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0年后定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58年发表第一篇文章。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之作，引起轰动。后来发表的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再次引起轰动。1986-1987年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1992年后发表大量随笔，结为多种集子。后来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汇辑为《红楼三钗之谜》。同年出版《刘心武文集》八卷。1995年后开始尝试建筑评论。1998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1999年推出图文融合的长篇《树与林同在》。
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班主任》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此外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儿童文学《看不见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都曾获全国性奖项；长篇小说《四牌楼》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第二名。至2003年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以不同版本共计115种。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英、日、法、德、俄、意、韩、瑞典、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
《如意》讲述的是1961年秋，青年教师程宇分配到北京光明中学工作，不久即对默默工作的老校工石义海产生了敬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石大爷仿佛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但在一个资本家被打死后，他却悄悄地将自己床上的塑料布盖在他尸体上；给“专政对象”们送绿豆汤消暑解渴等。后在不断交往中，程宇了解到石大爷的坎坷的身世以及和邻家清末贵族小姐金绮纹未完成的婚事，在程宇的帮助下，就在石大爷正欲同绮纹喜结连理的时候，却被残酷的病魔夺走了生命。
《蓝夜叉》故事里的蓝夜叉命运很悲惨悲惨，年少时得了癌症，很快死了。死前总是躺在靠近门的床上，为了每天看到喜欢捉弄她的男孩子。死而不得偿其愿。
《小墩子》是在说一个女孩到女人的过程，说她如何暗恋，如何被遗忘，如何发家，如何无音讯。感动的地方并不在小墩子身上，而在小墩子的父亲，默默地爱自己的女儿，死去后留下一身埋怨不被理解。小墩子恍然大悟时什么都挽不回了。
《泼妇鸡丁》由多个小段组成，讲的是保安们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
如意
编辑部的工间操时间照例无人做操。有人高声讲着一件什么趣闻，爆发出一阵快活的大笑。偏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在喧嚣中怎么也听不清话筒里的声音。
我朝大伙连嚷带摆手，他们总算减小了笑谈的音量。我才听出来，给我打电话的是老曹——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自打三年前我调来出版社，我们很少联系，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忙，其实我在学校工作时，和他称得上是难得的相知。
“老曹，什么事啊？”我贴近话筒，大声地问。
他性格不改，无论遇上什么大悲大喜的事，总能不动声色。我听见他慢悠悠却是单刀直入地说：“学校里的石义海大爷死了。要开追悼会。想来想去，悼词还得请你写。”
我周围的聒噪声仿佛陡然飘向了远处，只觉得自己的心犹如铅砣般往下一坠，我紧紧地捏住话筒，喉咙那儿突突地跳，不由得变了嗓音地问：“哪天死的？”
老曹简捷地报道说：“前天。往医院送的半道上就咽气了，是心肌梗塞。收拾他的遗物，你知道他俭朴了一辈子，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是从他那口惟一的木箱里，发现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包裹，包了好几层……”
我迫不及待地问：“里头是什么东西？”
老曹告诉了我。我倒吸了一口气，心里就像有千百个琵琶在“大弦嘈嘈如急雨”，不禁喃喃自语：“原来是这个！原来……”
我的心强烈地抖动着。石大爷的追悼会定于第二天下午开，我答应当晚便写好悼词，第二天请假送到学校去，并出席追悼会。
当晚，我坐在书桌前，忘记了别的一切，只想着石大爷。
秋夜是这般的静谧，静得仿佛能听出远处树叶飘落的声音。我提起笔来，满腔的哀思仿佛都汇涌到了笔尖，却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
石大爷，您如果有灵，您应当驾着清风，趁着静夜，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让我们像往昔一般促膝而坐，相见以诚……
石大爷，我想您，您大概也还在惦念着我吧？石大爷啊……
一
我是一九六一年到学校工作的。那时候我们不少青年教师住校，每天清晨，当我们洗漱既毕，或到操场跑圈，或到树下诵读，或赴办公室备课，总会从薄雾或霞光中，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工友，在用大竹扫帚清扫校园。他个子不高，很宽的肩膀，很厚的身板，但却长着一双很明显的罗圈腿；他总是默默无言地低头徐行，一下一下很匀实地扫着。每当看见他，我脑海中就飘过一个淡淡的念头：“啊，石大爷又扫上了……”这念头犹如一根柔弱的游丝，他的身影一从我视网膜中消失，这游丝便也消融在空气之中了。别的住校教师，对他大体上也是这么个态度。
应当为我自己和同伴们剖白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起工友。管传达室的葛大爷比石大爷还老几岁，是个高瘦、嘬腮的老头，据说解放前当过道士，我们就常同他打趣。他知书识字，分发报纸信件汇款单认真负责，还很爱主动同我们谈论时事。石大爷大字不识一个，无法在传达室工作，似乎同我们缺乏一种自然的联系纽带，而他这人又极为沉默寡言，脸上的表情很呆板，难怪引不起我们的注意。
直到六二年过“五一”节的时候，我同石大爷才有了一次颇不寻常的个别接触。那天我没去参加晚上的联欢活动，留在学校值班，任务是每一小时沿操场的大墙巡逻一回。石大爷的宿舍是位于操场一角的小平房，因此，不转悠时我就呆在他的屋中。
开头，我只是坐在椅子上，管自看自己带去的小说，全然不注意坐在床上捻叶子烟的石大爷是何神态。但是，每当我坐下来看小说，石大爷就默默地往我面前的茶碗里倒茶水，这时，我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当我第三次巡逻回来，便把小说搁到一边，搜索枯肠地同他闲聊起来。
我想到听校长说过，我们这所校址，几十年前是个贝勒府，当年的贝勒府总不会有这么个操场吧，于是便漫不经心地问：“石大爷，当年这操场是贝勒府的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咋不知道？是花园。”
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红楼梦》中的某些景致，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后四十回中的“大观园月夜警幽魂”。于是如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在夜晚，面对着老人，忍不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花园里闹鬼吗？”
“咋不闹鬼？我就见过。”
石大爷说时，面部表情仍旧十分平板，叭哒叭哒不紧不慢地吸着他那半尺长的烟袋锅。
“我不信。世界上哪有鬼呢？”
“咋不信？我亲眼见呢。”
“那一定是您看花眼了。鬼是没有的。”
“咋没有呢？我见着了嘛。”
于是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遇到这种口吻，我便又想听又不想听地说：“真的吗？您见着的鬼什么样呢？”
石大爷微微抬起脸，正对着我，他那略呈横圆形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语气平淡地说：“那时候，我才你这么个岁数吧。这贝勒府的一多半，已经归了教会的学校。那时候操场没这么大，东半截是一排排的学生宿舍。学生晚上撒尿撒在木桶里头，木桶就搁在排房的尽头。我是管给学生倒尿桶的，有时候起五更就得倒。有一天，兴许也是今儿这么个气候吧，我起得早点，往排房那儿走。刚走拢，冷不丁见个白影儿一闪。我挺奇怪。那影儿像是个女的，穿着月白衫子，套着黑裙子。你知道咱们学校打那会儿到如今都是男校，只收男生不收女生，深更半夜的，咋会跑出来一个女的呢？”
我为表示不信，又为了壮胆，就胡乱解释说：“个别胆大的女生也是有的，她准是翻墙进来的。”
石大爷的语调依旧平缓迟慢：“不是。我走过去招呼：‘甭藏，你出来吧！’她就从墙角出来了。乌黑的头发，雪白的脸，眼角耷拉着，嘴皮子红得像流着血……”
我插嘴说：“这哪是鬼呀，这活生生是个人嘛。”
石大爷仿佛没听见我的话，愣愣地继续他的讲述：“我跟她脸对脸地站着。我就问她：‘你是人是鬼呀？说！’她给我鞠了一个躬，哭着说：‘大哥，我是人，我不是鬼呀……’”石大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的心仿佛在收缩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吸了口烟，接下去说：“……我正疑惑呢，只听她又添上一句：‘我的命好苦哇！’说完就转身走了。我看见她光着脚，两脚好像离地一寸多，忽悠忽悠地，拐过屋角就没影儿了……”
我的头发根根都直竖起来，耳里响着自己放大了的心音，背部忽然有一种空虚和不安全的感觉。想到下一次的出屋巡逻，我忽然胆怯了……
费了好几分钟，我才镇定下来，我想自己是青年团员，应当相信唯物主义，不能中迷信思想的毒素，便正色对石大爷说：“您当时肯定是产生了幻觉。鬼是没有的，没有。”
但是石大爷非常顽固，他表情依旧毫无改变，继续叭哒叭哒地吸着烟，好几分钟以后才分辩说：“我咋会看错呢？后来我想着她可怜，估摸着她准有冤情，就偷偷买了一双袜子，半夜里搁在那天遇上她的地方了。天亮时候我去看，袜子没了。那时辰学生们都没起床哩，不是她收走是谁收走了？打那以后她再没现过形，兴许是报了冤仇了吧。” 这回我连背上的汗毛也竖起来了，一时间说不出辩驳的话来。 “你歇歇吧。我替你转悠去。”石大爷站起来，拿起桌上的长筒手电，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我把脊背抵住墙壁，努力克制着心中喷涌的恐怖。我又气恼石大爷的迷信和固执，又感谢他对我的体贴与照顾。
但是这一夜过去以后，当天光大亮时，我对他就只剩下了落后而顽固的坏印象。从此以后，我尽量少同石大爷接触。P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