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记录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一书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真实记录了沈昌文先生的人生经历。在这本不到200页的书中，从上世纪40年代上海银楼的童年学徒生涯起，到50年代初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进京工作，直至当上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主编《读书》杂志，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首次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书中主角沈昌文先生，著名出版人，1931年9月生于上海，前《读书》杂志主编，拥有50年出版经历的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该书讲述了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的处世之道，从头到尾都透露出积极的生活态度。沈先生的一生都在遵循“常识”，这一为人准则时时在敦促沈先生书写不平凡的人生路程。书名中的“知道”，不是寻常意义的知道某事的知道，而是知“道”。这个“道”就是沈先生处事的原则，交友的准则，生活的规则。倾听沈先生的人生经历，会暂时忘却世界，回到过去，回到心底深处的净土。

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上了很多很多补习学校

在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生涯

从“反右”到“文革”

《读书》杂志创刊过程

当了三联书店总经理

附录

后记/张冠生

我的祖母很早就要求我，不跟“野蛮小鬼”在一起玩儿。这个话，到我学徒的时候还管用。我当学徒的银楼里，每天晚上都赌钱！我很自豪，我生平从来不赌钱。

我有几件事情不干，一个是不赌钱，第二是不抽烟。不抽烟，是因为我爸爸抽大烟的关系，我坚决不抽。此外，我特别讨厌抽烟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店里要用烟灰来鉴定黄金的成色。我每天都要伺候烟灰缸，非常讨厌它们。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想象不到，过去是靠什么来鉴定黄金的成色的。

一个办法是用试金石。先拿着金戒指在石上磨，磨了以后，上面涂上硝酸。假如成色差了很多，一涂上硝酸，黄金还保留着，其中的银和铜就会被硝酸给销掉了，这样黄的颜色就淡了。这就表明，这个金戒指的成色差。

除了用试金石，检验黄金的成色还有一个奥妙，就是拿烟灰往涂了硝酸的试金石上面一洒，冒出一股烟来，从冒出的烟的颜色来分辨黄金的成色。青的怎么样，黄的怎么样，要非常有经验才看得出来，我也学过这些。

因为烟灰有这个用处，店里的烟灰缸是不能丢的。客人来，要用烟灰缸接住他抽剩的烟灰。接住后要留下来，而且烟灰缸不让洗。我每天都要收拾店里的烟灰缸，那个东西很恶心的。我学徒的时候，我的师弟都比我长一岁。我个头又小，年龄也小，身体又不好，别的活儿我干不动。所以只能做这种清除烟灰缸的工作。我讨厌烟灰，所以就讨厌抽烟，很恼火。这样也就促使我往比较文雅的方向发展，我也有这个基础。比如我会几句英文，我会记账，我能猜出很难的谜语。

我学徒的这家银楼所在的地方，是法租界和中国地界交界的地方。按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国民党不能到租界里抓人。于是，他们就在租界和中国地界交界的地方抓人。一些共产党人，为了什么事儿，一不小心进了交界地的中国地界这边，在那里等着的特务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很多共产党人往往就是在那个地方被抓的。我后来认识的、做过《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的史枚先生，当年就是在那儿被抓起来的。

那个地方叫“南洋桥”，有旧货市场，有赌场，也有妓院等等，是个三不管的地方。上海比较低级的妓院就在那一带。在上海，比较高级的妓院叫“长三”，其次的叫“幺二”，多数是在上海的四马路、五马路一带。南洋桥一带的妓院，在小报上叫“咸肉庄”，那里的嫖客都是扎人力车的。妓院是卖人肉的地方，它那里卖的是“咸肉”，是腌过的肉。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

我那时候接受厂小报上的很多信息，同时，也在学徒的银楼这一带看到了很多社会角落里边的现象，接触到了底层社会，知道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最近还有人间我，什么叫“白相人嫂嫂”？我告诉他，“白相人”就是上海人里边的流氓。女“白相人”或者是“白相人”的太太，就是“白相人嫂嫂”。有名的一个人物叫胡兰成的，他曾经娶过的一位太太，就是个“白相人嫂嫂”。她是上海的一位大学生。姓余，原来的丈夫是上海汪伪时期的一个特工头子，后来在日本跟了胡兰成。

吴彬曾经问我，见过“白相人嫂嫂”没有。我给她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白相人嫂嫂”的故事，就是我在银楼学徒的时候亲眼见到的。

在我们师兄弟里边，我个子长得很小，不够上台面的，所以我很少接待顾客。后来义培养我去学做账，就更不上柜台了，所以经常是在旁边看。

一天，来了一个女的，非常流气，不是个善主儿。她来买首饰，挑拣和讨价还价的时候，这个女的说了一些很不礼貌的话。接待她的一位师兄也来了脾气，说话也不客气了，话里还带出了“操”之类的词儿。那个女的一听不当紧，厉害劲儿上来了。她当场就往店门口的地上一躺，说：你要操我是吧？你来操呀！你敢吗？你来吧！她这么一闹，大家都吓坏了。顾客赶快离开了，门前交通也堵塞了，这影响买卖呀！这就是典型的“白相人嫂嫂”，很低级的，你拿她没办法的。最后师傅出面扶她起来，又请当地有面子的人前来说情，又是请客吃饭，才算把事情了却。

那时候，在这么一个地方，我对这类场面见得多了。那一带，共产党也去，国民党也去，流氓也去，总之三教九流混杂，是了解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好地方，我在那里真是上了社会大学了。

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我知道了共产党，认识了很多共产党人。可以吹一句牛，我在那里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P24-27

听沈公说往事，说得毫无顾忌，是难得的经历。说难得，与他的故事牵涉到诸多文化事件及当事人台前幕后有关，与他早年因穷辍学晚年声名曰隆的起伏进退有关，与他从“野鸡大学”到出版大家的山重水复有关，但这些并非最主要者。最主要的是，大风大浪的事件、机锋交织的暗流，是非曲直的漩涡，由他说出时，波澜不惊，从容到家，一如老农讲他的春耕夏播、秋收冬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暑天，一位朋友领着沈公到家里来。那时，《读书》杂志在知识分子心中何等地位？我不过是个普通读者，迎客进门时心想：主编《读书》的，该是何等人物？居然就坐在我家了？那天，沈公边吃西瓜边聊天，时有玩笑，适度，自然。虽是初见，却不给人陌生感，更没有某某驾到的架势，完全像个邻居串门，随和，家常，善意十足。说说最近有什么好书，好文章。吃点水果，又去忙他的事了。

匆匆二十年过去，与沈公交往渐多，对他的平民感、平常心有了更多体验。比如，见面时说起一本书，沈公有，我没有，他知道我想看，就会想方设法再弄一本。实在弄不来。他会费点周折复印一本，用牛皮纸包好，或骑车来，或走路至，放在我所在单位的收发室。这些年来。经这样中转而得的沈公赠书总有几十本。

某年临近春节，是个雪天，沈公又来送书，我刚好走到，在大门口碰上。接过书，我感动得不行，他神色一如既往。这算什么？一本书嘛。聊上几句，我欲留，他要走。长年里，他要见的人多，想见他的人更多，日程总是很满，当然该让他走。

看着沈公摇晃于雪中的背影，想起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帮新生看行李的事，想到一个词：古道热肠。季先生看行李大概不会重复多次，沈公送书可就是家常便饭了。他认识多少人啊，多少好书的朋友啊。相信享受过沈公上门专递服务的朋友多的是。

有些年，遇有不好买大家又都想看的书，沈公会复印多本，放进双肩背，骑车出门满北京城转，或是专程送到朋友家门，或在餐叙时掏出来，赠人惊喜。

沈公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神仙，时常高朋满座，为他们备点书，自在情理中。对我这样一个完全属于芸芸众生的人，何必劳神费心？这样的念头，模模糊糊地转悠过，又觉得不该去想。一个老人，见一个孩子饿了，给他馒头，无非是不忍看他饿着。非要去问为什么，不是唐突老人么？沈公历尽沧桑，阅人无数，圆融之中未失真淳，待人接物仍循常理，葆常情。倒是我这样的，晚他一辈，没经历太多磨难，先失却淳朴，偏离常情，远离常识，本来简单朴素之事想到复杂。实在惭愧！

感谢沈公，用其丰富阅历中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用其一向不动声色的体恤和爱护，为我开启了一个题目：回归常识。

这个题目语不惊人，却有好好考虑一番的价值。至少。引出这个话题，可以作为我记录、整理这本口述的一个主要愿望。

沈公一位朋友费孝通教授说过，历史到了一个时候，出那么一个人，出那么一本书，看着平常，实际上是有背后的意思的。绕到事情的背后，去把意思看出来，把正文里的“旁白”看出来，是他经常会做的事。

按着费先生的点拨和示范，听着沈公的讲述。尝试着去看看故事背后的意思，有些感悟。从上海银楼小学徒，到三联书店总经理，听着不凡，实际简单，就是依常识做事，依常理悦人。即便说到修行，也无非是困了就睡，饿了就吃，跟着师傅，担柴扫地。

早年里，因家贫而被阻隔于正常社会，就“从板缝里看世界”；

学徒时，要改变命运，就多进课堂，广泛求知；

进京后。要为领导当好秘书，就要熟悉他们的脾气、喜好和工作方式：  运动中，要想不陷于被整肃的境地，就不能不积极表现，紧跟形势：

编《读书》了，觉得自己“无能”，就向有能耐的人求助；

刊物受管理部门批评警告了，就去作检讨，赔不是；

当领导了，想为同人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就筹划盖新办公楼；

过去保护、扶持过自己的领导后来有了误解，又不想解释，就顺其自然：

退休了，不该再掺乎原单位的事情，所以就不再去了……

所有这些，都是在常识层面上。最笨的办法可能是最聪明的办法。天下聪明人何其多？沈公应该是一个。他没有被聪明所误，道理既深又浅，就是他始终守着常识做事做人，即便是总结一生做“编辑这买卖”的经验，也只是说：“我做出版，就是这么简单，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还是常识。

过往的阅读经验中，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够深刻了。他却表白说：“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橇拖上山坡，扶稳鞘把，堆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恍无所思，漫步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房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人，诗意地安居》)

某次与沈公餐叙，听他夸一个晚辈，未多言。只说了“有古君子之风”。他如此认同的“古风”，无非是淳朴、坦诚、推已及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这类本着常识的品行吧。

个人如此，社会亦如此。多数人能守着常识，社会自然合乎常理，正常发展。我们这个社会有过大曲折。描述和反思这种曲折，可有多个思路。其中之一可以是：曾经守着常识，后来背离了常识，现在回归常识。

组织部门要求自己的干部“公道正派”。

在新闻媒体工作的记者编辑被再三再四要求“不搞有偿新闻”。

前任国务院总理曾在任上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

现任国务院总理在“两会”上表示，中国百姓应该呼吸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

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剽窃事发，让很多学者寻思“中国学界的道德底线”。

国家最高自然科学机构成立道德建设委员会，督责院士们远离剽窃。

当然可以认为这些都太“小儿科”，都是底线，并不值得怎么称道。但如果确实掉到过底线以下，有过连常识都不顾的时候，则回归底线、回归常识就是进步。这也是需要见识和勇气的。从昏话连篇到主张“实事求是”，从“十五年超英赶美”、“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回归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强调“主义”回归到研究和解决问题，从操心效率回归到倡导公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都不容易。直到现在，“实事求是”也还远没有在整体上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常态。

就在今天，北京大学BBS上出现了一封耶鲁大学生物学教授StephenStearns写给选修其课程的学生的信。信中称，从学生到老师，剽窃学术成果的行为普遍存在，剽窃现象各国都有，中国最普遍。这位教授所言提醒我们：诚信为本，回归常识，谈何容易！

花城出版社秦颖兄建议这本口述题名“知道”，实为见道之嘱。沈公的“吃喝玩乐”、“坐以待币”中，自有一份精神上的肃穆与庄严，沉潜不露，却以谐谑笑谈出之。正所谓大庄若谐。他一生读书编书，缘书知“道”，此“道”就在其不离常识的形迹之间。由此理解沈公及其文化生命的意义，或不致于有大的偏差。

在此，我要向多年老友薛正强先生鞠躬致谢。二十多年前，把沈公领进我家门的朋友，就是正强。

张冠生于京西北厢黄旗  2007.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