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是中国长江上游的名称，一般是指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到四川宜宾市岷江口之间的长江上游，而宜宾以下的才被正式称作长江。金沙江全长2308千米，流域面积34万平方千米，落差达3300米。金沙江上著名的虎跳峡，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金沙江古称丽水，以盛产金沙而得名。

本书收录了作者难忘的回忆，旨在让自己在历史的记载和现实和行走中穿行一回。

中国长江的上游。长江江源水系汇成通天河后，到青海玉树县境进入横断山区，开始称为金沙江。流经云南高原西北部、川西南山地，到四川盆地西南部的宜宾接纳岷江为止，全长2316公里，流域面积34万平方公里。

金沙江是不同寻常的江，它总是弯来折去，折去弯来。本书收录了作者难忘的回忆，旨在让自己在历史的记载和现实和行走中穿行一回。

想见金沙江

小江——从流动财富到流动灾难

金沙江铜务

东川铜矿见闻记

附 铜厂村记事

触摸金沙江

远远看见白河滩

金沙江航运

勘察金沙江

淘金老者

附 共和档

金王

抢滩记

关于推船人

推船人

附 共和档

民国三十四年的关河

一个矿业城市的大思路

档案后记

1989年的中国让人有些心烦，到处都弥漫着“下海”的空气，“全民经商，大家下海”如同时尚之风，吹得人心惶惶的，六神无主的，也跃跃欲试的，那时，不言经商，不论下海，仿佛谁的智商就比谁的低了似的，谁他妈就是傻B似的。

经商下海成了检验活法的标准，检验做人的态度，检验成功的尺寸……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谁谁谁他妈的发了，谁谁谁他妈的一辞职就成了大老板，就成了成功人士，谁成了发双轨制财的大腕，谁谁谁一砸了铁饭碗就他妈的捧得了金钵头……所有的书刊都在狂热地叫嚣着跑向商海，跳下海岸，不要怕粉身碎骨，不要怕断了后路，都鼓吹着不要靠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自己救自己，才能最后拯救全人类，不经商不下海你他妈就一无所有，宁肯做穷得只有钞票的穷人，也不要做富得只有精神的贵族……整个市面上到处都在发售教人发财，让人致富的秘笈，教人如何“官倒”，教人如何利用“双轨制”的弱处下手，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子，家庭的第一笔财富……

做发财梦很让人亢奋，念致富经很让人入魔。那时的大气候给人的感觉就是，做梦就能成真，念经就能成佛，只要有了发财秘笈，你就成了怀揣“葵花宝典”的江湖人士，就可以下海遨游，就可以赚他娘个钵满盆满，披金戴银，屙金尿银，金光闪闪，富贵满堂……

那时许多人的方寸都乱了，我这种俗人更是不能免俗，也跟着几个商友们乱麻麻地这里去找钢材，那里去找指标，到处捕风捉影地寻找发财的洞穴，阿里巴巴的宝库，乱七八糟地乱了一久，连碗米线钱都没找着。

找不着食吃，只好将心收回来，可惜，财迷了心窍，神不定气不静的，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虽说也知心境出了问题，想拔但还是陷在发财心切里。就在我财乱心迷的时候，昆明市文联告知：要组织一千人马，组成昆明作家采访团，以滇东北为中心，深人生活沿着金沙江徒步采访，队长由黎泉当任，队员有马宝康、袁佑学、邹长铭和本人。能在这种心乱如麻，五心不定的时候离开被商海之风，商海之浪吹得打得大家都找不着北的昆明，这真是瞌睡来了就遇上了枕头，能趁此机会到山沟沟里走走，山头上转转，江边上溜溜，真是一个可以清心，可以明目的好机会。

人在心浊了、灵浑了时，大自然就是一付最好的洗涤剂，其疗效就如云南白药治疗伤口一样，是很管用的。

1989年我受聘在昆明文学院搞专业创作，虽说披了一张专业作家的皮张，但干的勾当同一个商人也没多少区别。商人买卖东西，我呢则帮着文学院卖文字——大部分时间都干着打着昆明文学院办的《作家企业家报》的招牌，四处发掘“广告文学”，写一些赞扬和表彰企业家的东西，诱企业家以名，我取之以利，写上万把字的“报告文学”，收上三五千的宣传费、版面费，我从中谋得百分之二十的润笔。从经济角度上剖析，我这个受聘的专业作家，实际上干的就是“文字下海，贩卖文学，看钱写作”的勾当，所以我常常说自己是“贩夫作家，走卒记者”。那时的写作心态是：采访难受，写作痛苦，只有拿稿费和领提成费时高兴一阵，除了怪罪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逼着小姐当丫环”这种世风外，我常常陷入是拿起笔来做刀枪还是拿起笔来做钱文章的苦恼中，所以当深入生活，徒步金沙江的机会来时，我有了一种解脱，因为我这回可以好好地文学行走一回了。

报纸上、电影里、电视上的金沙江我是见过的，概念中的金沙江我也是读过的，但我从未见过真正的金沙江是什么样子，这回我可以借深人生活之机，好好地看看流遍了大半个云南的金沙江了。

我的祖籍就是被称为滇东北的昭通，这回要走的地方也几乎全是流过滇东北境内的金沙江，沿金沙江滇东北流域采访，我有一种重返老家的感情。  两岁时，我曾跟着母亲回过父亲的老家昭通一趟，但对滇东北没有一点印象，只是从母亲的讲述中知道，那次回老家很苦。从小就生在昆明坝子的母亲是这样描述那次滇东北之行的：

1955年那个大冬天，我带着你回你爹的老家昭通，本来我是不想去的，只是你爹说，我当了徐家的媳妇，多少应该去见见自己的公婆，徐家的孙子也应该到徐家的祖坟上磕个头……我是被你爹逼着去的。每当我妈一讲起回昭通的事，她总是要强调“被逼着去的”这话。就因为去了一回父亲的老家，父亲所在部队整编时，母亲的军籍给编掉了，本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三十七师一一三团军队保育员的母亲，回到昆明后就成了军人家属。为这，母亲很是不满父亲的那一次安排，因了这，母亲就再也没有过什么公职，她一辈子都是居民户。

在母亲的描述中，滇东北简直就不是人在的地方。我们是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从昆明上路的，车一出了大板桥后，我妈和我就开始受罪之旅。路难走死了，车爬坡绕弯，一下上到山顶上，又一下下到沟底，头给绕得晕头转向的。那阵子的汽车不像现在的车，车烧的是蒸汽，一到上大一点的坡坡就打滑，人还要下来走路，要等副机司把蒸汽先烧足了，车才能爬坡，副机司还要拿一个三角木垫垫跟在车屁股后首随车而行，一遇上马力不足，车一打滑就赶紧把木垫垫在轮子下面，以免后退翻车，有些时候，我们人都走到坡顶上了，车还在半山腰上吭哧吭哧地爬着，比老牛还慢。路上那些饭馆的东西比起昆明来，不知差了多少倍，难吃又难咽，跟猪食差不多，顿顿吃的都是包谷饭，又干又硬，下饭菜也没，家家饭馆卖的都是酸腌菜煮老刀豆汤、干腌菜炒洋芋，吃上两口就返酸水，我一生都没吃过这么多难吃的东西。我记得最好吃的一顿饭是在一个叫江底的地方吃的。那天车到江底歇脚时正好赶上街子天，住进旅店后，我就到街子上转，想买点好吃的东西。可惜，从街头转到街尾，哪样吃的都没得，到处都是卖洋芋的，我本想买只鸡杀吃，可一个人又吃不掉一只，最后我买了十个鸡蛋，鸡蛋倒是比昆明便宜，才合一分钱一个，还买了一刀老腊肉，回到店里，我自己上灶，好好做了一顿饭，好吃得差不多舔鼻子。那刀老腊肉到了昭通都没吃完……

但凡母亲讲起她年轻时回昭通之行时，一讲到这一段，她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完了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舔舔嘴皮，仿佛1955年的腊肉香还留在嘴边。旅店也难住，一路上住的差不多全是马店，又脏又臭又难闻，家家的墙和板壁都被火烟熏得黑洞洞的，院坝里到处是马粪，下脚处都没有，墙壁瓦檐也是大通四漏的，一刮风，房间里就像吹吹机一样，听得阴森森的，像鬼在叫，晚上睡着，风一吹人就冷醒了，冷得缩成一团也睡不着。算好我那次自己带的行李，不然早就冷病在半路上了。马店脏得很，人和马挤在一起，又不安全，每逢住店，我差不多是半醒半睡，生怕半夜遇着贼来偷东西。黑灯瞎火的，想起夜也不敢，一泡尿要憋到天亮才敢解手……

从昆明到昭通，我妈做木炭车足足走了一个星期才走进昭通城里的陡街。

从昭通回昆明，我妈跟着马帮返回老家，足足走了半个月，半路差点还遇上抢人的棒老二。

从此以后，出生在昆明坝子的我妈一提起我爹的老家昭通就摇头，说那个地方不是人在的，说那个地方是个穷得屙屎不生蛆的鬼地方，就是死了收脚迹也不会回去的地方。

我爹就不同了，一说起他的家乡，一说起滇东北，他就眉飞色舞，昭通成了天下第一好的地方，他家的高原小城昭通就成了云南的香港，他家的昭通大洋芋就成了天下无双的好东西，他家滇东北的包谷饭就香得让人嘴馋，他家昭通的腊肉煮红豆汤就成了让人口水淌的美食，他家昭通满山飞舞的大雪就成了林海雪原，他家昭通陡街上的青石板路就成了神圣的地方，他家的滇东北，他家的昭通在他的眼里就是一个个粗犷的山里人，提着包谷酒，披着老羊皮褂，顶着冷得断骨头的硬扎的老北风，穿着高筒的牛皮靴，靴钉可以踢出火星子的神气活现的滇东北，是生出了几代云南王——唐继尧、龙云、卢汉的家乡。

为了走一走流遍了大半个昭通地区的金沙江，我开始先在书本中触摸金沙江。

在历史书上，我读到的昭通金沙江是先秦“五尺道”沿着金沙江走进云南来的汉人的足迹，是诸葛亮的“五月渡泸”，是唐帝国袁滋留豆沙关册封南韶国的感言，是“元跨革囊”，是清王朝的铜运，是石门坎苗民们的上帝教堂，是红军与国军围追堵截，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金沙江。

徒步沿金沙江采访，我读着历史潮流中的金沙江；我用步履丈量现实的金沙江，我翻阅着金沙江的档案，我记录历史和现实中的金沙江，我要写我的《金沙江档案》。

P1-5

金沙江我跑了两趟。

第一趟是1989年，是随了昆明市文联组成的“昆明作家徒步金沙江采访团”上路的。

第一次虽打着“采访团”的旗号，但人马不过是队而已，就黎泉、邹长铭、马宝康、袁佐学和我五小个人罢了。人少力量不大，但好玩，背了背包，我们有点像地质队员，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想走就走，想停就停，饿了随便在哪都可以停下来，到路边的小店里也好，到农人家里也好，反正是吃得随便又饿不着肚子；想睡了，随便找个鸡毛小店住下来，管它干净不干净的，倒头就睡。整个采访活动，除了在昭通市无法避开官方的接待外，我几个真正是活动得如鱼得水，自在极了。

采访的时候，我们也用不着集体行动，大家各干各的事情，各找各个对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同那些被采访的人关系好得像兄弟一样，用不着听什么汇报，也用不着有些事要王顾左右而言他。天冷了可以围着火塘说话，还可以喝着酒听人讲和自己说(在鲁旬梭山乡时，就围着一炉炭火同一个被乡里人认为是天才的疯子扯过“费尔玛大定理”。)，整个采访过程更像一次集体出游，自由得如同鸟类一样，一切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们从东川进入金沙江领域，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有和金沙江贴得很近的时候，也有离开金沙江的时候，在巧家牛栏江畔一个叫做小河的地方，我们曾被当地民众当成了省政府派里下去的秘密调查队。一时之间，当地老百姓都把我们看成了诉苦对象，纷纷找上门来向我们诉说和反映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不但惊动了当地政府，连昭通专区(1989年昭通还没改市)也派人来调查我们的来头，生怕真是一不小心会捅了什么马蜂窝。好在我们这些都是些只听不说的人，所以也没给当地官员和政府造成什么麻烦。现在想来，在当时的那种气候下，我们如果真是只图一时性起，真要不把自己的嘴管得紧些，说不定就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时，有的寨子为了防止那些乱摊派乱罚款的人进入村子，已经在要道上放好了滚木擂石。)事隔14年，当我们又一次回到这个地方时，想不到的是，有些人还记得我们，他们纷纷感谢我们，说我们帮他们做了好事，不然他们的日子就得惨了。当年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啊，问过以后才知道，1989年，当我们跨过牛栏江经鲁甸进入昭通后，上级就派出专人来处理他们的事了，许多受了冤屈的老百姓的问题得到解决。想想也真有意思，真是外来的和尚不敢在人家的庙里念经，但外来和尚的名分却镇住了本地方丈，这算是中国官场“唯上是听”在我们这群文化人身上的一次体现吧。

过了滇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昭通后，我们又进入了金沙江的另一条支流——关河，背着我们的行囊，我们沿着关河经大关县一路而下，在有名的石门关，我们放着旅店不住，拉起吊床，睡到了悬棺下面，在黑夜里和不知何朝何代的焚人对话了一个夜晚，然后又收拾起行囊，顺着关河，背着一大把景颇长刀，头上箍着毛巾，走进了盐津县政府。我们的行头把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等问明情况后，他们说：你们哪点像作家呀，说了不怕你们见怪，我看你们这位(徐刚)跟过去的棒老二完全一个样(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我这一把胡子，真的和土匪没什么区别)。

在普洱渡，我们的采访要求也弄得当地官员很不高兴，摆着那么多的建设成就我们不闻不问，却硬是把一个刚刚刑满释，当过当地名匪江赢洲管家的袍哥大爷请出来当了座上客。别的不要他讲，却让他回忆当年的风光，当年的得意，当年那些鱼肉乡邻的故事。说到得意处，这位袍哥大爷，仿佛又回到了旧社会，那眉飞色舞、那得意忘形、那滔滔不绝真像是又重新回到了他飞扬跋扈时代。采访一完，我们一个个兴奋得像挖着了金子，而陪同采访的一个民政部门的官员，却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地拒绝与我们喝酒吃饭。

从水富经原路返回昭通返回昆明后，我们兴奋地开始奋笔疾书这次采访金沙江领域的结果——《高原没有地平线》，正当我们为这是一部反映滇东北金沙江流域的力作自感收获颇丰时，从我们走过的那些地方传出话来了：昆明作家不要以偏概全，要真实全面反映我们滇东北的全貌……

在1989年的形式下，我们走了一回滇东北的金沙江流域。

在1989年的形式下，我们徒步采访的结果胎死腹中。

第二回走滇东北的金沙江流域已是14年后的2004年，这回虽说也打着上次“徒步”的旗帜，但基本是坐着车跑的。人马壮大了，背包都装在车上，每到一地都是官方接待，好酒好肉吃了不少，好话听了不少也说了不少，地方也跑得多了，第一次采访时没去到的也都去了，而且屁股后头还跟了两架摄像机，时时刻刻把你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上面，声势虽然浩大，但老觉得不好玩，几乎全是座谈、喝酒、联欢、睡觉，偶尔找着一两个采访对象，一谈起话来，要么是工作汇报，要么是工作报告，人被折腾得懒精无神的，待遇比旅游观光团好多了，但心比旅游观光糟透了。

二走滇东北金沙江流域，除了故地重游之外，好像收获并不多。好在受了故地重游的刺激，于是产生了一些旧事难忘的回忆，想想就重将采访本翻开来，这才发现了可以写一写滇东北金沙江流域的《金沙江档案》，让自己在历史的记载和现实和行走中穿行一回。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