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便致电广州革命政府，提议迁都武汉，电文言辞恳切，希望广州政府主席谭延闿最好先到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10月，广州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暂不迁都。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再次致电谭延闿和张静江等：“武汉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这时，迁都的建议得到了一批高级将领及党政要员的支持，就连时任总顾问的鲍罗廷也认为迁都武汉是明智之举。鉴于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中旬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派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一大批人经江西赴汉，为迁都作进一步调查、布置。此时的宋子文已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宋子文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头角崭露，与他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宋庆龄将弟弟宋子文引荐给孙中山，被任命为大本营秘书，由于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解决了一些财政困难而得到孙中山赏识，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中央银行行长。在1924年10月发生的广州商团叛乱中，宋子文临危不乱，帮助孙中山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使宋的地位急剧上升。而使宋子文在国民党中站稳脚跟，能够与重要人物平起平坐是在孙中山病逝后。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共商著名的《总理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字，以见证人的身份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一切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9月，时任广东商务厅长的宋子文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后，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迁都武汉，宋子文是赞同的，所以他抱着极大的热情与二姐宋庆龄及孙科等于1926年12月初到达南昌，并与蒋介石在7、8两日于庐山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有关财政、军事等要案。12月10日，宋子文等抵达武昌，受到盛大欢迎。
宋子文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跻身于武汉政府的决策核心。
恰在此时，蒋介石挑起了迁都南昌之争。
提议迁都武汉是蒋介石，挑起迁都南昌也是蒋介石，究其原因：首先，由于北伐军的深入，武汉和两湖地区便处于唐生智部的控制下，蒋十分害怕；武汉迁都若成，蒋就不可能任意发号施令。其次，北伐的胜利激发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两湖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更是声势浩大，这些斗争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蒋害怕工农运动，更害怕武汉政府受工农运动影响而“赤化”。再次，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于南昌，他的亲信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改都南昌更有利于他控制政府，实现独裁。所以，当第二批和第三批广东政府中央委员路过南昌时，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代主席、他的把兄弟张静江串通一起，于1927年1月3日，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把在南昌的委员找来开会。会上，蒋介石说，广州会议“通过迁都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称自己是国家首领，并准备与北伐军打仗，湖北的军队靠不住，所以武汉处于危险之中，在已经得到巩固的南昌领导北伐是较好的。”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