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是华北地区民用住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是一种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方形的院落。 一家一户，住在一个封闭式的院子里，过着一种安逸、消闲、清静的日子，享受家庭的欢欣、天伦的乐趣，自然有一种令人悠然自得的气氛。

但在这种闲暇的背后，封锁的也许正是在那特殊年代里独有的市井生活。这本《四合院秘事》即是要挖掘四合院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生活琐事：邻里关系、家产争夺、老北京人的古朴生活等等的，拉开了一幅具有老北京韵味的生活画卷。

钟家祖居在特殊年代里，被外人窥视、占有。继后拆迁问题，如何赡养老人……层出不穷，女主人公钟淑惠总是与人为善，体现了做人上的古朴风格。小说情节曲折生动，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京城市井小说，一部有着京腔京韵风味的生活画卷，更是一部演绎胡同人家争守家产、风波迭起情恨秘籍。

钟家的房子在百花深处的紧西头，西屋的后房山和院墙与一段窄胡同相邻，北口通到大马路上。百花深处是胡同的名字，通常胡同都是两三个字，四个字显得长了些，平时人们都说百花深处，将胡同两个字免掉了。其实呢，这是一条不长的胡同，既没有显赫的宅门大院，也并非花团锦簇，连棵绿荫覆盖的大树都没有，可以说名不符实。钟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树，西边是棵甜石榴树，东边一棵枣树，都是钟老太太栽的。虽然枣花、石榴花没有浓郁的花香，但每年秋天，硕果累累的时候，红黄相间的石榴，绽开了笑脸，串串嫣红的大枣挂在树梢，常会吸引胡同里的人驻足仰望。

百花深处虽然不是贫民窟，但是自从有这条胡同以来，就没有住过什么达官显贵、日后发迹的富贾，甚至文化名人。钟家的房子是妻子的祖业产。安玉林是独生女，父亲是白洋淀的农民，由于脑筋活泛，倒腾荷叶、菱角、莲子，后来发展到建筑业需要的苇箔，积攒下来的钱，置办了这个小院。当时主要看中了宽敞的院子，可以堆放杂物，成了货栈。三间北房十分破败，经过了翻修扩建，将原是棋盘芯的房顶，换成了一色的青瓦，东房两间只是稍加修整，棋盘芯的房顶没有动。原来这种房顶只周遭是瓦而中间是灰抹的。门道及临街的小房都没有改动。

老钟也是白洋淀人，与安家是近邻，从小看着长大的。他的父亲是水乡的教书先生，在当地也算是有文化的人。老钟人长得周正、宽厚，在当地读过几年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来京后，为老安家的苇箔铺管账，后来又当了倒插门的女婿。

最初钟家开铺子时，整个院子都是自家占着，刘姥姥最先搬进了小南屋，什么时候搬来的，淑惠不清楚，好像从她记事起她就是住在院子里的房客了。据老钟太太讲，刘姥姥生了儿子后，与男人吵架，从老家三河县跑到了北京当奶妈子。起先跟着一位海军军官，后来军官调防去青岛，刘姥姥不想离开儿子太远，急着找房，那时钟家老大生下没有多久，奶不够吃的，互相帮忙吧！钟家从没有收过刘姥姥的房租，人心都是肉长的，刘姥姥讲话难免有时偏袒钟家。她比钟老太太年长几岁，两个人是无话不谈的老姐妹。

东屋的白茹珍是后搬进来的，淑惠记得她在卫校读书，那时是住校。一次周末回家，看见东屋走出一个瘦高挑儿、水蛇腰的女人，冲她满脸堆笑地说：“三姑娘回来啦！”

她还纳闷呢，以为是白洋淀老家的乡亲们来了，有时会暂住在东屋，谁知白茹珍竟住下不走了。事后母亲告诉她，白茹珍家住房发生了困难，其夫华宝生所在工厂全部西迁，他们家有特殊情况不能随厂迁走。他们急于找房，朋友托朋友，辗转找到这儿，那好听的话都说尽了，碍着面子、人情，不能推辞，好说歹说搬进来。凭良心说，开头几年却也相安无事。特别是白茹珍十分会来事儿，那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于钟家格外地献殷勤，这让刘姥姥十分看不惯，常常当着面指桑骂槐地说：“摇尾巴狗！”

谁料到十年浩劫中，白茹珍摇身一变成了革委会的积极分子，她的男人是幕后的狗头军师，净给她出馊点子。十年浩劫的恐怖时期，随便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意想不到的诬陷、信口雌黄地栽赃……都可以将一个完整的家，顷刻颠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白茹珍几次将红卫兵小将请进院中，预谋将钟家当作牛鬼蛇神清扫掉，都被刘姥姥挡住了。

其实，刘姥姥并非是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也没长着三头六臂，当时虽不是风烛残年，但已过六句，且是一双三寸金莲，缚鸡的力量都没有，更不要说对付几十个红卫兵了。个个都是杀气腾腾，充满“为民除害”的势不可挡的气概。别忘了，刘姥姥不仅出身红五类，自己当奶妈，她还有一块响当当的军属牌子，唯一的独子就在珍宝岛前线，刚刚荣立二等功，贴在墙上的喜报，还没有掉下来呢！她挺身拦在大门口，声嘶力竭地喊：“我在这院里住了近三十年了，对钟家知根知底，他家不是黑五类，也不是牛鬼蛇神！你们可要擦亮眼睛，严防有人搞破坏！”

所向无敌，从没有碰到过障碍的红卫兵，就像一群来势凶猛的蜂群似的，意想不到地遇到阻挡，被搞得措手不及，一时竟找不到北，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蜂拥着又闯进了隔壁的家门。钟家的感激之情自不用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无法明确表达。华家夫妇在人声鼎沸的混乱之际，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刘姥姥却是扶着门道的木隔板，一步步、颤颤悠悠地走回自己房间的。

事后，她回忆说：“那时候我是豁出去了，瞎话篓子就能把好人坑了，什么世道，两天前在街口上听说写《骆驼祥子》、《龙须沟》的作家老舍，竟让这群不分青红皂白的小小子、小姑娘们给打了，逼得他跳了河，什么世道！怎么都是一死，老太太我活够了！”

刘姥姥刚烈的性格，让胡同里的老老少少钦佩，她敢冒着自己的性命危险，说出别人心里想着的，但却不敢说出来的话。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仅仅沉默了两三天，白茹珍在街道上又活跃起来，哪里有批斗会，哪里就会发现她的身影，而且她不是作为一般的群众，每每都会跳出来控诉、指证且声泪俱下。她便成了革委会内定的营造批斗气氛的重点发言人。

不久，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得她沉寂下来。一天下午来了一批红卫兵，在她住的东房山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有关华宝生的，上面说那时他在一所技校的总务科工作，是技校的造反派送来的。原来在敌伪时期，他当过日本翻译，由于历史有污点，而没有能随工厂迁往三线，后经多方托人才在技校找到工作。大字报的结尾是：打倒狗特务华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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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小学以前，就随父母由哈尔滨迁居北京，住进了四合院。最初是在前门一带的大杂院中，后来搬进了西城一座独门独院的小四合院，最鼎盛时，住在三进的带有回廊、垂花门的大四合院中，后来又住进了大杂院，这是历史的轮回。

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合院情结非但没有松懈、淡化、消失，甚至竞成了一个沉渍在心底的、解不开的情结。虽然在北京城内已找不到以前自己住过的四合院了，特别是如今高楼耸立的金融街占据的地盘，那里曾是我在二附小(试验二小)毕业后，保送到师大女附中(试验中学)，为了离学校近，最后住进的大杂院，直至拆迁。

在那里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意气风发的少年、踌躇满志的青年、雄心勃勃的壮年……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最痛苦的是，在那儿我亲手送走了最爱的母亲……

这座四合院里的人和事，左邻右舍，甚至是胡同里的男女老少，常常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有时是梦中，有时只要轻轻地闭上眼睛，他们一个个都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把他们记录下来，那是北京人生活的历史中短暂的一瞬间，但却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因为历史的长河正是这些光点的汇集。

应该感谢同心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愿望，为这本小说提供了一个让读者阅读并与我共同分享的机会。此外还应该提及的是《北京晚报》的赵李红女士，她为出这本书投入了不少精力，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在文学创作中，一直牢记母训：“庄稼不收，年年种！”

我永远不会放弃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