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天，由旅日作家毛丹青先生策划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中国著名作家李锐先生首次访问了日本，并分别在大阪、京都、东京、仙台和北海道做了题为《中国与我的文学道路》的系列讲演，受到广泛好评。同时在旅途上，两位中国作家多次交谈，其中很多内容涉及日本文化，引人入胜。本书是此次访问中系列讲演的文稿。

那一刻，沉浸在暮色中，我忽然意会到，自己平生第一次到日本，第一次在日本的街头漫步，就来到大阪的法善寺，就走进了法善寺门前这条又深又长的小巷。在暮色沉入黑夜的片刻之间，我无意中看见了日本的隐私，看见了日本拒绝被标准化的民间信仰，看见了日本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看见了日本人并不拿出来给别人“观光”的自己的生活。

卷首语 日常，那一些细节

序言 日本的隐私

随笔一

 李锐东京讲演会现场记录

随笔二

 李锐毛丹青对话(一)传统是活的

 李锐毛丹青对话(二)鲁迅：中国文化向死而生的里程碑

附录一 幻灭之痛

随笔三 烧梦

 李锐·毛丹青对话(三)我所有的故事就像升起来的白雾群

随笔四 海浪让我想起了两个传奇

 李锐·毛丹青对话(四)口语是汪洋大海：叙述就是一切

附录二 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外一篇 一位日本汉学家与我的交往

后记 时空置换文学远行

下面让我来讲讲写小说的经历。

我最开始的写作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反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第一篇小说的写作经历。我是1969年1月12日离开北京，来到山西省吕梁山区蒲县刁口公社邸家河村插队落户的，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一个对乡村一无所知的城市年轻人，开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学会了翻地、下种、抓粪、除草、收割、担水、劈柴、铡草、开山炸石，学会了一切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城市里的干百万“红卫兵”，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夜之间离开大城市，离开家庭，分散到全中国各个偏僻穷困的山区和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扎根一辈子，决心永远当农民。因为我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划定为“黑五类”，在经历了被抄家、被批判、被审查之后，我因为父亲“走资派”“大叛徒”的罪名，而被划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插队的第一年，母亲去世。第三年，父亲去世。他们都死于“文革”当中的政治迫害。像我这样背着“黑五类”家庭政治包袱的人，还有一个另外的称呼，叫做“狗崽子”。我不能参军(这在当时是最光荣、最好的出路)，不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甚至不能分配工作(插队三年后已经有些知青被分配到国营的各种单位，成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这是所有的知青梦寐以求的出路)。我的前途一片漆黑，看来只能扎根一辈子，只能一辈子种庄稼当农民了；而且，只能世世代代地留在邸家河当一个“劳动人民”了。可是，我不甘心(接受)这个别人强加给我的命运。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做出一件事情来给别人看看，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所谓的“狗崽子”。那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别的，只有写作。因为只有写作这件事情是不需要依靠任何别(的)人，不需要任何特殊条件，它只需要一支笔，一打纸，再加上坚定不移的决心。从1972年底到1973年底，整整一年时间，我把自己编出来的一个故事反复大修改了八九次，一会儿把故事拉长，一会儿又把它缩短，前后累积了总共有八九万字的文稿。一开始我还买五毛钱一本的稿纸写草稿，后来买不起了，就买供销社最廉价的包装纸。用包装纸写字一定要快，稍微慢一点钢笔水就会在纸上洇成一片。那时候每到冬天农闲，知青们都回北京过冬，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回来种地。为了写小说，我决定不回家，写信告诉我哥哥说，我在写一篇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发表出来，一定要把自己写的字变成铅印的。这篇小说一天不发表，就一天不回家，一年不发表就一年不回家，永远不发表就永远不回家。其实，那时候我的“家”已经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家”，父母双亡之后只有大哥带着三个弟弟留在北京，母亲去世那一年，最小的弟弟只有十一岁。大哥只比我大一岁。我们家共有兄弟姐妹九个人，几个姐姐都在北京之外工作或者插队。父母死后，我们九个人做了一个决定：空出当年父亲的卧室做灵堂，把父亲、母亲的骨灰盒摆在这间临时的灵堂里。我们心里都在等着，有一天能在这个灵堂里告诉父亲母亲平反昭雪的消息。我在邸家河给哥哥写信的时候，心里还存了一个愿望没有说出来，就是我决心要把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放在父母的骨灰前，我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能看见自己的儿子不是个窝囊废，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做出了一件让他们感到光荣的事情。

邸家河的农民们过冬天取暖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屋子里砌一个土炕，让烧火做饭的柴灶的烟道从土炕里经过，这样，在烧热了的土炕上就能取暖过冬。可是我们知青非要坚持自己城里入的习惯，在生产队给我们盖知青宿舍的时候，我们坚持不要土炕，一定要每个人做一张木床。可是，当我为了写小说留在邸家河过冬的时候，终于尝到了没有土炕的滋味。北风呼啸、大雪封山的日子，我没有钱买取暖的煤炭，屋子里只有一目三餐做饭时才烧木柴，每天早上灶边的水缸都会结一层薄冰。我在房间里要穿上自己所有的衣物：棉衣棉裤、棉大衣、皮帽子、大棉鞋，全副武装。手里的自来水笔写着写着就不出水了，笔尖上结满一层冰渣。只好把笔尖放进嘴里哈一哈，等冰融化了再写。

写到初夏的时候，我记得玉米、谷子已经锄完了第一遍，可以喘口气歇几天。那时候我们蒲县的知青里出了一位抗洪英雄郑秀珍，县“革委会”指示县文化馆要给在抗洪中淹死的郑秀珍编一出现代戏，特地从山下的襄汾县请来了一位蒲剧的剧作家写这出戏，剧作家名字叫吴吴。听到这个消息，我决定叫这位剧作家看看我写的“小说”。邸家河离县城六十里，根本就不通车。只有生产队的马车隔两三个月去一趟县城。想去县城只能靠两条腿走路。于是，我把自己的稿子和两个玉米面窝窝装进帆布书包，起一个大早，走出村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四下无声，一片黑暗，背后的启明星像一滴金光闪闪的眼泪，冷冷地挂在山尖上，眼看就能从黑沉沉的天幕上滴下来。我是急行军的速度，中午赶到县城，没有吃饭，先去文化馆吴老师那儿，请他看了稿子，当面听了他的意见。然后返回县城东关饭店，花两毛五分钱要了一碗榨菜肉丝汤，就着热汤吃了我的冷窝窝。放下碗就上路回村。县城没有我住的地方，我也没有钱住旅店。更主要的是我心急如火，马上就想重新构思再次修改自己的“小说”。于是，又是六十里路的急行军。等我终于拐过最后一道山嘴，看见邸家河村口的老神树的时候，一轮银盆大(的)月亮把山谷里照得一片雪亮。同学们在知青院子前边看见我回来，都说，李锐，你小子疯了吧！我倒是没有疯，只是第二天两条小腿肿了，又红又亮，一挪步，疼得倒吸凉气。牛倌换成说，我妈能给你摆治摆治。我就去了换成家。老太太把白酒倒在碗里点着火，等酒烧烫了，就把着火的热酒抹到我腿肚子上，一边抹，一边说，不许说烫，不许说烫，你一说烫，就真烫坏啦！腿肿了不能出工下地，但是并不妨碍我“写作”。就在那几天，我把自己的新构思写了出来，并且毫不犹豫地把稿子寄到省城去。然后，就等。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终于，我居然终于真的收到了编辑的回信。“喜出望外”这句成语，就是从那时候起有了第一次的深切体验。在“文革”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中国大陆的一切文艺创作，只能遵照八个“样板戏”指定的“三突出原则”，任何稍微的差错都会被定罪、批判。所以我的所谓“写作”也就是不断地按照杂志编辑提出的意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以便使它能够在政治上“合格”。至于文学是什么，小说是怎么回事，我根本就不明白，也不去想，我一心想的就是一定要把这篇东西发表出来。一年之后，我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我那八九万字最终被删改成一篇六千多字的故事，题目叫做“杨树庄的风波”，发表在1974年第一期的《山西群众文艺》上，这本杂志当时不是公开发行的，是一本所谓“内部发行”的文艺杂志。在“文革”时期发表作品是没有稿费的，但是，刚刚得到作品发表的消息时，我心里的狂喜和悲伤根本无法言喻，此生此世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狂喜和悲伤。那一年的冬天我回家了。我把发表自己作品的那本只有32开的小杂志放在父母的骨灰盒面前，给两位老人深深鞠躬。我能得到的奖赏就是热泪横流，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热泪横流。P13-17

从太原坐五十分钟飞机到北京。从北京坐将近三小时的飞机到关西机场。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机场大巴进城。汽车开上高速路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初秋的大阪比太原暖和得多，西斜的阳光烤热了脸边的车窗，有些疲惫的眼睛渐渐淹没在大阪望不到边的楼群里。汽车，飞机。飞机，汽车。一路所见，无非都是柏油路，航空港，和没完没了的高楼大厦。然后，就是如我一样挤在汽车和飞机里来去匆匆的人群。再然后，就是那个在无数次旅行中被无数次证明过的经验：现代化的大都市都是相同的，渴望看见不同，那不过是眼睛的幻想。

在酒店似曾相识的“标准间”里放下行李，领路的毛丹青先生问我，怎么样，想去吃点什么？我说，第一次到日本，当然要吃日本菜。他笑笑，那好，一会儿有个大阪本地的朋友要过来，他是“大阪通”，咱们问问他大阪什么地方的饭馆最地道。于是，跟着那位“大阪通”先生在楼群和车流中七拐八拐，我们走进一条窄窄的小巷。巷口的墙壁上钉了一块街牌，红底白字写着：法善寺横丁。丹青告诉我，日语的“横丁”就是小巷、小胡同。法善寺小巷两边都是精心打理的小店铺，干净、别致、精巧，每间店铺的门前都挂着鲜亮的招牌和各种形状的灯笼，密密麻麻的，给整条小巷镶满了精致的日本风情。丹青开始兴奋起来，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都是最地道的日本味儿。我笑而不答，跟着他们慢慢走。有过那些被无数次证明的经验，我知道什么叫现代大都市吸引观光客的旅游产业。说到底，全世界的柏油马路、高楼大厦和全世界的旅游产业都是一种东西，它们都有点类似酒店里的那个“标准间”。希望在全球化的“标准间”里得到意外和惊喜，根本就是痴人说梦。用北京话说，那叫“你有病”。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百多年的“脱亚入欧”，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标准，或者说早已经“进步”到彻底完成了全球化。大阪的工业规模仅次于东京，是整个日本西部的经济中心。一个在水泥楼房里过了大半辈子的城里人，当然懂得什么叫“经济中心”；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地旅游过的人，我早已经懂得怎么做才能愉快舒适，早已经懂得打破标准就等于自找苦吃。我的旅游常识告诉我，要想看日本真正的古典和传统，你得去奈良和京都。反正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们不慌不忙地溜达，不打算观光，也不打算购物，东问问，西看看，说好了，要找一家地道的日本火锅店。

浑然的散漫之中，只是觉得小巷很窄，窄到汽车开不进来。小巷很深，深到远远隔开了城市的喧嚣。在又窄又深的小巷里信步而行，不经意间，四周升起了暮色，接着，在小巷越来越浓的暮色里亮起了灯盏。因为还有落日最后的余辉，那些灯光不但没有照亮黑暗。反倒把沉沉暮色弄得模糊而又迷离。在深长迷离的暮色中，我不知道自己正在走近一场意外。

几经选择，我们终于看好一家叫做“角力茶家”的火锅店，老板娘介绍说，这是相扑的大力士们专门要吃的那种火锅。从火锅店出来没走几步，“大阪通”先生随手一指说，看，这就是法善寺。石头铺成的路面湿漉漉的，在稍微拓宽的石头路旁有一片小小的空场，空场的后面静静地矗立着一座庙宇，凝重的暮色给庙宇平添了几分古旧和巍峨。庙门前的街沿上。垂首合十站立着一位化缘的和尚。接着。视线一转，我猛然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

隔着窄窄的街巷，在法善寺大门对面的街角里有一座石柱瓦顶的亭子，亭子里供奉了一尊手托宝塔的神像。亭子的瓦檐下悬挂了一圈纸灯笼，昏黄的灯光映衬出灯笼上漆黑的墨字：“不勤明王”。丹青告诉我，这是“地藏尊”，类似中国的土地神。在日本，神佛不分家。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尊石佛。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石头的神像周身上下长满了碧绿的苔藓，不但如此。连同神像的石座和他面前的两个童子也都被青苔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眼看上去，简直就是三尊绿蓬蓬的草佛。走遍世界，进过无数的庙宇、教堂、石窟，看过无数的佛像、神像：木头的，石头的，金属的，泥塑的，画布上的，甚至包括用丝绸刺绣出来的，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神像。一时惊讶得不知所以。石头上边怎么可能长得出草来呢？而且又怎么可能长得如此饱满蓬勃呢？记得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里，漂亮如天仙的姑娘在拒绝不中意的求婚者时，常常会说出一句斩钉截铁的誓言：“要想让我嫁给你，除非江河倒流，石头开花！”可是，眼前的石头们真的开花了！纤细的草叶们簇拥着，交错着，绿盈盈的，在灯光下晶莹剔透，如花似锦。

很快我就有了答案。

神像前陆陆续续聚集起了人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互相依偎的年轻人，领着孩子的妈妈，其间还夹杂着不少打了领带拎着提包的上班族，大家很自然地排好队，耐心等着前面的人。我看见，每个人在祭拜之前，都先用一只水瓢在神像前的水桶里舀水，把清水一瓢一瓢泼洒到神像身上，然后再双手合十，低下头来虔诚地敬拜祈祷。静静的暗影中，每个人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看得出来，正是下班回家的时候，巷子里没有成群结队的观光客，来佛前祭拜的都是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普通人。一天的忙碌结束了，在卸下身上的疲惫之前，先来拜拜佛，把自己的希望和烦恼寄托在清水泼洒后的默念之中。这样的祭拜，就和吃饭穿衣一样，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只不过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些石头上的青苔，就是被这一瓢又一瓢的清水滋养出来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干百万次泼洒，干百万个祈祷。在永不停歇的凡俗的祈祷中聚沙成塔，古老的传统就是这样生长在今天的，瞬间的泼洒就是这样变成永恒的，不可能就是这样变成可能的，“无”就是这样变成“有”的，石头就是这样开花的。

昏暗中那支静静移动的队伍，给人的感动深长而又迷离。

我也随着走上去，把自己的清水和祈祷泼洒在蓬勃的青苔上。

我一向不大相信所谓“缘分”，不相信也并没有特殊的理由，只是觉得它已经成了一种太轻易的借口，任何巧合都可以被拿来说成是缘分。在我看来，缘分不仅仅是一种意外的相遇和获得，更是一种意外的心领神会。那一刻，沉浸在暮色中，我忽然意会到，自己平生第一次到日本，第一次在日本的街头漫步，就来到大阪的法善寺，就走进了法善寺门前这条又深又长的小巷。在暮色沉入黑夜的片刻之间，我无意中看见了日本的隐私，看见了日本拒绝被标准化的民间信仰，看见了日本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看见了日本人并不拿出来给别人“观光”的自己的生活。

我忽然意会到，在这个傍晚即将被黑夜淹没的片刻里，自己在偶然间得到了一次真正的意外。

西元2007年12月2日傍晚写

12月16日，改定于草莽屋

时空置换 文学远行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观察，我有两副眼镜，一个是自己本来就戴着的，有空儿读小说，跟作家聊天儿，天南地北，属于非常直觉的，都算；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文艺时评，通过邻邦的报道评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领悟一些意外的道理。其实，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儿。用学者的话说，这叫“异文化之间的交往”。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2002年私访莫言家乡，在从青岛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看他不停地写着什么，于是就问他：“是随感么？”

“不是的。”他摘下眼镜回答我说，“我在写信，写给美国的一位知名学者，我们正在报纸上写一封公开书信，反对美国打伊拉克。”

“在中国写是不是很有意义呢？”我带了一些猜测问他。大江先生点点头，连说：“是的，是的，没错儿。”

回到日本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我在《朝日新闻》上读到了大江先生的公开书信，他一开头是这样写的：“萨义德先生，我访问了中国山东省的农村，访问了在那里出生成长的作家莫言。”(《朝日新闻》2002年3月12日第17版)接下来，他把当时在中国农村过春节的感受也写到了。据我的头一副镜子的观察，大江先生想说自己在亚洲，而且是非说不可的那么迫切地说。

萨义德(Edward W.Said)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后来移民美国，1963年起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3年因患白血病在纽约去世，这一年是大江先生在报上发表公开书信的第二年。

自从这以后，我逐渐发觉时空的置换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也许是重要的，因为由此产生的所想所思未必是文学家本人预先设想好的，往往是一个触景生情的过程。换句话说，打破本土与异域的界限，应该通过文学呈现出来。

于是，得此启发，我在2004年底策划了《莫言·北海道走笔》，第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制作出版了一本大型图文书。

2007年的春天，我从日本经由北京转机飞往太原，目的是拜访作家李锐。记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供职的时候，有一次跟当时的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先生请教当代中国文学的问题，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他劝我读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后来，我读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后来我移居了日本，很长一段时间疏远了中国文学。

不过，时运回转，一双看不见的手把我一下子扭了过来。八年以前开始弃商从文，而且作为用日语写作的中国人，出版的第一本日文书不是小说，而是一部游记：一个随时都在进行时空置换的细腻过程。在太原，我跟李锐谈了这些。谈了这次出版的策划，很快得到了他的赞同与支持。跟莫言、苏童这些作家一样，他们对我策划的支持其实已经成为我追赶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动力。

李锐访问日本是在2007年的秋天，但实际上，他与我的出版策动从当年的春天就开始了，更准确地说，这个策动的始发地是山西省的太原。

访日期间，李锐跟一批日本的汉学家进行了直接交流，京都大学竹内实名誉教授、佛教大学吉田富夫教授、神户外国语大学佐藤晴彦教授、关西大学秋野修二教授、日本大学近藤直子教授、法政大学大石智良名誉教授、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等等，每次交流的现场都有一股浓郁的“文学越境”的气氛。另外，访日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是由国际交流基金的日比谷美纪子小姐承担的。专此，一并致谢。

2008年春节

日本神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