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内政外交，呼吁英雄崛起；打破西方围堵，要做超强国家；全民要Happy，回顾大盛唐。

这是一本同道人自由组合而为的时政奇书，一本外界认为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相对更舒服的时代里诞生出的直刺盲目乐观心态的醒世之作，一本呼吁“正视内政的愤懑”“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

很显然，这本书等待着的，一个是主流知识界某些人“国家主义”的解读，另一个是以2008年“五月青年”为代表的希望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年轻一代的思考。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使本书呈现一个明快的结构路线——“破”“立”“反躬”。即：中国现实批判，中西关系揭示——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

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属于中国的“公众人物”，他们的立场观点，早为人们所知。然而从着眼于批判和分析，到主张建立“大目标”“告别晦气重重的历史悲情”，本书可以说是一次完整的“集结”。

书中保持了普通读者喜爱的文风，由具体的场景、故事和新闻案例入手，没有抽象的概念，都是一些实际可感的素材和辩论性话语。流行的俚语、双关性的讽喻，直率的谈论，又使本书趣味盎然。

第一部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一、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三、缺乏外部选择压，中国不高兴的症结

 四、2008，神鬼莫测

 五、回望2008：我们不需要短暂的亮光

 六、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八、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九、“文艺腔”测不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十、“文艺腔”之后可能就是儿童腔与娘娘腔

 一个国家的欲望与恐惧[附文1]

 疑虑重重的中国准备迎接世界[附文2]

 我们可以帮助中国拥抱未来[附文3]

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三、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四、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五、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六、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

 七、把住强盛大国的命门

 八、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

 九、打倒拳王，打碎拳坛：建立新秩序从逼迫内部高尚做起

 十、“趁火打劫”：托起我们的技术水平

 十一、我们的拷问：西方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

 十二、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十三、历史会不幸证明，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

 十四、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十五、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十六、萨科齐见达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十七、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十八、爱国，关乎吃饭问题

 十九、中国可以不说

 今晚，谁在阅读米奇尼克[附文1]

 中国对美国的三个真正挑战[附文2]

 受害者还是获胜者？[附文3]

 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但不应恐惧的国家[附文4]

 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附文5]

 世界看中国与中国看自己[附文6]

 由“挑战者”走向“协调”合作的多元化中国外交视角[附文7]

第三部分 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

 一、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

 二、自我矮化的哲学这样大行其道

 三、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四、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五、睁大了眼看未来：复兴传统不能走歧路

 六、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七、猥琐心态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八、钱钟书：轻薄浮躁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泰斗”

 九、王朔热：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症候

 十、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十一、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十二、一个正常的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

 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十四、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

 十五、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中国前途之辩[附文1]

 中国的崛起[附文2]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

2007年冬天，我在北京电视台参加一次研讨会，这时北京市正在酝酿一个大工程，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制作一个大型专题片《北京记忆》。我接了这个活儿，以后的好几个月里大家一起策划，在磕磕碰碰中把这部片子的撰稿完成了。这个专题，说白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和她的首都梦想与实现的“豪情阐述＋盛世抒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去设置一些复调，一些舒缓的、亲民的“夕照街”式唱晚，不管你怎么编排得温馨收敛克制，肯定不能回避那种昨咋呼呼的“平安大道”“鸟巢飞跃”的大风景大挥写。一句话，你要写一部正在实现巨大扩容的时代进程的赞美诗。

那次会上，忘了是哪位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认真想一想，30周年的纪念和1998年20周年的纪念应该有什么不同。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有著名的马未都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大国崛起》的总编导任学安和《复活的军团》总编导金铁木。会上大家都提了很好的意见，比如讲：反映成就是必须的，但是，能不能层面再丰富一些，不再仅仅把兴奋点着眼在“变化”上面？我们是否还要扣着“变化”来煽情？除了展示“变化”和时空落差、“财富史”的梦想工厂，我们还能不能说点别的？

当场我就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

30年和20年都搞纪念，但30年比照20年，我们真的要体现出新意，这还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需要。20年和30年，从欣然隆庆盛世，到现在的强化了一些焦灼，多了一些反思，我们应该扪心自问，难道只是跟心绪变化的不同有关系？

我想说的第一个题义：我们的忧虑就在于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像《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这类东西臭了大街，策划人和写歌的并不冤。许多策划人就是爱犯这样的毛病，一个点子，也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自己在那儿越想越兴奋，“小圈子激动”，合理性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很多失败的策划，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把自己小圈子冲动当成别人也一准儿有的情绪。

那次会上，我也说了这样一些话：写30年的历程，政绩肯定是要反映的，“成功学”的魂儿一定要有的，但张扬昂扬情绪和展望未来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不同人的情绪。如果像惯常的思路，一味赞美成功人士，一味不加克制地渲染对资本家的艳羡，按照“财富史”的套路来比之兴之，那我们做出来的片子将是一个有肉没骨的东西。

说得更不好听一点儿，这就是一个势利眼的东西。

当然，一个片子的承载量是有限的，但至少可以稍微有些创意，一窝蜂去踩“悦宾饭店”，去磕“傻子瓜子”，甚至于，还像过去那样，去给可口可乐、肯德基做免费宣传，对开放的理解都浮于这些，那我们未免太菲薄了一点！

物理意义上的扩张和增量，怎么去夸耀都不过分，但是，如果总是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套路，喋喋不休地告诉人民：哪些大工程诞生了，盖了哪些大房子，如果总是跳不出“划时代的”“改写历史”“让我们见证今天”这样的表述，我自己会不会捏着自己的鼻子，暗叹我的俗气？而在很多大型直播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主持人讲出来的(实际上是文案告诉他们的)净是这些把“咋呼”当诗意的东西。一次，两次，你说“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这是改写……的一天”，可以，而且这种表述确实依托了某种时空优势；但是总把这种感觉无休止强化，过了头，就是幻觉，依仗今天的优势对历史卖俏，不地道，卖弄过了，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惜这个话题没有怎么展开来说，但是却有一种激活的功能，“说点别的……”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2008年初，我开始设计这个编年体30年的时候，似有感应，不可遏止地迷恋上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城的时代风景——地震棚，那个时候是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北京居民的窘迫家居，居然因为地震的“恩惠”得到“改善”。地震棚，注定不会进入北京民居史的记载。我设计了地震棚作为一个时代缓慢开始的意象。编导照着“地震棚往事”拍着拍着，地就摇了，本来是带着一种“得了便宜卖乖”的心理忆苦思甜，结果“往事”变成了现实……这一段审片的时候给删了，可能他们觉得这种“呼应”写法，不太好把握火候。我在想，大概写文章的人都在一种怪怪的思维上游走，所以当2008年大地震来临时，我宁愿以己推人，认定发表“天谴论”的朱学勤就是文人式的神叨叨，不晓得如何克制自己的孤愤，以至于走了火，而已。

“国运”这个字眼，我们是不怎么常用的，因为既然说到“运”，就有否和泰的区分。把“运”挂在嘴上，有点唯心，给人一种不吉祥的暗示。国家的走势什么时候也像田园经济那样看天吃饭了？但是你沉下来想一想，说“运”还是有道理的，要不国歌怎么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8年，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年代，神奇得让最有想象功夫的人都没有心思另编故事了。比较绕口的说法，这一年想来什么就来什么(别误会，这不单是指人心险恶)，反过来，你不想来什么，也有不想来的上来凑趣。按照晚会台词的说法：这一年，崇高的感情和激愤的情绪交织；这一年，愁苦和欢乐同时。在专题片制作的期间，我在电视台的“编导人员公约”上签字，大意是：不得擅自参加灾区报道，不得参加抵制家乐福等等活动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以前，在我的写作中，没有一部作品像这个时间传记那样命运多舛，受到形势干扰如此之频繁。其间的情绪起伏，忽嗔忽怒忽悲忽喜，感觉是被剧场里的急峻气氛追迫着，写着写着就疑心自己落伍了。

这一年真是光怪陆离，值得我们停下来掂量掂量。

十多年前我们写《中国可以说不》，质问过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那时候这个词还没有被炮制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是国内形势好一点，你们就越要泼冷水啊？什么“投降兴趣”，什么“维持会理论”，什么从春秋战国和克里特文明解读出“分裂比统一好”，还有什么“宁做苟活的亡国奴，不做饿死的中国鬼”。当时看不起这帮臭知识分子：谁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你们那么多的切齿仇怨？都是中国人你装什么孙子？但十年间仔细想想，也心平气和了。愤懑，其实也是一种需求，哪怕你把它贬低为“消费需求”，它也自有其深刻的由来。本土愤懑成气候，情感共振不是那么和谐了，你就要剖析解决，不能老是抱怨有人不图感恩、不知好歹、不识大体。

大概也能感觉到逆反心理的存在，官方社论也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从世界和时代的坐标上去认识，才能准确把握；一个社会的变革，只有源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才有生机活力。”我对这段话的解读，还是有一些对民心浮躁的吞吞吐吐的抱怨。但这个社论的意思确实不坏，比方说，做一个电视节目，要提高收视率，一定要找到情感共振点，共振点出了问题，你不能上来第一反应就是观众品味低。现在，国家社会的情感共振点确实有问题存在，你不能还是老一套，还拿上世纪80年代的俏皮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嬉皮笑脸回应。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再这么做了。

情感共振点出了问题，就要建立共识，再困难都要努力去建立。国运多艰，切莫失去张致。内政的愤懑并不可怕，我仍然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前途，每件事中有盈有亏，有实也有虚。如果我们从盈中看亏、实中探虚，找到一条避虚防亏的路子，即使未如人愿，我们的情绪也不会跌落到谷底。归拢人心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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