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是一本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本书是08年第5辑。

2006年，命运多舛的文化刊物《万象》、《书城》在相继经历休刊复刊后，逐渐式微，更深入的走向精英知识分子小圈子趣味，一本由个人出资策划出版，以“有趣、有料、有种”为出发点的文化刊丛跃入我们的视野。《读库》就像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话语园地，它的实验性和新鲜感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内容而言，《读库》强调非学术，非虚构，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结合，探究人与事、细节与谈资，不探讨学术问题，不发表文学作品，所选书评影评等文体则强调趣味性，通过真实的表象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本书为《读库(0805)》。

歌者夜行

周云蓬的诗和文

小九儿，杨丽坤

再访河流

“把音唱准了我们再谈感情”

沙滩北大二年

爱因斯坦不在家

科学松鼠会文章选

方寸之间

奥巴马胜选演说(文言版)

敦煌(十集电视记录片)

敦煌在路上

我对老家的印象就是破破烂烂的。但音乐在生活中很普遍，人们对它甚至是狂热的。有一年春晚，张明敏唱了首《我的中国心》，第二火小商店就有放了，他们是拿小录音机对着电视录下来的，歌声里还夹杂着哇哩哇啦的噪音，那也牛。你要能有一盘盗版的张明敏的磁带，那就更牛了。

我们住的工人区，小胡同里一家挨一家，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生个炉子呛得要命，上厕所要走很远，又特别脏。那时特别渴望有自己的小房子。艳粉街离我家特别近，就两站地。那条街特别乱，在我们心目中是出流氓的地方。

我爸爸是校办工厂的厂长，小时候经常有人到家里聊车床、螺丝、库房什么的，一点美感都没有。那种环境下，反而对音乐、对文学特别渴望。

那时有些从监狱刑满释放的年轻人，弹琴弹得比较好。好像每个胡同都有这样的人，现在你根本看不到了。晚上，在工人区的胡同里，人们都光着膀子，端着大盆洗澡，两三个小伙子，拿着吉他，在路灯下唱着羞涩的流氓歌曲，诸如“我是一颗蓝宝石”。

我们那时流传的好多磁带，是从监狱里流传出来的，要留着就好了。最早的是“铁门哪铁窗哪”，还不是迟志强，他是后来翻唱的了。也不知道是拿什么录的，听上去像小样。大家奉为经典，像听Nirvana一样听。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进监狱还是有一种浪漫情怀。进监狱一般都是因为打架，根本没有贪污这词，所以就是一些不会收敛的年轻人，人品上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是这种环境吧。这种耳濡目染，心里有这个种子，以后再从文字转行到音乐就非常顺利了。

晚上听收音机短波，有个节目叫澳洲之声，九点到九点半是个点播节目，主要放刘文正、邓丽君，一般都是：马来西亚的刘小姐，点给印尼的某某某，为他点播一首：《何日君再来》。

那时你听那种歌，简直是天籁！电台信号本身不清楚，你就拿着收音机，变着方向听。邓丽君的声音就从那里面传出来。那时刚开始发育，身边又没有任何爱情歌曲，你一听到邓丽君这种甜蜜的、异性的声音，真的是……音乐的震撼力，那个时候是最强的。

她是我们这批七零年代出生的人的音乐启蒙者，而且也是你对异性、对懵懂的爱情的最初想象。而且她那种歌，在那种环境里还是挺协调的。你用的是小砖头似的收音机，周围都是破破烂烂的，她的歌也都是小镇之类的情绪。你要是特白领，周围都是富丽堂皇，听那种歌倒挺怪的。

我上的是沈阳盲校，旁边就是沈阳师范学校，师范学生有时会来给我们念书。我发现那些抱着吉他唱歌的同学，总有师范女生去找他们。我不甘心被冷遇，就开始唱歌。那时吉他还没这么洋气，被称做六弦琴，而且弹琴的手法都是扫弦。吉他是二十多块钱买的“百灵牌”的二手吉他，学的第一首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一个朋友手把手教会我的。

“我一直梦想着写作，当一个大作家。”多年后，三十八岁的歌手周云蓬这样跟我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偶像是托尔斯泰、泰戈尔。他喜欢去书店，进去就用深沉的嗓音问：请问，有没有《浮士德》？没有？那，《战争与和平》呢？那时他读书主要靠去图书馆借阅盲文书籍，而那里只有老版本的唐诗宋词称得上是文学书，结果就是，在“新民谣”的阵营里，除了相似的在城市里生活的小人物的感受，周云蓬的音乐里多了一种元素。因为信息的获得相对落后，因为盲人世界的限制，他反而迟缓地接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那一条河，只有他会在人声鼎沸的酒吧里，不疾不徐唱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个气息，你可以管它叫做是：中国的。

我小时候，有一段无书可看，盲文书里就只有唐诗宋词，我看完，过一会儿，闲着无事拿起来又看一遍。后来看得几乎都能背下来。

盲文书，图书馆里都有。但它都是很老的书，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比如说，贾宝玉初试云雨，整个就给你砍掉。标题也全改成：狡诈的袭人，黛玉之死。盲文书好多都是那样的。但我的渴望会更强，想看更多的书。《飞鸟集》那时我几乎都看烂了，提上一句我就能对下一句。

那时总觉得只要看很多书，就会写得好，就玩命地找任何机会去看书。收音机里有文学节目就录下来，我录过史铁生、张承志，还有古诗词欣赏。录下来，反复地听。那时对阅读有病态的饥饿感。

在胡同里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小伙子，考了七八年的美院没考上，他喜欢哲学，那是八六、八七年吧，天天在路灯底下探讨斯宾诺莎。他给我开了一个书单：把这些书买回来，看一遍，你就“行”了。我一看，全是灵魂论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汉译世界名著”那一套。“这个人很厉害，他叫卡夫卡，最近很牛。”其实他们也想买这些书，但买不出来，他们想，也许我一个盲人，人家可能会卖给我。后来我把书单拿到书店，人家告诉我：这些书，不能轻易卖给你。反而递给我一本《物性论》，意思是让我研究唯物主义。其实那是一本哲学长诗，等我二十年后又看一遍，才觉得不错，但当时很失望，想：咱们唯物主义，研究那物性干啥呀。那时觉得一切关于物质的，都是……很浅薄的事情。

当时我们谈到的书，许多是多年之后才看到，像一种反刍，比如说，上大学时我才看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你会觉得在一个工人的胡同区，大家坐在路灯下面，谈论卡夫卡、斯宾诺莎，这是再也无法复制的一个年代。

八十年代人们对文化有种崇拜感，你要是能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那还了得，所有的女生都跑过来听你讲文学，所以写东西会有一种荣誉感。大家要是写点什么，就很羞涩地拿出来交流。1989年时，我在《辽宁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下收到二百封信。那时感觉到有种荣誉感，上学每天必须到收发室去问一下：有信吗？全是从宁夏、甘肃之类的地方寄来的。那时我是学校里文学水平最高的人，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往往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难道不是这样吗？！主题很多是关于历史的、八国联军、爱国的。各种节日都出去讲。讲演就是成语多一点，加一点抑扬顿挫，还有排比！严重崇拜排比句。

后来有一回，我听香港宗教电台，写信去要一本《圣经》，学校把那封信给拆了，把我训了一顿：要什么《圣经》，你一个团员，搞什么唯心主义。

那段时间里的文学，我个人比较喜欢史铁生，他有篇诗体小说《车神》，对我影响比较大。还有马原写的西藏。就是长江文艺出的那一套先锋小说，包括余华，格非。

那时看书是别人帮我念，他们念的时候，我会说：“停，这一段，我记下来。”用盲文做笔记。或者这样，每一天，别人给我读完了，凭记忆再复述一遍。那时有本《希腊神话故事》，德国作家施瓦布写的，语言很美，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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