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小姑娘》遴选作者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论文若干篇，另收部分关涉学术而影响广泛的时评、随笔、演讲、答问，兼及曲折的治学阅历与个人经验，视野开阔，思想深刻，取材丰富，文字练达，集学术性、思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从多种维度展示矢志求真的学人风采，既杜绝将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不让故纸堆遮挡苍生与家国。

本书遴选作者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论文若干篇，另收部分关涉学术而影响广泛的时评、随笔、演讲、答问，兼及曲折的治学阅历与个人经验，视野开阔，思想深刻，取材丰富，文字练达，集学术性、思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从多种维度展示矢志求真的学人风采，既杜绝将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不让故纸堆遮挡苍生与家国。

第一部分 如切如磋

 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

 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

 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问梁孙关系真相

 梁启超佚函中的绑架刘学洵方案

 孙中山、黄兴关系再评价

 刘复基：一个被史家忽视的武昌起义卓越领导者

 曾国藩研究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

 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刍议

 求是求真，贵在当真

 21世纪中国史学遐思

 思考：通向史识的桥梁

第二部分 后皇嘉树

 走近真实与《走向共和》

 破坏历史记忆何时休

 博士生教育之患

 导师的权利

 大学是什么

 思想即自由——纪念《中国政法大学报》创刊500期

 观念的脚步

 迟来的申谢

 平凡的铺垫——第八届海峡两岸孙中山思想之研究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感言

 仁者如斯——《律师文摘》创刊五周年感言

 我的2007

 《史源法流》自序

第三部分 扬波歠酾

 言志不言谢——在浙江大学“董建华文史哲学术基金会”授奖仪式上的答谢辞

 人文意识与人生——郭世佑教授的精彩演讲

 欲为师，永为生——在中国政法大学新教师上岗培训班上的演讲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述评(提要)——在日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年会上的演讲

 革命话语和历史解释：漫谈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提纲)——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学术演讲

 研读方法与境界漫谈

 2005年9月11日晚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演讲

 相聚的理由——在中日学者纪念秋瑾遇难百年会议上的演讲

 职业的使命——在中国政法大学07博士后入站仪式上的致辞

 真正的强者——在中国政法大学“自强之星”颁奖仪式上的致辞

 真正的学术——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十星”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准确·公正·创新——郭世佑就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等问题答记者问

 近代史研究不应充当“胜利者的宣传”——访中国政法大学历史所所长郭世佑教授(李庆英)

第四部分 雁度南楼

 故乡的情思

 又是故乡行

 学子故园情——蔡乐苏教授印象小记

 说乡情还轻——浙大吾兄姚先国教授印象

 东书房赋

 菽水庐记

 申江挥泪悼恩师

 让时间作证——在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78级毕业20周年聚会上的发言

 再续心传——在华中师范大学长沙研究院成立典礼上致辞

 学海苍黄——苦与乐的双重变奏

附录

 出新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陈铁健)

 在书桌上置一盏清茶——读郭世佑教授《史源法流》一书随感(庄小河)

 下笔情深不自持——郭世佑教授《史源法流》摭拾(丁凯)

 相期千里至——访郭世佑教授(陈莳杨君)

 华彩智慧淡然人生——感郭世佑教授之博采(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

孙中山先生在许多场合中，确实主要不是以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讲话，而是常以“国民”代表的身份来号召人民。他常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他还同情劳苦大众，反对贫富悬殊，并且明确表示“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本人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试图这样做的。他的民生主义纲领虽然大不适合当时的国情，但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大有发展余地，难能可贵。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总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振兴中华民族。它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辛亥革命是全民性的革命，并非毫无根据。孙中山等人的确不是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私利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

不过，任何杰出人物的历史使命都是一定的时代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又是由一定的阶级所赋予的。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超阶级、超时代的革命者和革命运动是不存在的。号称全民性的革命也不能完全取代其阶级性，最终还是要通过革命的成果来体现其阶级使命。如果把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同资产阶级的利己性和自私性机械地联系起来，无疑是不妥当的。忽视他们的时代使命和阶级使命，也容易失之偏颇。

至于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却往往以全体“国民”的名义来宣传自己的革命纲领，号召人民，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本来就是怀抱救国救民的火热之心投身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另一方面，“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曾经获得巨大成功的法国，“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问的对立，还存在剥削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问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但人们还是很难由此否认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一不是以全体国民的名义去号召和发动本国人民群众的，只是彼此的发动方式、程度和效果互有悬殊而已。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否形成？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20世纪初期，不仅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明显的发展，而且湖南、云南、四川、辽宁、内蒙等内地和边陲地区的资本主义也发展较快。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借助于自己合法的社团和组织机构，在抵货、保路、保矿斗争和立宪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一支颇有影响的社会力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比较全面准确地把握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基础，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不过，严格来说，这与我们所要讨论的辛亥革命性质问题似乎还没有很重要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判断辛亥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从根本上来说还不能根据资产阶级是否已经成熟来确定。即使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还没有正式形成，只要它的政治代言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这个还未正式形成的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奔走呼号，发起改革或革命运动，那么这些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都不难确定。戊戌变法时期，尽管作为阶级整体的资产阶级还谈不上正式形成，但并不影响我们确定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革性质。即使在西欧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显然都还不能说已经正式形成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亦即英国革命半个世纪之后。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是在法国革命40年之后才形成。人们很难由此否认这两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其道理很简单，中外学者大都不是以资产阶级形成与否或强大与否来确定这些革命的性质，而是根据革命的阶级使命、斗争纲领及其实际效果来判断的。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世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尽管由于自身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的具体过程和结局也难免不同，但革命的主要纲领及其主要成就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并无本质的区别。在确定革命性质时，只能采取相同的判断标准。

有的内地学者着重从论证资产阶级已经成熟人手来说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这显然还留有漏洞。因为他们这样做，似乎也不是按照中外学者所普遍采用的判断标准，而是同意以资产阶级本身的成熟情况来作为确定辛亥革命性质的标准。既然如此，则还应当进一步回答我国台北学者所提出的疑问：革命派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究竟如何？再回到关于阶级基础的讨论中去。如果不从正面回答我国台北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却大谈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则无异于回避问题，难以令人信服。

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及其历史功勋是举世瞩目的，孙中山等人的宽阔胸怀和远大目光也是有口皆碑的。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认识，只因海峡两岸学者各自确定革命性质的标准不同，才产生歧义。内地学者所注重的是辛亥革命的阶级性，台北学者强调的则是它的社会性。可以预计，随着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展开，彼此就确定革命性质的标准问题互相切磋，共同探讨，将不难缩小认识距离。P24-27

在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度里，无论是通衢大埠，还是仁里互乡，大概都能列数一些声闻各异的历史名人来凸显门户，装点家园。时下常见国人藉“地灵人杰”一词来形容自己所拥有的一方水土，自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也许一个好词如果用多了，好词也就乏味了。不过，“地灵人杰”一词之于湖南，多用几次恐怕也不算过分，除非有人一定要把长沙岳麓书院山门联语“惟楚有材”中之句首虚词“惟”字误解为“惟一”之“惟”，把湘人推向孤立。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导言》)“倔强”意味着固执与坚忍，“自创”辄彰显个性与特质。后皇嘉树，受命不迁；深固难徙，叶绿果圆。《离骚》以橘林比拟楚蛮，可谓形神毕现，人木三分。遥想屈子长歌当哭，引汉京枚马之辞赋，廉溪绍休先哲，作程朱义理之开山；王船山匿永郴衡邵之间，以清苦勤续湘学，曾涤生担书生征战之苦，挟军功倡言洋务；左季高古稀护国，奏响舆榇出关的激越与悲壮，谭复生横刀赴死，甘做变法流血第一人……一个个响亮的名字都是回报家园的永久广告。20世纪的三湘健儿更是别开生面，高潮迭起。杨皙子引吭高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笃生唱响“湖南独立”：“建天心阁为独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扩张独立之主权。”歌者未必尽力，闻者却是有心。且看黄克强断指挥师，屡败屡战，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基；蔡松坡断喝止水，气冲霄汉，赓续新生民国之道统与法统。还有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润之，率领劳苦大众站立起来，还有“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胡耀邦，无论顺逆与否，都在守护为民做主的政治誓言……如此奢华而庞大的人才序列随时都能昭示湘人那隐忍自强的弘毅与荡气回肠的才思，为务实与敢为相表里的地域神力与文化特质代言，启引来者。

“大树底下好乘凉。”橘农之传人承接这样一份家业，那是何等厚重，何等荣光！然而，厚重之下，便是压力，荣光之上，高悬责任。无论在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民歌五祷的承平时期，既有“无湘不成军”的传奇佳话，也不乏以专业知识报效国家的湘生方阵。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阵营里，以乡音为胎记走向五湖四海的湘籍学者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还不乏向权力说真话的三闾大夫。

固然，若以学术而论，20世纪的百年景象还不容乐观。就前半个世纪而言，多灾多难的国人几乎一直在硝烟炮火的夹缝中熬过来，治学之难可想而知；后半个世纪虽已云开雾散，只因人为的政治运动起伏在先，拜金主义横扫在后，再加功利主义的工科管理模式强制天下，学者所当拥有的一方平静并不常见。吾辈自有理由怀疑：在整天住牛棚、戴高帽，好不容易留下性命一条的前辈中，尤其是在朝“红太阳”背“红宝书”当“红小兵”或“红卫兵”然后长大成人的吾辈后学里，还能产出什么模样的“名师”甚至“大师”？吾等当年该读书时无书读，如今虽有书读却被钳制得无法读，而自封或互封“名师”、“大师”之多，一如过江之鲫，岂不滑稽？

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苦乐，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学术。即使在误把学府当作官场与商场的今天，总有部分苦心向学之士尽力守住自己的三尺书桌，以“孤舟蓑笠翁”的姿态与“不知谁住原西寺，每日钟声送夕阳”的心境，驰骋在广袤无际的求知时空。惟其如此，甫满周岁的湘潭大学出版社以并不充足的财力，推出“湘籍学者丛书”，希望藉此向6800万潇湘民众与全国读者集中展示湘籍知名学者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分量与风采，进一步提升湖南人才资源的知名度，且在湖南学术文化界与散落四方的湘籍知名学者之间搭建合作平台，将以往局部与问或的联系变成整体与持续的互动，推进家乡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而推进高水准、高品位的区域与社会发展智库之形成，做好中部崛起这篇大文章。大任如斯，其情可感，该社邀我忝列其问，共襄雅举，而我自量德浅能鲜，并非毫无难色。以袜线之才混世，记问之学糊口，岂敢登高呼唤，尽人“彀中”，而且学术标准的厘定与作者的取舍尤为棘手，它肯定属于得罪师友的苦差一宗，较之盟军当年的滑铁卢之魔战，恐怕尤有过之。只因湘潭大学出版社社长章育良教授等人的友情感召，加之某些师友的敦促与支持，包括跻身异域名校的终身教授、扎根国内的长江学者与接受国家领导人理论咨询的济世之士，勉为其难矣。倘若此差亦不失为饮水思源者报效千里故园的一种方式，那么，个人得失，在所不计，投石问路，静听高明。

本丛书拟以学者的学术论文为基，凸显学术性，兼顾思想性与可读性，取个人文集之形式，每人一卷，责权分明。由于湘潭大学出版社的财力所囿，“丛书”不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暂时偏向中青年学者，作为主编，后者是我最为不安的。作者的年龄限制把许多无论健在与否都是德望两全的学术前贤置若罔闻，不仅有伤“湘籍学者”概念与丛书的完整性，亦将明显削减丛书本身的学术含量，虽然这不等于说丛书的受稿与审稿将避开前辈的指点与把关。至于全书的规模，仍当视出版社的财力挖掘而定，拟作长期性的出版规划，暂时不限制收藏之日期。

莽莽洞庭水，巍巍南岳峰。千里故园虽无大漠孤烟的苍茫与长河落日的壮丽，却有七二峰云岚掩藏芙蓉世界的神秘，更有卅六弯风月映照海上蓬莱之胜景。大江东去，不过湘水余波，渔歌潮起，重组人间忧乐。如果说本色难改的湘音堪称四方游子没有期限的名片与护照，那么挥之不去的乡情辄使四方游子的思乡之念一如资江春雨。农历年前的那场暴雪肆虐三湘，严冰封锁回家之路，吾等退票之无奈至今刻骨铭心。“帘幕萧萧竹院深，客怀孤寂伴灯吟。”谨藉“湘籍学者丛书”的启动与陆续印行，发抒一份浪迹天涯者的丝丝牵念，捎上我和各卷作者以及关注丛书出版的所有南楚后裔对父老乡亲的祝福与期待。

夜幕收星，蓟外稀声。芷兰无语，谨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