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劫难的真相。 作家冯骥才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披阅十载，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入史册。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著名作家冯骥才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新版增加了初版未能完成的敏感内容，并配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真相。

拾纸救夫

崇拜的代价

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

死脸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我到底有没有罪?

鬼剃头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我这三十年呀

绝顶聪明的人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笑的故事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失踪的少女

我变了一个人

牛司令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硬汉子

三个人的苦中作乐

复仇主义者

说不清楚

苦难意识流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六十三号两女人

没有情节的人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走出疯狂

忏悔录

附录一：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附录二：关于冯骥才先生谈

《一百个人的十年》文学工程的采访录

关于本书写作的缘起

决不放弃使命一一《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关于“文革”博物馆

附言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別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七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他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他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连下车，一同来到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这儿的农活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也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千，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于起活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关节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去用，因为用“小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默地忍着干活。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猪肉那天呵——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拉机压死一条蛇，大伙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断断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年，恐怕——別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邦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帽，一舔，舌头就粘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搅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入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代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和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那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

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P30-33

终结“文革”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贻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忌、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