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弗里施，德语文学泰斗，被誉为瑞士德语文学双子星座之一。本书为其代表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学教科书。该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文学评论界也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被人们称做是“一部站在时代高度的作品”。

对雕塑情有独钟的施蒂勒，娶了美丽动人的舞蹈演员尤莉卡为妻。尤莉卡舞台上的无限风光，却给了他极大的压力。他用自己的方式所做的一切都未能使尤莉卡得到满足。爱和无奈，让他们双方都难以忍受。

面对生活的压力和事业的平庸，施蒂勒毅然挣脱了婚姻，不告而别……

他更名换姓，费尽周折。六年后，不料在回乡检查护照时被人认出，指控他为“持美国护照的德国人”。对于这一切他矢口否认，直到见到风韵犹存的尤莉卡，真相才浮出水面。

我不是施蒂勒！——自从我被投入这所监狱(下面我还将对它加以描述)之后，我每天都在这样说，每天都在这样发誓，每天都在要威士忌喝，否则就拒绝继续做任何说明。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威士忌，我就不再是我自身，而会被一切可能的影响所压服，去扮演一个他们中意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同我却毫无关系。目前，我在这个荒诞的处境中(他们把我当成了这个小城的某个失踪了的市民！)唯一要做到的是，不要被他们的劝说所打动，对他们要把我变成另一个陌生人的一切客客气气的尝试都要小心翼翼，不为所动，甚至对他们发脾气！我说：既然现在唯一的事情是为了证明我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人——遗憾的是我当真就是那个人——因此，只要有人走进我的囚室，我就要不停地叫嚷：我要威士忌。顺便说一下，几天前我就说过，我不一定要名牌货，只要能喝进口就行，否则，我就会保持清醒的头脑，那时，他们就可以随意对我进行审讯。但是，他们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至少问不出真实的情况来。可这是徒劳！今天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个空白的本子，要我写出自己的生平！大概是为了证明我的生平不同于那位失踪的施蒂勒先生的生平吧。

“您就写真实情况，”我的官方辩护律师说，“没有任何虚构的真实情况。墨水您可以随时让他们给灌满！”

自从我揍了人家一记耳光而被捕以来，到今天已经一个星期了。根据记录，我那时酩酊大醉。因此，要叙述事情的经过是相当费神的。

“您跟我来！”一位海关人员说。

“您别现在找麻烦，我乘的火车随时都会开走的——”我说。

“可您走不了啦。”海关人员说。

他把我从踏板上往下拉的举动，使我再也不想回答他的询问。他手上拿着我的护照，另一个给旅客护照盖章的海关人员还在火车上。我问道：

“我的护照为什么不合规定？”

没有回答。

“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一再说，“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我拿的是一本美国护照，我用它走遍了半个世界！对于我的护照为什么不合规定的问题他不作任何回答，而是用他那瑞士腔调重复说：

“您跟我来！”

“先生，要是您不想让我揍您一记耳光，就别拽着我的袖子，我没法忍受。”我说。

“往前走！”

当年轻的海关人员不顾我礼貌而又明确的警告，带着受到法律保护的高傲神情强调说，有人会告诉我，我实际是什么人时，我这一记耳光打响了。他那顶深蓝色的帽子在月台上做螺旋式的滚动，比预料的滚得还远。这位年轻的海关人员——这时他没有戴帽子反倒更有人情味——在一口气的工夫里是那样的目瞪口呆，竟没有发脾气，只是不知所措。此时，我完全可以上车就走。列车刚刚开始启动，旅客在窗口挥手，有一节车厢的门还开着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没有跳进车厢。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从他手中把护照夺过来，因为如前所述，这位年轻人是那样的目瞪口呆，仿佛他的灵魂也随同那顶帽子在滚动。只是在那顶硬邦邦的帽子不再滚动时，年轻人才可以理解地发起火来。我在人群中俯下身子，热心地拾起他那顶缀有瑞士十字国徽的深蓝色帽子，掸了一下灰尘后，才把帽子交给了他。他的耳朵血红，这时的情景很奇怪，就像有人逼迫着我一样，我规规矩矩地跟在他的身后。他缄口不语，连碰也不肯碰我一下，而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把我交给了守卫，在那里，我等候了五十分钟之久。

“请坐下！”警官说。

护照放在桌子上。这种变化了的腔调，热心的、并不熟练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当即使我大为惊讶。我以为，那是由于他把我的美国护照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我的美国国籍使他消除了一切怀疑的缘故。这位警官似乎是为了弥补由于年轻海关人员鲁莽无礼所造成的后果。还找了一把椅子来。

“我听得出来，您是讲德语的。”他说。

“当然。”我说。

“请坐下。”他微笑着。

我仍然站着。

“我是在德国出生的，”我解释说，“美籍德国人——”

他指着那把空椅子。

“请。”他说，又犹豫了一会儿，自己坐下了……要是我在火车里不得不讲德语，很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另一位旅客，一个瑞士人和我说过话。我打那个年轻人一记耳光时，他也是见证人。这位旅客从巴黎起就弄得我心烦意乱。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位先生。在巴黎，他进了这节车厢，绊着了我的脚，把我弄醒了。他把行李塞了进来，用法语说了声对不起就挤到了开着的窗户旁，又用瑞士方言和一位女士道别；火车还没开，我就感到他在审视我。我用已经读得破破烂烂的《纽约人报》遮住了脸，报上的那些玩意儿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只是希望，我的旅伴的好奇心此刻会冷却下来。他也在读报，读着一张苏黎世的报纸。我们用法语商定，关上了窗户。此后，我就尽力不用悠闲的目光去观赏窗外的景色了。显然，这位先生——很可能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在寻找机会和我进行交谈。他是那样的拘谨，我别无他法，只好走到冷餐车去，在那里坐了五小时之久，还喝了一些酒。只是在米卢斯和巴塞尔之间，迫于很快就要过境，我才又回到了车厢里。这个瑞士人又看着我，就好像认识我一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突然鼓起勇气和我交谈了起来。也许仅仅是因为眼前我们正在他的国土上吧。“请原谅，”他有些拘谨地问道，“您不是施蒂勒先生吗？”如前所述，我喝了一些威士忌，所以听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我手上拿着我的那本美国护照，这时，瑞士人说着自己的方言，同时翻阅着一本画报。在我们身后已经站着两个公务员，这是一名海关人员和一个手上拿着一枚图章的人。我把护照交给了他们，这时我感到自己喝多了。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的行李很少，无可非议。“这是您的护照吗？”另一个公务员问道。开始我当然笑了。“怎么不是？”我反问道，接着又恼火地说，“这本护照怎么不合规定？”

我的护照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这还是头一回。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位先生把我同他的那本画报上的一张照片混淆了……

“博士先生，”警官对那位先生说，“我不想耽误您太久，总之，我们非常感谢您所提供的情况。”

当这位表示谢意的警官握住门把时，那位先生在门口向我点头，仿佛我们早就相识。这是一位博士先生，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我可没有丝毫点头的愿望。这时，警官回转身来，再一次指了指椅子。

“请坐，”他说，“看得出，施蒂勒先生，您喝得相当醉了——”

“施蒂勒？”我说，“我不叫施蒂勒！”

“我希望，”他无动于衷地接着说，“不管怎样，您明白我们要跟您谈什么，施蒂勒先生。”

我摇了摇头，他给我递过烟来，这是一种短雪茄烟。我当然拒绝了。因为他显然不是在给我敬烟，而是给某个施蒂勒先生。尽管警官为了和我畅谈一番而坐了下来，我却仍然站着不动。

“为什么当人们问起您，这是否真是您的护照时，您那么激动？”他问道。

他翻着我的美国护照。  “警官先生，”我说道，“我不能忍受人家抓着我的衣袖，我曾多次警告您那位年轻的海关人员。我一时冲动打了他一记耳光，对此我感到遗憾。警官先生，我当然准备按贵国的规定立即赔偿损失，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该交多少钱？”

他不无好意地微笑着。他说，遗憾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短雪茄。把那支褐色的短雪茄在嘴唇间转动着，泰然自若而又一丝不苟，时间对他来说，似乎无足轻重。

“您好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人——”

“我？”我问道，“为什么？”

“对于这种事情我一窍不通，”他说，“但是这位认出了您的博士先生似乎对您有很高的评价。”

真是没有办法，他们显然是看错人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解释都无异于花言巧语或真正的谦虚。

“您为什么管自己叫怀特？”他问道。

我解释着，叙说着。

“这本护照您是从哪儿搞来的？”他问道。

他惬意地抽着那支有些臭味的短雪茄，两只大拇指勾着裤子的背带。因为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这位再也不把我当成外国人的警官解开了那件多余的上衣的纽扣，端详着我，根本就没有听我在说什么。

“警官先生，”我说，“我喝醉了，您说得对，您说得完全对，但是我不能容忍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位博士先生……”

“他说，他知道您。”

“从哪儿知道我的？”我问道。

“从画报上，”他说着，利用我那表示轻蔑的片刻沉默补充说，“——您有位妻子，住在巴黎，对吗？”

“我？有位妻子？”

“名字叫尤莉卡。”

“我不是从巴黎来的，”我解释说，“我从墨西哥来，警官先生。”

我向他叙述了我所乘的轮船的名字，这条船航行了多少时间，到达勒阿弗尔啼从维拉克鲁斯出发的时刻。

“这是可能的，”他说，“但是您的妻子住在巴黎。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她是一位舞蹈家。据说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

我沉默着。

“尤莉卡是她的艺名，”警官向我介绍说，“听说从前她得过肺病，住在达沃斯。现在她在巴黎负责一所芭蕾舞学校，对吗？已经六年了。”

我只是看着他。

“自从您失踪以后。”

为了听听画报读者对于一个显然和我相似的人——至少在一位博士的眼睛里如此——还了解些什么，我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接过了一支香烟。警官显然方才受到那位博士对我的敬意的感染，还给我点了火。

“您本人是个雕塑家。”

我笑了。

“对吗？”不等我回答，他又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您用假名字到处旅行？”

他连我的誓言也不相信。

“我很遗憾，”他说罢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拿出一张蓝色的表格说，“我很遗憾，施蒂勒先生，要是您继续拒绝让我们看您的真正的护照，我就得把您交给刑事警察局了，您应该明白这一点。”

他掸掉了短雪茄上的烟灰。

P5-1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位研究德语文学的德国朋友建议我翻译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撰写的小说《施蒂勒》。他说，该书于五十年代出版，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文学评论界也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被人们称做是“一部站在时代高度的作品”。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对于我，译书的过程不仅是一种学习，将他的文字转换成中文也是一种享受。

小说的主要人物施蒂勒是瑞士的一位雕塑家。他自视甚高，而且渴望成就。但是他敏感，软弱，怯懦，常常以自我为核心。他参加了反对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战争，然而在守卫渡口发现敌人时却不敢开枪，被敌人捆绑在塔河河畔，束手待毙。他娶了著名的芭蕾舞蹈家尤莉卡，然而两人的婚姻生活却并不成功。因为与美丽的尤莉卡的成就相比，他的事业显得黯然失色。尤其是他不愿去理解尤莉卡，而是要求尤莉卡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在尤莉卡那里得不到满足之后，他便在情人希比拉那里寻求安慰。

事业上的平庸，战场上的失败，婚姻上的失意使他决心逃离现实，逃离瑞士，在世界漂泊。他不想承认自己，更不想改变自己，于是他改名换姓，用一本假护照，走遍了美国等许多国家。但是，在他返回故乡时，在一列进入瑞士边境的火车上，他被人认出。为了弄清他的身份，他被带进了拘留所。故事便围绕对他的审讯展开了。

在经历了六年的漂泊之后，在瑞士司法机构、朋友、亲人的帮助下，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他就是六年前失踪的施蒂勒。虽然他与尤莉卡再度相聚，但他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仍然把自己当做救世主。生活在他身边的尤莉卡仍然痛苦，寂寞。最后，为了切除自己的半叶肺，尤莉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独自一人步行去了医院，孤独地死在了病床上。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怯懦的施蒂勒也没有勇气去向她做最后的告别，因为他不敢正视现实。

小说之所以在知识分子中反响较大，是因为它深刻地揭露了知识分子的弱点。逃避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无处可逃，没有可以逃遁之地。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存在于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这些联系你是摆不脱也割不断的。承认自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施蒂勒费尽心机要这样做，最后仍然不得不回到现实之中。弗里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的描述。小说的结构也被文学评论界交口称赞。为了揭示施蒂勒的内心世界，描述他的矛盾心态，弗里施讲了许多看似与施蒂勒无关，实则与他密切相连的故事，同时也介绍了许多国家的风土人情。

弗里施本人于一九九一年四月病逝，小说的中译本则于同年三月出版。虽然遗憾，但他毕竟在病榻上知道了他的这部重要作品已在中国问世的消息。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安慰吧。

这个被形容为“一半卡夫卡，一半加缪”的小说出版于1954年，述说了一个囚犯怎样试图摆脱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施蒂勒，而是怀特，他捏造了三个谋杀悬案和自己生活的细节。

——麦克·罗杰斯《图书馆学刊》

小说展现了二战后的悲惨境遇，字里行间蕴含的多重意义呼之欲出——然后施蒂勒现身说法了：他的叙述狡狯，婉转而又精彩纷呈，像爱伦·坡笔下的凶手，或者雷蒙德·钱德勒小说里的侦探……当施蒂勒的人生谢幕时，结局是令人惊惧的——人类的精神世界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中。

——《纽约时报》

读者无法不把这部作品看成战后最重要的小说之一。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