名辨析

  附2 德贞家谱

  附3 德贞年谱

  附4 德贞著书目录

  附5 德贞中文文章

  附6 德贞英文文章(代表作)

征引参考书目

  一、 档案

  二、 文献史料集等

  三、 近人论著

人名索引

永远的星光(代后记)

第一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德贞(1837-1863)

1837年6月20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从此，掀开大不列颠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英国壮大为世界上最强盛最富有的“日不落帝国”。

这年是道光十七年，中英两国进入正式外交阶段，代表鸦片商人利益的义律(Charles Captain Elliot，1801-1875)作为驻华商务监督和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抵达广州，执行领事职责。从此中英两国的关系不再是“两个世界的冲撞”，而是晚清政府在国际公法的名义下任由英国人重新洗牌。

1837年，中英关系史上还有另一项重大的变化，“价值2，500万美元的39，O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多年来徘徊在广东沿海的英国商人终于发财了，从此，鸦片流毒在中华大地上猖狂地弥漫开来。同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湖广总督，面对鸦片的肆虐，林则徐制定收缴烟具、劝令自新、禁止开馆兴贩、设立禁烟公所等六项措施，率先在武汉三镇及湖北，湖南各地实行禁烟，从此走上反鸦片烟的不归之路。

同年，德贞在鸦片贸易的总部英国出生。26年后来到中国，投入林则徐开创的反鸦片事业，成为一名反对鸦片贸易和力主禁烟的骁将。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在伦敦去世。2月22日德贞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与维多利亚63年的皇权统治同龄。

德贞的身上充分地浸润了维多利亚的时代特征，并成为他一生受用的知识和文化财富。他是一个真正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

第一节 成  长

1837年4月7日，德贞出生在英国苏格兰埃尔郡的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小镇格尔斯顿(Galston，Ayrshire，Scotland)，他是德贞家第二个孩子，父亲给他取了个与自己一样的名字：John Dudgeon。父亲是一名建筑师，1814年生于同一个小镇(Hoodston Bridge，Galston，Ayrshire，Scotland)，1834年8月17日与海伦·范恩德雷(Helen Findlay)结婚。

坐落在苏格兰第一大工业城市格拉斯哥西面，约25英里处一个树木繁盛的小乡村，就是格尔斯顿镇。以埃尔郡的历史中心而著称，小镇拥有两所古老的城堡，一所15世纪的芭莉(Barr)城堡，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另一所是建于11或12世纪的劳顿(Loudoun)城堡，1811年重新修建，因其精致的“双塔”而闻名，是苏格兰西部最宏伟的豪宅，有90个房间，还有一个收藏了10，000卷书的图书馆，被称作是“苏格兰的温莎”。1941年一场大火使城堡毁于一旦，重建之后的劳顿城堡转身变为现代化的主题游乐公园，历史文化和旅游娱乐在这所古老的城堡中完美结合，格尔斯镇如今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德贞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出生在这个小镇。1830年大姐安(Ann)出生，1835年二哥皮特(Peter)出生，小妹妹取了母亲的名字海伦(Helen，又称Ellen)生于1839年。17—18世纪工业革命最早在英国产生，经济和城市人口急速增长撬动了对城市建筑的需求，当时除工业生产外的另一职业是建筑业的兴盛，建筑成为城市财富的象征，如今仍然能够从18世纪遗留下来的教堂、市政厅和宏伟豪宅上看到当年建筑业的繁盛影像。在那个时代，出生在一个建筑师的家庭里，生活水平当是在中产阶级以上，德贞的童年便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经典建筑和充满书卷气的小镇上度过了。

国际家谱苏格兰卷显示，德贞母亲1844年去世，时年36岁。或许是因为悲伤，或许是出于职业的需求，父亲带领全家离开苏格兰，迁到英格兰中部的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England)。英格兰的生活似乎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好运，相反却让德贞一家陷于灾难之中。1853年4月二哥皮特去世，死时才18岁，第二年3月父亲离开了他的三个孩子，随后，大姐于同年6月去世。资料显示德贞的小妹妹海伦在父亲去世后，于1854年回到苏格兰埃尔郡舅舅家，1855年3月死于胃发热。

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德贞的所有家人纷纷离世，这恐怕与19世纪欧洲爆发的急性传染病有关。19世纪的英国多次爆发恶性传染病，其中霍乱是最令人恐惧的杀手。19世纪之前霍乱一直是孟加拉国的地方病，1831年霍乱首次侵入欧洲，并登陆英伦半岛。欧洲人从未遇到过霍乱这类恶性疾病，医生和医院对此束手无策，根本没有应付的手段和方法。霍乱传播方式极其简单，仅通过饮用水就会大面积感染人群，常规的检测根本不起作用，甚至无法预防霍乱的突然袭击。疾病发作的方式令人恐惧，受害者在很短时间内发作并呈恐怖骇人状，经过几小时的剧烈呕吐、腹泻、痉挛、全身变冷皱缩后死去。当时伦敦有11，000例霍乱病人，5，000人死亡，格拉斯哥每32个人中就有一例患者，爱丁堡每72人中有一个感染霍乱，两地死亡率均在50％。面对突然爆发的急性霍乱，政府无能的表现和医生的救助无力，导致社会全面信任危机，他们对政府极度不满。更为可怕的是伴随着疾病而形成的社会恐慌，迷信、谎言、谣言和巫术盛行，从精神和意识形态对人们心理产生剧烈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讲，霍乱之所以被认为是19世纪的最大杀手，根本原因在于它产生的社会灾难要远远大于疾病的危害。

……

P45-49

《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 高晞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高晞博士的《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写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早期历史进程。

医药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治病救人。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任何地域和民族概莫能外，堪称一种基本的普世价值。

在中国，治病救人的实践到认知，有悠远的传统。神农尝百草的古老传说，表明远在史前时代，我们的先民已在探索如何对症下药。至迟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典中国便已构成独特的医药学体系。假托黄帝君臣对话的《内经》，固然是中医学公认的奠基文献，但由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古医书，证明经络学说形成体系可能时在战国或更早。正因为医学已形成各诸侯国普遍重视的“道”，所以还在秦帝国实现所谓大一统之前很久，中夏便出现“上医医国”的说法，将治病救人的原理拓广到医治“国病”。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吁求满清“自改革”即主动由上而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龚自珍，仍吟诗道:“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所谓药方今不如古，无疑暗喻满清帝国腐朽已极，不思改革，绝不可能恢复“本朝”在康雍乾三朝那种傲视全球的“盛世”。嘉庆、道光两朝，清廷为解脱内外交困，遏阻由鸦片流毒造成的白银外流态势，曾采取断绝外贸的极端手段。然而执行这一政策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本人也不能不承认西方医人胜于中国。他在粤海禁毒期间，疝气发作，不找中医，相反向在广州开设新豆栏医局的美国传教士伯驾秘密求助，个中消息大可玩味。

或因林则徐有先例，在清英鸦片战争以割地赔款并开五口通商的结局之后，英美基督教会更重视向中国派遣医学传教士。1863年，当清同治二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医学硕士德贞，受伦敦会派遣，偕他的新婚妻子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华38年的医学传教士生涯。

高晞的这部书，是德贞死逾百年，在中文世界首出的德贞研究专著。

本书上篇四章，由德贞在英国出生到受医学教育写起，继而陈述他在中国作为医学传教士的生涯，往下重点陈述德贞在清帝国首都北京从教行医历时37年的活动。

本书下篇前五章，属于专题讨论。德贞是在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并强迫清廷签订新一轮的不平等条约，又在清廷内部通过“辛酉政变”而建立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协同专制的同治政权，那以后长住北京的英人之一。由本书附录《德贞年谱》，可知他最初是英美使馆的医生，在北京首创了一所西医院，又首创西医诊所和西药药所，五年后开始在北京同文馆讲授西方的医学和生理学。他在这前后已兼任《教务杂志》撰稿人、《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前身)合作编纂人，还编过《中西闻见录》。他所著译的西医学介绍和医学社会学论说，大半揭载于这三种刊物。

不过这部《德贞传》，通过德贞在清朝帝都的长期活动，考察西方现代医学被引进晚清中国的历史过程，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德贞的个人事业，直接影响着晚清医学走向近代化。

概括地说，它表现在这样几个侧面。其一，作为进入满清宫廷和官场的首名英国医生，德贞为帝国统治者作了现代医学启蒙。其二，作为京师同文馆的首名西医学教习，德贞向未来从事外交的候补文官进行了科学入门教育。其三，作为关注人类健康的人道主义者，德贞不但在北京所办医院、诊所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更积极参与中国的流行病研究，期望在华推动建立惠及大众的公共卫生设施。其四，作为同情和支持帝国朝野一切禁毒措置的政府外籍雇员，德贞恪守职业道德而为清政府反鸦片出谋划策，还力求在他的母国促进反鸦片运动以堵塞毒品入华渠道。其五，作为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现代医学专家，德贞企图改变借医术以达传播基督教目的之老例，从而导致他步汉学家朋友艾约瑟的后尘，退出伦敦会(1884)，至死不再以医学传教士自居。

我们的主流史学，多年来不是把区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当作指导近现代史著述的第一原理么？在晚清同治、光绪两朝，为促使中国的医学近代化，奉献过大半生的英国医生德贞，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该称作中国人的朋友吧。恕我寡闻，在半个多世纪的习史岁月里，没有从任何一种通识性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间，见到提及德贞的姓名。

高晞的这部《德贞传》，上篇传“人”，下篇志“事”。没有其人，哪来其事？我们的思想史、学术史或者哲学史常常忘记在特定时空内思维着活动着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如马克思所说，体现着“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在我看来，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写某个或某类人物的传记，应该通过其人其事，首先厘清他或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才能确定他或他们的历史位置。

德贞生于英国，长于英国，却在由学校进入社会的开端，便实现时空大挪移，接受英国海外传教机构伦敦会的派遣，携妻远赴遥远的中国，化作医学传教士，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成于斯，老于斯，死于斯，度过了占他一生大半时间的三十八年。

德贞不是后来意义的在华外国侨民，相反却是依仗两次清英鸦片战争所定的不平等条约，使满清政府被迫接纳的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甫现身便受治外法权保护。他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方二十七岁，就进入帝都北京，并在对“洋鬼”充满疑忌的帝国权贵眼皮底下，设置首家不受官府控制的慈善性施医院，便是显例。

然而德贞的善举，很快受到缺医少药的京城平民拥护。弱者总倾向于信仰奇迹，况且德贞的医术证明他似乎能够起死回生，况且致命的恶疾从来对富贵贫贱一视同仁。于是达官亲贵也向这位“西来和缓”求助了。这使德贞迅即名动公卿，享誉朝野，无论真假排外的满汉权臣，都钦佩他为不世出的“良医”。

相传孔子《春秋》的内传《国语》，便称“上医医国”，而曾受满清列帝称道的北宋忠君楷模范仲淹，据传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因此，德贞的“良医”名声歆动清廷，也使政治取向相异乃至相反的满汉官僚，都以为这位外来名医，可能握有某种治国秘术，于是争相与他结交。其中包括正在“训政”的慈禧太后亲信荣禄。

德贞去世于辛丑和约签订前夕。那以前北国曾经大闹义和团。尽管两年前慈禧太后只用一句话便将光绪皇帝变成瀛台囚徒，又不经任何审判程序，将五名朝臣——其中一名御史因政变后上书质疑慈禧复行训政的合法性即被逮，一名平民砍头示众，然而她还是因攫夺独裁权力而广受中外舆论非难，大不高兴，纵容那班助纣为虐的满洲老少纨绔，煽惑盲目排外的义和拳民“扶清灭洋”。初始效应似乎很好，被兵匪难分的武装暴徒追杀的在京外国居民，纷纷遁入英国驻华使馆作困兽之斗。

在北京义和团劫掠焚烧的洋房中，便有德贞创设的双旗杆医院。德贞依靠从英国和英侨筹集的医疗资源，在这所新式医院中为中国平民施行义诊，每年治疗病人逾万。尽管1884年后，德贞另创私人诊所，但双旗杆医院仍按照他所规则，继续为贫困病人免费治疗，这时却被狂热仇洋的兵民付诸一炬。德贞本人也被迫躲进英国使馆求生。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的莫理循，曾从被围困的英使馆内发出大量报道，更在日记中描述了麇集其中的各国使领、商人、传教士和清廷外国雇员的群相。澳大利亚作家珀尔《北京的莫理循》一书(福建教育出版社中译本，2003)，详引那55天莫理循的日记与札记，提及馆内人员姓名数十个，几次说到救治伤员的医生普尔博士，却没有述及德贞医生，似乎他在被困473个外国侨民中很不引人注意。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连日猛攻使馆的清军拳民作鸟兽散，而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化妆为卖菜佣狼狈西奔。德贞随着使馆解围也重获自由。但很奇怪，到他于1901年2月22日去世前，他仍然保持沉默。

从双旗杆医院被焚烧起，德贞在人间还生活了至少八个多月。这段时间他的中国生涯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的内心肯定备受煎熬。他目睹了慈禧集团召唤出帝国臣民心中埋藏的“恶”之爆发，也目睹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对中国人犯下的更大罪恶——莫理逊的报道和日记同样有颇详记述，那么他晚年的沉默，出于懊丧呢，憎恶呢，还是对毕生追求的绝望？史阙有间，高晞这部《德贞传》，也显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德贞最后岁月的陈述，仅有英国报刊的几通讣告可资参照。不过留下空白，终究是传记的遗憾。

除此而外，高晞这部《德贞传》，对于德贞在华的复杂人际关系的考察，应说是翔实的，有开拓性的。德贞在晚清同光两朝，是在京开业的首位西医，是进入清廷统治层面的首位医学传教士，是成为官方同文馆从事医学教育的首位外国雇员，是与政府各类官员建立个人关系的首位洋务专家，又是在京各类外侨公认的成功人士，以致《英国医学杂志》发布的德贞讣告，称他为在华“知名度仅次于赫德的外国人”。

如此复杂的社会身份，怎么抓住德贞在华活动的主线，向读者揭示他在晚清文化舞台上扮演的主要角色呢？高晞的《德贞传》，在上篇传“人”部分，以“京城名医和他的社交圈”为题，用占全书行文四分之一的两章篇幅，考察德贞在京37年间，特别与在华外籍文化人与清廷政治人两个圈层中间，树立其他外国人士难以替代的知名度。那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的历史事实，通过生动有据的文字表述，已臻传记史的上乘。

从德贞入京，迄今不过一个半世纪，西医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早就无远弗届。我反对中医非科学的说法，更反对取缔中医的谬论，但以为必须承认西医已将中医逼入死角的历史实相，正如否定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却必须由历史论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何以普遍背离传统一样。《德贞传》将清英两度鸦片战争前后，欧美医学传教士入华，定义为中国医学近代化的开端，合不合乎历史实相？当然可以讨论，应该讨论，但讨论的前提，在于厘清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德贞传》提供的实例，从一个角度厘清近代中国医学近代化是什么，从而质疑半世纪来主流史学以论代史的种种说法，非臆测即谬论。我很乐意看到主流史学据百年医学史而否定普世价值论的辩解，却担忧当下争居主流的学官们未必有此能耐。

当初高唏执意研究医学文化史，在我只能钦佩她的勇气。这是一门跨文化学科，论者必须既熟悉医学史，又了解中国的人文传统。且不说研究者必须通晓古今语文，至少中英文阅读自如，还应该对相关中外历史有较深认知。高唏竟然克服语言文献、历史认知的多重障碍，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写出这样堪称系统又全面的《德贞传》，岂不值得肯定?

需要补充说明，《德贞传》原型是高唏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曾被各路专家一致评为优秀。此后她据专家们的意见，潜心修订，成为这部专著。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陈麦青先生，使高唏这部《德贞传》得以付刊。但愿高唏博士的《德贞传》，为近代中外医学文化交往史开出讨论的一个新起点。

2009年4月18日

永远的星光

(代后记)

19世纪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教士中，德贞个性强烈、立场鲜明、信仰坚定、疾恶如仇；在医生传教士团体中，他学识才情超群，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曾是医学传教士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出色的医术让德贞从容地游走于清廷各派的显要家中，他被京人尊称为“西来和缓”，从极端保守的荣禄、大学士贾桢、董恂、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到精通洋务的少壮派曾纪泽、陈兰彬无不受益于德贞的手术刀，而成为西医优于中医的见证者和西医传播的助推者。他手中的柳叶刀化解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和西方文化的戒备和偏见之心，超越不同文化、传统习俗乃至消弭信仰冲突。德贞创办的双旗杆医院接纳了无数中国贫穷病人，化解病痛、化险为夷、救死扶伤，被誉为京城名医和良医。如今，双旗杆上的旗帜依然飘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大门前，这是对先人最好的纪念和感恩。

2006年，我收到德贞第五世外孙的邮件，他是同文馆第二任总教习欧礼斐的曾孙，在信中他说，他很好奇一个外国人会如何解读他生活在上上个世纪的曾曾外公。我回信说因为我好奇这个外国人当年为何如此热爱中国，又是如何解读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我的研究也是从此切入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如他那么偏爱中国文化、偏袒中国政府的绝无仅有，他甚至比赫德都更倾向中国，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他被后来的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德贞在华38年，他是中国医学近代化进程的开创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他见证中国医学近代化是世界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部分，它是在与世界医学互动、对话和批评中生长起来，它是由西方医学家和中国医学家共同打造的一个新的医学世界，见证在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互通、互动。

今年是世界最著名的解剖学教科书《格氏解剖学》出版150周年，其第40版在英美两国同时发行，这是唯一一部至今仍在使用的150年前的医学教科书，它创造了医学科学史上的奇迹。120年前，德贞将《格氏解剖学》译成18卷的中文版《全体通考》，由同文馆出版发行，它让今天的我们拥有一份自豪感，在世界医学进步与发展的舞台上，我们并没有缺席。

我相信是先贤的星光照亮了我们探索的道路，让我们学会尊重历史、宽容对待不同意见、学会对话、懂得感恩。

2004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提供的访问学者资助，在大学研修期间(2004—2006)，有机会充分利用哈佛大学各图书馆的资源，并享受大学馆际互借网络的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与本书相关资料，使我有可能获得德贞的大部分原始资料，保证著作的顺利进行，深表谢意。

跟随导师朱维铮先生已有20余年，教我学问，更教我做人，终身受益的教诲岂是“感谢”二字可以表达。先生一直鼓励和督促我尽早完成博士论文，而我始终处于游移状态，犹犹豫豫，对自己的选题也不够自信，最终还是先生帮我下定决心，选定以德贞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为研究主题，这才有了今天的文本。先生高屋建瓴的点拨，寥寥数语的指导，构成本书的整体框架。先生严谨治学追求完美极致的境界，我心向往之，却自知这是难以企及的高度，所以有丰富的资料和悉心的指导，未必会有出色的文章。

在文章写作过程中，一直怀着一份感激的心情，因为想要感谢的人太多，没有他们这本小书不可能成型。感谢复旦大学哲学系李天纲教授和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没有他们的推荐，哈佛不可能成行，本书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在哈佛期间认识了科学史系吴章(Bridie Minehan)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医学现代化研究和教学，她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她的研究心得，介绍西方中国医学史研究现状，帮助我理解19世纪医学传教士的文献，归国后继续将新发现的研究信息发送给我，这份友情铭记在心。杜维明先生得知我做传教士研究，向我引荐柯文教授，2005年感恩节前，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柯文先生教会我如何在资料不确定的情况下处理问题，那年英国利兹大学的Iterriatte Harfison教授正在哈佛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执教中国基督教史，她注重地图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的方法对我很有启发，现在她已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了。因偶然机会在波士顿遇到一对有40年经验的传教士夫妇，John and Judy，曾经有半年时间，每周一次他们向我讲述他们在非洲传教、教育和生活的经历，令我对传教士思想与行为的统一有了真切而感性认识，受益匪浅。John提醒我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德贞后人，结果真找到了，2006年我归国后，德贞第五世外孙和远房亲戚看到我在德贞家谱网上的留言，发来了德贞照片和家谱。北京一位老照片爱好者雪冰先生帮我辨认德贞照片的拍摄地点，却不肯提供真实姓名。有幸在波士顿遇到《中国北京摄影师》的作者尼克·皮尔斯(Nick Pearce)先生，他来自德贞母校格拉斯哥大学，阅读过德贞的档案，德贞生平中的一些疑问他当面给予解答。马伯英教授夫妇专程替我去大英图书馆抄录《益智新录》的资料，还时常来信关心我论文的进展，并提供极为专业的意见。谢谢他们所有的人。

接触德贞是在20年前，那时上海有个教会图书馆在苏州河边上，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读到德贞的文章并产生兴趣，图书馆田文载先生当年帮我复印的资料如今还在使用。上海图书馆特藏部梁颖先生为我阅读19世纪中国医学文献和传教士译著大开方便之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际互借部久下荣司先生总是有本领从世界各地帮我将德贞的文献借调过来，还有马晓鹤先生，在我回国后还一直帮我寄资料，燕京学社的李若红博士多次为我创造研究机会。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不厌其烦地通过网络将19世纪日本的解剖学原著一次次地传递给我。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可教授带我去北大图书馆察看他们收藏的德贞资料。复旦大学黄洋教授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我常麻烦他去图书馆扫描资料。如果文章有些质量，那么他们功不可没。

有时，一句话，一个问题会有极大的收获，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真切体会，15年前，上海文汇出版社的吕明方先生在编辑《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时，曾鼓励我专题研究“医学传教与中国医学近代化”的问题，至今仍在关心我的研究。与章清、钱文忠、邓志峰、张荣华、金光耀、王振忠、张海英、徐思彦、董雅华、张大庆和朱建平诸教授的交谈总有激励和启发。

感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朱世能教授、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谈彬庸教授、交通大学的江晓源教授、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廖育群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陈克艰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立诚、戴鞍钢教授和哲学系李天纲教授，他们或是我论文的评阅人或是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在百忙之中阅读如此冗长的文章，他们由各自专业的角度提出的意见弥足珍贵，使我有可能修正视角狭隘的短处，我以他们的鼓励为鞭策，我将他们的批评毫无保留地融入文章的修改之中。

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阅读初稿后，提出的修改意见极为受用，书中有些不该发生的错误由此避免。周振鹤教授帮我解读19世纪传教士用福建方言书写的文字。小书出版之际，得到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院士的指教，他中肯的意见，我获益匪浅。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先生为此书的顺利出版，多费心力，不胜感激。

文章完成后发觉愧欠东西太多，当一个人沉湎于研究的乐趣时，不仅会忽视对家人的关心，也会忽略家人的关爱。父母默默的期许，多年来一直是我向前的动力，2008年初家父遽归道山，本书最后一章就是在无限悲痛的情绪下完成的。女儿的微笑永远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冬季波士顿的寒冷阴暗，许多次，我在子夜时分驱车离开燕京学社，就因为她睡在我的座位旁，一个人行驶在漫天飞雪的马省大道上，心中竟没有了恐惧和孤独，那时她才十岁。对不起，著书期间，我完全忽视她了。这本小书是在与我先生无数个彻夜长谈中逐渐完成的，感谢他引导我走出思想藩篱，纯净心理和灵魂。

2008年12月30日初稿

2009年元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