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阐述了广东改革的动因、性质、过程，又分析了广东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不同变化和进程；从省的领导人到工厂的厂长，从国家职工到个体户，从典型人物到社会群体，都有相当细致的透视；无论是论述广东前10年改革(1979—1988年)的巨大成就，还是报道广东改革所存在的问题，著作者都力图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客观的评述，并没有哗众取宠、言过其实或恶意攻击之意。正如著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所声明的，本书主要是写给西方人看的，要按照自己独立的观点来描绘和叙述，即既讲广东改革积极的一面，也讲其消极的一面。作为一名外国学者，他的政治观点、思维方式以及遣词用语都与我们有所不同，一些观点、提法也与我们的不一样，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本书考察了1978～1988年十年间在改革前沿广东所发生和开创的重大事件，由此引领中国推动改革和对外开放。广东所取得的成就在这里被清楚地记录下来。

由于绵延于中国东南沿海，紧邻香港，广东是中国发展最快和最令人羡慕的地方。广东这个与法国差不多大小的地方，变成了停滞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极具魔力的试验场。由于邓小平允许这个地方重新睁眼看世界，并且比中国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先行一步”，率先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政策，改革在十年前开始实行。新的策略为什么会发生？在改革的头十年中，广东各地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傅高义—一对亚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最广泛影响的观察家之一——重返广东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田野调查，广东正是他那本获奖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书的主题。作为应邀对中国一个省份进行如此广泛访问的第一一个西方学者，傅高义几乎走遍了广东的每一个市县，进行了数百次访谈，真实地描述了后毛泽东时代改革起了怎样的作用。其成果是关于这个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前沿地区的一项丰富、详尽、深入的研究。

《先行一步》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其对广东这条仿效韩国、台湾地区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小龙”所做出的详尽报道是无可比拟的。傅高义描绘了一幅广东加速发展的生动图景，宏观地审视了这个特殊的经济区：珠江三角洲、广州、包括海南在内的较边远地区。他研究了企业家群体和无所不在的中国关系学传统的作用，在这个传统里面官员的朋友和亲戚会得到优待。他还考察了开放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并将广东放在东亚新兴经济区的背景当中加以考察。

第二版前言／1

第一版前言／1

导言：广东省的实地调查／1

壹 变革之风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灾难激发了对改革的渴望／3

广东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6

1978年的起跑线／2D

对变革的渴望／25

 第二章 香港：外界的成就促成了改革的产生／27

1950年，香港失去了内地市场／28

50年代和60年代制造业的发展／37

共同城市文化的出现(1967—1975年)／35

国际城市／39

广东重新对外开放／42

南风吹进广东省／45

新的贸易中心角色和新工人／48

1997年的阴影／51

双向的预先适应社会／54

 第三章 改革的十年／57

给予广东和福建“特殊政策”／67

广东改革的开始／66

改革的成就／70

机会之窗／98

贰 变革的模式

 第四章 经济特区：新体制的试验／103

深圳经济特区／106

珠海经济特区／121

汕头经济特区／130

 第五章 小珠江三角洲各县：灵活机动的地方积极性／133

小珠江三角洲的重新开放／136

杖产品市场／137

乡镇工业／141

出口加工业／145

城市总体现代化／150

大型现代化工厂／151

变革的层次／159

 第六章 广州：老省会的重建／163

接待海外旅客，扩建旅游设施／166

振兴广州的商业／168

重建广州及其工业／172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75

促进广州郊县的发展／178

 第七章 地区首府：变革的前哨／182

运输业和市场的扩大／182

政府指导下的发展／184

地区发展的七个中心／185

专区首府：从农业到商业和工业／204

从专区到中心城市行政区／205

 第八章 山区县份：向山上发展／208

农村改革、分地和植树造林／211

山区市场的发展／275

收入的新来源及其局限／278

扶贫计划(1987—1989年)／223

 第九章 海南岛：加速发展的边陲／227

1950年以前的边陲／228

橡胶、垦荒和国营农场／229

改革前的黎族和苗族／236

建立基础设施／237

海南汽车事件(1984—1985年)／240

国营农场的农工、技术进步和市场／243

农民和以生产为动力的市场(1983—1988年)／246

早期改革影响不到的地方：少数民族／249

三亚旅游业／251

海南省：目标宏伟、障碍重重／253

叁 变革的推动者

 第十章 创业者：党政创业者、企业创业者和个体创业者／259

老一辈的党政创业者／260

企业创业者／262

小商户：受保护的个体创业者／272

失败的因素／277

创业性质的日趋成熟／278

 第十一章 外贸改革／287

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困境／282

1978—1980年的繁荣时期／289

停滞和滑坡(1981—1984年)／300

第二次改革之风(1985—1988年)／3D9

广东外贸的未来展望／379

肆 变革的前景

 第十二章 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过渡社会／329

从细胞型社会到商品社会／329

雇用形式与生活方式／337

农民进城做工和细胞型社会结构权威的削弱／337

“关系”与不完善的动态市场／338

腐化：“看门人”和缺乏耐心的消费者／347

对未来指导方针的建议／344

 第十三章 广东—香港地区的起飞／355

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起飞／355

广东起飞的特点／362

粤港地区的出现／368

广东改革的影响超越国界／377

先行一大步／373

附录／375

第一版译后记／387

50年代和60年代制造业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国际金融中心不在香港，而在上海。上海的长江流域有比广州一香港区域更多的人口、更完备的工业体系和更为发达的服务业。上海有外国租界，那里居住着30万外国侨民，包括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尽管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已建立相当规模的制造业基地，但是，只有上海才具有丰富的资源供应，大型制造业工厂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部件、职员和工业服务。1949年，上海的商人争相逃往国外，有些上海企业家——其中大部分从事纺织业——认为，新加坡和台湾在政治上控制太严，从而相信在香港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上海的纺织业巨头们就从英国订购各种新的设备，开始着手自己工厂的现代化改造。当共产党的军队逼近上海时，有些新的设备还在运输途中，资本家决定改变那些正在海上航行的船只的方向，将机器设备送至香港。于是，这些资本家以及他们的经理人员亦跑到香港，没有多久就在人烟稀少的新界荃湾兴建工厂。不过，大多数上海纺织业人士只能只身离开中国(内地)，随身带来的只有专业技术特长。但是，那些千方百计急于维持其经济生存能力和寻求盈利机会的英国和其他外国银行家们，却发现了这些上海商人的潜力，于是便扶植他们。荃湾，逐渐成为纺织业中心，从1945年仅有5000人的小村庄发展到1985年拥有75万人口的城区。

尽管香港具有国际风味和形形色色的华人团体，但基本上仍保留广东式的社会，从上海来的人难以适应。上海纺织业的经理们吃在上海餐馆，建立起自己的商会组织，生活在上海人的圈子里。他们雇用的工人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上海工人的薪水高，而本地工人的报酬较低。大量的潮汕人、福建的厦门人和福州人，以及来自广东东北部山区(例如梅县)的客家人，虽然他们早就到了香港，但是影响较弱，并且逐渐被广东(府)文化所同化。而上海来的逃亡者，不论是金融家、店员、工人还是白俄罗斯人或犹太人，都认为上海是优越的，因而没有多少人愿意屈尊去学习广东人。香港的广东人则把大多数北方人都看作是“上海人”，而不论他们是来自宁波或浙江其他地方，或是来自江苏甚至距上海更遥远的地方。

急于就业的新移民，提供了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力，而上海的实业家们仅支付劳力市场所能承受的最低工资。纺织厂的资本家对待工人，更像20世纪初日本纺织厂老板那样苛刻无情，而不像50年代日本经理那样，许诺长期雇用工人并提供给工人各种福利，以保证获得工人的忠诚和奉献。当时，传统的中国同乡会和地区会馆，以及西方教会慈善机构提供的福利网，实际上间接地资助了各个纺织企业的劳工。

尽管上海的企业家并不顺应当地的商业社会，而且对非上海的工人支付不能再低的临界工资。但是，正当香港无法继续成为传统的转口贸易中心时，他们的工厂在为香港重建经济基础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些工厂的职员在了解了企业运作的诀窍之后，便辞职自行开办小型的家庭式工厂或服装店，在制衣业或服装等行业找到发展机会。这些小型工厂的兴起，加上不断增多的急于谋生的难民，给香港带来了“大发展的潜力”。当大批来自美国买主的订货单涌来时，这些商人便有信心接受，因为他们知道可以通过雇用额外的工人或通过再转包来迅速扩大生产能力。

第二轮工业发展的高潮是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企业家们把握住了这次新的时机：生产人造花及其他塑料制品、手表、玩具和其他劳力密集型消费品。到了6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人的产业升级，香港企业家便生产次一级的电子产品来代替日本产品，从而形成了第三次工业发展的高潮。这两次工业发展高潮，本地人都起了领导作用。不过，新高潮的领导人多数毕业于美国或台湾(地区)的工程、商业学院。他们学成归来，依靠家庭的资助和与外界的联系，向需要更高技术和国际知识的企业开拓。由于本地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市场变幻莫测，有的公司落后了，遭到淘汰；但是更多的精明商人，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并把握住幸运的时机，领导自己的企业以“爆炸式”的速度迅速发展。

外界的观察家们常把香港描述成实行自由贸易、纯粹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并与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保护新生的和成长中的产业政策相对比。虽然，港英政府某些机构对诸如股市等进行严格控制，并且政府的收购行动也并非完全通过竞争投标进行。同时，对医药、会计等方面的专业鉴定也是根据英式标准而非国际惯例。但是，香港的农业和工业产品市场一直保持相当的开放。香港与上述经济区不同，它没有纯粹的港产品市场，也不必考虑保护新生产业使之发展并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

不过，港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际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有才能的殖民政府官员和开明的政策，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殖民地。随着英国丧失在其他殖民地的统治权，它从那些地方输送来了一些最有才干的殖民地公务员，给予广东话训练，并委任为有一定任期的基层地区官员，从而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自从1953年石硖尾木屋区发生大火以后，政府逐渐也承担起建造廉价公众住宅的责任。

长期以来，港英政府就是亚洲少有的几个提供完备法律体系的政府之一。在明确的法律体系下，国际商业人士感到，他们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港英政府不但提供公共交通、自来水供应、下水道系统、医药保健以及学校教育，而且控制土地的使用，并且选择性地扶植一些认为值得支持的小型工业区。香港最为稀缺的资源是土地，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将那些新开发并可供使用的土地投标租用。但是，新地有限，往往供不应求，昂贵的土地价格因而提供了足够的政府收入，形成了政府财政预算的一大来源。虽然，土地一般都是公开投标拍卖，但是，为了保护某些行业——例如无力与财雄势大的地产公司竞争的制革业和电器业——的生存能力，便专门划出某些土地供这些行业的厂商投标。另外，政府亦为其他行业开发土地。这种做法使得制造业能够集中力量投资于生产设备，而不必在昂贵的土地及其开发上消耗过多的资金，从而扶植了工业的发展。

在1941年日本人摧毁英军防线时，所谓“西方优越性”的光环已被戳破，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的社会生活依然是楚汉分明。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居住环境来看，西方群体仍处于上层，甚至其别墅也居山顶。港英政府官员和商业人士可以乘坐山顶缆车或自己开车离开住处，前往政府大厦或公司机关。离政府大厦不远处还有一块草地，直到70年代，人们还可以在此打板球，或者到附近的香港夜总会聚会。西方人，包括经理人员、大学教师、商人，甚至水手、警务人员及其家属，总人数仅占全港人口的1％～2％。

当地的某些华人，随着生意的发展，也开始享受奢侈的生活方式，从而与普通的工人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不过，在50年代，仅仅只有少数华人，主要是那些已在香港生活两三代的人，被西方商人和政府官员的上流社会所接受。而在50年代以前，华人除了在英国家庭中当仆佣者外，住在山顶者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华人聚居在商业区、九龙以及大体上仍属于乡村地区的新界，从事的行业也多是商业、手工业或是充当运输和建筑劳力。直到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人发财致富和变得成熟老练，与西方人之间的社会鸿沟才开始消失。

香港大学的教师大多来自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出众的华人青年经过挑选进入该校学习，毕业后大多成为行政职员，服务于政府机构或工商企业，例如英资贸易公司的经理人员。他们的故事因为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的《大班》和《望族》(Noble House)而广为人知。另外，该校还培养其他专业人才，如医药人才，为当地居民提供各种服务。

如同许多国家的第一代企业家一样，香港的本地商人只信任自己一小群至爱亲朋。这部分人中的某些人或其子女，可能会在海外受教育，毕业后回港经商。他们认为其他雇员一旦掌握了经营技能，就会马上远走高飞，创办自己的公司加入行业竞争。这样，最好还是不让一般雇员掌握经营技能。因此，雇主们不愿积极培养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在整个60年代，香港各大学的毕业生在当地华资公司里不易找到有吸引力的经理职位，而只有受雇为低级职员或企业工人的机会。但是到了70年代，总部设在香港而为其东南亚地区服务的各类跨国公司纷纷成立，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白领阶层。

在60年代，一般来说，香港的华人劳工并不像日本或韩国的工人那样具有奉献精神和受过良好的教育。许多华人依靠体力劳动谋生，他们不得不接受低工资，因为新移民不断增多，随时会抢他们的饭碗。由于缺乏工作的保障，他们随物质刺激而动，按照要求完成任务。

P31-34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各行各业都在回首这3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丰硕成果、巨大变化、深刻变革以及所经受的挫折，总结30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而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南风窗和试验场，是引领我国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到深发展的领头羊，广东的回顾和总结自然就有着格外典型的意义，这样一个内容自然也就成了2008年我国出版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中之重。

实际上，将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重新走向繁荣昌盛之路的改革开放这一壮举，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举世的关注。30年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无论广东、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对我国改革开放各个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一直都在进行，从未停止过，并且成果斐然。其中，具有“中国先生”美誉的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F VOGEL)教授研究广东改革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Step Ahead in China：Guangdong Under Reform)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力作。

该书既阐述了广东改革的动因、性质、过程，又分析了广东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不同变化和进程；从省的领导人到工厂的厂长，从国家职工到个体户，从典型人物到社会群体，都有相当细致的透视；无论是论述广东前10年改革(1979—1988年)的巨大成就，还是报道广东改革所存在的问题，著作者都力图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客观的评述，并没有哗众取宠、言过其实或恶意攻击之意。正如著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所声明的，本书主要是写给西方人看的，要按照自己独立的观点来描绘和叙述，即既讲广东改革积极的一面，也讲其消极的一面。作为一名外国学者，他的政治观点、思维方式以及遣词用语都与我们有所不同，一些观点、提法也与我们的不一样，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通过对广东改革的深入考察，傅高义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该书出版后，其全面客观的分析实际上起到了化解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敌视态度的作用。当1991年5月本社首次出版该书中译本的时候，也立即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广泛的影响。

时隔18年之后，我们很荣幸地得到傅高义先生的再次授权，在凌可丰、丁安华先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修订工作主要由崔肇钰、黄洁华两位女士完成，陈植荣先生帮助翻译了傅高义先生专为本书再版而撰写的前言，尤其是韦羽博士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补译了原著大量的注释，使译本更加全面、更加严谨。更令人高兴的是，傅高义先生还同时将其早先一部研究广东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Programs and Politicsin a Provincial Capital，1949—1968)的全球中文版权授予了我社。傅高义先生的这两部书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能让我们较为清晰而完整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而如何走向改革开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先行一步的艰难曲折的伟大历程。值此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再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以及同时出版与之有关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此时此刻，我们当然不会忘了感谢17年前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引进中国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凌可丰、丁安华先生，要感谢当时我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何天静先生，以及凌先生《译后记》中提及的当时为此书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士。正是由于他们的睿智、见识与努力，才使得中国的读者有幸能看到傅高义先生这部全面考察和研究广东改革开放最初10年的力作。此前，作为本书修订再版的责任编辑，我曾试图通过何天静先生与凌可丰、丁安华先生取得联系，商议修订再版事宜，但无法联系上，只好另作他图。我希望二位先生看到本书再版时，能主动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面致谢忱，并履行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编 者

2007年12月

我初次见到傅高义教授是在1985年。当时我有幸参加了由广东省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叶春生教授主持，由傅高义主讲的学术报告会。这次学术活动使我对傅高义教授的研究领域有了初步的了解。1989年夏我从《信息时报》上得知，傅教授已写成《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即将出版，并得知台湾和香港大学计划翻译出版这本著作。此事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便立即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托他们订购。我原想抢在台湾和香港之前，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既然是介绍广东改革的书，广东的读者理应首先读到。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7月付印，11月在美国公开发行。我于1990年1月收到书后，便马上开始翻译。没想到4月份便得知，此书的台湾中文版本已在香港发行了。

原来，由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1989年11月12日出版，由徐泽荣翻译的《广东改革：中国大陆跨出的第一步》，是根据作者1988年初的第一稿翻译的，目的是让作者在当年暑假带回广东，同省经委领导人核实书的有关内容和统计数字。因此，台湾版的译稿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付印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一来，台湾版中译本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文原版本都在1989年底公开发行。比较两个版本，全书的基本结构和章节没有改变，但哈佛大学英文版每章的内容都作了相当大的增补和修改，几乎每一段都有改动，特别是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灾难激发了对改革的渴望》，第三章《改革的十年》，第五章《小珠江三角洲各县：灵活机动的地方积极性》，第十一章《外贸改革》，增补的篇幅达50％～80％。全书篇幅增加了约1／3。此外，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在编辑时增加了一些原书所没有的小标题或独页标题。现在，在国内出版的这一中译本，是按照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文原版翻译的。当然，在翻译时也参考了台湾中文版本的译文，取其长处，力求忠实原文，准确表达，原原本本地把原著介绍给读者。

傅高义教授自1979年以来，年年访问广东。1988年又应省经委之邀请，在广东作了8个月的实地调查。他走遍了70多个县，作了数以百计的采访，才写成了这一材料广泛、内容丰富、详尽而又分析深刻的研究成果。他综观了广东各地区包括两个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的历史和现状，全面叙述了各地10年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并把广东的改革放在东亚新兴经济区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上进行比较。他还实事求是地列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未来发展方针的建议。从整体看，这本书不失为对广东这一历史时期巨大成就的较全面的概括。

傅高义教授对广东在全国改革中的先锋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全书突出了“在中国先行一步”这一主题，把广东称为新体制的实验室。他认为，“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是先行一步，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也许就是先行两步了。”因为，“广东改革的影响跨越国界”。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介绍这本书时，也把广东称为“社会主义改革浪峰上的地区”、“第一条社会主义小龙”。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已越来越为世界人士所关注。

广东为什么能够先行一步？傅教授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主要是广东与香港的特殊关系和香港经济在广东起飞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地理上的邻近，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及历史悠久的、千丝万缕的人际亲缘关系，使得广东得天独厚，能直接了解香港发达的金融业和服务业、四通八达的信息网和较高的管理技能，并利用香港通往世界各地市场。因此，首先获得了出口加工业、装配业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由于香港恢复了转口贸易的地位，改革开放后，广东便成为其拥有取之不尽的土地和廉价劳力的腹地，成了香港工商业和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不寻常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粤港两地的经济交织，使新出现的粤港经济区成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而走在全省前面的小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是典型的体现。作者还根据距离香港的远近把珠江三角洲的县市划分为三个层次，以此来说明：与香港的距离和交通条件对每一层次的县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有着直接的正比关系。对于逐步形成的粤港经济区，作者给予了充分的乐观的肯定，认为这是可在“国际市场上与东亚其他新兴经济区争一雌雄”的新生经济力量。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是外国学者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书。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广东10年改革的成就。可贵之处是作者力图深人实际，用事实和数据“科学地、客观地把实际情况准确地描绘出来”，而不仅是罗列政策、动机和推理。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得到了各界的热烈反应。1981—1985年美国驻中国大使AuthurHummel(阿瑟·休默)对本书的评价是：“这一有价值的著作将会长期成为了解中国改革的重要文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Doak Barnett(鲍大可)评论道：“这本书是划时代的巨著，它描述了邓小平时代所迈出的冒险的一步。”哥伦比亚大学的Thomas Bernstein(托马斯·伯恩斯坦)评论说：“它将被认为是对中国文献库的一项重要贡献。”

当我完成全书的翻译时，并未感到如释重负，却是感触良多。一个外国学者尚且热情讴歌广东的改革，我们这些身处广东改革浪潮中的人们，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的实质和意义，究竟有多少理解？我们是被改革的巨浪打得晕头转向、浑浑噩噩地随波漂浮，还是认清方向，在与惊涛骇浪的搏斗中勇往直前？不管怎样，有一点应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改革的道路，曲折艰难；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改革的前途，无限光明。总而言之，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实行改革开放。

这本书共有4部分13章。其中第二、三、四章由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系丁安华讲师(硕士)翻译，其余10章由我(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科技情报高级工程师)翻译。全书由我校对定稿。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梁振新副主任(广东省委组织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王业兴副编审(广东省农机所《广东农机》杂志主编)、叶春生教授、厉以京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系)、赵元浩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王平芳、凌露、刘丽也参与了整理译稿的工作。在此特致以衷心的感谢。

凌可丰

1991年2月于广州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是一项独到的、引人入胜的研究。傅高义有关广东的早期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是有关毛泽东时代(广东)的革命性变化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而他的这部新作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描述了邓小平时代(广东)的惊天巨变。

——【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鲍大可

傅高义富有睿智地阐明了广东与海外，尤其是广东与香港的多方面关系。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结合其敏锐的洞察力，他清晰地描述了将广东省变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小站的异乎寻常的影响。这一有价值的著作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将永远是必不可少的。

——【美】1981—1985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阿瑟·休默

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会拥有广泛读者的书。事实上，它将被看作是对中国当代学术的一大贡献，作者得益于其对东亚，尤其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丰富知识，对中国的改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发展给出了鲜明的观点。本书还有其他一些优点，包括其全面性，这一点通过关于海南的一章表现出来，对此外界是知之甚少的；再比如有关山区的一些县份，还有香港。这是一个极其翔实的研究。

——【美】哥伦比亚大学托马斯·P.伯恩斯坦

本书对中国一个地方的改革的性质，给出了一个现在所能给出的更全面的观点，并试图着眼于草根的观点，从而纠正目前有关中国改革的大多数著作中的一些问题，这些著作只讨论政策和计划，而不问实际成效。这无疑是一部很有深度的、缜密的著作。

——【美】密西根大学 马丁·K.怀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