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的是中南海红墙内的摄影师杜修贤在60—70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他从1960年进中南海直至1976年几位伟人去世，在红墙里从事政坛摄影整整17个年头。先后担任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其中许多精彩镜头成为不朽的历史画面。特别是1970年又负责毛泽东的外事摄影，他的食指弹出的瞬间比任何时候都珍贵，都更赋有深刻意义。

为了使故事真实、亲切，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自述手法将人们带进神秘的红墙里，带进“我”的镜头里，与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同甘共苦，同喜共哀！

本书记述的是中南海红墙内的摄影师杜修贤在60—70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他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伟人的精彩瞬间，也记录下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还记录了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瞬间……

引子

1.1960年元月，我正式担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记者。

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2.1960年4月，我们在缅甸经历了一场规模宏大、别开生面的泼水节。

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穿上“裙子”，沿街泼洒祝福之水，和缅甸人民分享这无比欢乐的时光。

3.友好访问团即将飞往柬埔寨。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柬埔寨国王病逝。

周总理当机当断，为代表团成员每人做两套丧服，友好访问变成了吊唁。

当白色素裹的队伍走下飞机时，年轻的西哈努克王子悲喜交集……

4.1963年冬季，周恩来由陈毅陪同，率中国友好访问团作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传播友谊的足音响彻亚非欧14国。

次年春，中国访问团回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政府头脑出访历时最长访问国家最多的一次外交活动。

5.1966年4月国内政治风云骤起，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

热情洋溢的出访变成了苦雨凄凉的归途。专机载着刘少奇和陈毅直飞杭州。“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6.1966年7月我随周恩来出访欧洲。

凯旋而归的双足刚踏上北京机场，“史无前例”的巴掌将我推进了“特务、间谍”的行列。

离开周恩开，离开中南海。开始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充满难堪和屈辱的生活。

7.1969年周恩来急电召我返京。刚刚离去，我的伙伴们突然壮烈牺牲。

我虽幸存而归却心碎万片。

邓大姐情深意长对我说：“你的我们‘文革’以来，在后厅会见的第一个客人。”

8.1970年元月，我又担任了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他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

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我们交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9.林彪折戟沉沙。毛泽东遭受巨大精神打击，突然病倒。

林彪最后几个月里撕去“无限忠于”的面纱，表露了和毛泽东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神情。

10.1972年初，最寒冷的日子，陈毅永远闭上了难以瞑目的眼睛。

我愧对老帅，临终前竞未将他小小的“奢望”变成现实。

毛泽东穿着睡衣突然亲临追悼会……

11.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几十年的相互敌视的历史。

周恩来选用了一张能反映他“不卑不亢”态度的照片，姚文元不甚理解。

12.1972年7月，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我任组长。

第一次活动就出师不利，受到总理的严厉批评。

他语重心长对我说：“五觉”等于实觉，摄影记者要有敏锐的感觉。

13.澳大利亚总理访华期间，将彩色胶卷送往香港冲洗，这一细节被周恩来知道，

决心建立中国第一流的图片冲洗基地，改变摄影冲洗的落后状况。

14.毛泽东走进垂暮岁月，他苍老多病的形象被红墙阻隔了。

他仍神采奕奕站在亿万人民心中，而我们却站在一位食五谷度岁月的老人身旁。

令人焦虑的镜头无法再现完美无缺的形象，我们倍受责难和委屈。

15.1973年春，周恩来指示我们拍摄毛泽东必须限制在三分钟以内。

为了主席的眼睛，我们别无选择。

16.1973年，江青提议在毛泽东书房安装摄影固定灯，解决了摄影灯刺眼的问题。

我们第一次使用固定灯，就开错了两组灯。姚文元叫我写检查。

17.周恩来担心摄影灯里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含量对人体有害，责令我们提供有关数据，同时限制使用摄影灯。并批评我是“三十无害论者”。

直到毛泽东书房里重新安上无害光线固定灯，历时半年的“有害光”风波才终告结束。

18.1964年第一次和江青讲话，她并不骄横，显得文雅朴素。

10年后，江青已失去风雅。兴致大发叫我们拍摄《颐和园》，柏后又轻而易举一笔勾销。

一场辛苦几乎付之东流。直到1977年才和观众见面。

19.1974年初，西沙群岛打了一仗，同时也崛起了一名摄影家。

引起江青极大的兴趣，倾注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和热忱。

20.1974年5月中旬，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毛泽东的书房里，

在场的人都为之欣然。邓小平沉稳地坐在周恩来的位置上。

这之后，周恩来因病再也没有坐到原来的座位上。

21.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面对摄影镜头最后一次握手道别。

忧伤深邃的瞬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框架里。

6月1日周恩来住进305医院，有生之年再没有回到西花厅。

22.“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1974年下半年，江青焕发了从未有过的“青春活力”。我们的拍摄境地更加艰难，处处受到她的指责。

25.1974年10月底。江青心血来潮放大她的摄影作品，想取而代之钓鱼台18号楼的国画。

毛泽东加以制止。江青一腔恼火变成一把大火，烧毁自己的摄影作品。

24.江青抛出臭名昭著的“黑诗”，又怕野心太露，几经反复，终于没有发出。

她不停地变换自己的笔名，要画刊每期留版面，遭拒绝后，气急败坏收回所有照片。

25.毛泽东在南方长达8个月，外宾南下寻觅拜会毛泽东，他潇洒瞬间犹如闪电。

之后他拒绝我们拍摄合影，不许走进他的书房。

我们便“悄悄地干活”，为毛泽东留下了传神的最后瞬间。

26.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开始了他生命里最后一年多的总理生涯。

他向我最后诀别，说：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也和医护、工作人员最后合影留念，说：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

27.1975年9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生涯随着照相机的“喀嚓”声而永远地结束了。

28.1975年9月，江青在大寨尽表演之“才华”。

浓郁淳朴乡野气息的大寨在她眼里——绝了！而江青在我们眼里——疯了！

29.江青从大寨返回北京，想办个人影展的愿望又一次被毛泽东拒绝。

社会上对她传言颇多。江青情绪一落千丈，四面楚歌。

她恶毒地给我安了两条罪名。主席保我一驾才免遭江青的陷害。

30.晚年的毛泽东爱看年轻时的照片。

他思绪万千，在反映他波澜壮阔一生的摄影照片审阅单上，重重地划了个句号。

31.周恩来去世后，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追悼。在百般刁难中我们决不放弃那份属于我们的权利。

一定要拍一张江青低头的镜头；坚持发四版总理的照片；叫记者偷拍天安门广场；针锋相对回驳“四不要”

32.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悼。我拍了毛泽东的遗容。“四人帮”篡党夺权也拉开了序幕

33.毛泽东治丧期间，姚文元特别强调突出集体领导，而且特别注意维护江青的形象。千方百计在新闻照片上作文章。

追悼会上“五人照片”使我坠入历史的困惑之中。

34.毛泽东追悼会后，王洪文突然频频找我，先是叫我拍摄毛泽东遗体的资料照片，后又一反常态急切要拍标准照，

并阴阳怪气地说：“留着开追悼会用。”

35.10月4日，张春桥叫嚣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10月6日，江青摘下了最后的苹果。当夜，“四人帮”被粉碎。

36.1989年4月6日，我为胡耀邦拍摄的照片，成了他的最后瞬间。

他为我题写的影集书名也成为他的绝笔。初次相见竟是永诀。

后记

（1）1960年元月，我正式担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记者。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和邓大姐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至今都留在我温馨的记忆里。

北京的冬季寒冷异常。风很硬，像刀在脸上刮，连胡茬根都在颤抖。可是在这个不受欢迎的季节里，我们摄影记者还要去冰天雪地抢拍火热沸腾的场景。幸好那时人年轻，耐寒，不大把天气放在眼里，干得挺欢，照片发稿也多。

1960年元月，我正式接到新华社的通知，派我去中南海，跟随周恩来总理，专门负责拍摄他活动的新闻照片。和我一同确定为专职摄影记者的还有侯波、孟庆彪、张彬，他们分别负责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的摄影活动。记忆里这是新华社第一次明确分工跟随中央领导人的摄影记者。那年，我刚满33岁，已拍了16年的照片。

我走进了人们向往、世界注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摄影师绝不是一般按按快门、调调焦距的摄影师，这点我很清楚。这不仅要求摄影技术的臻熟，更多是政治上的成熟。

这天，中海和南海的湖面，一抹展平。晶莹的冰将所有的生气死死地封在底层。留着光洁却寒冷的美丽和太阳默默相对。

我到中央警卫局报到，转了组织关系。按规定，我们专职摄影记者的党组织生活由警卫局统一管理。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

第一次走进西花厅，也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新奇，心里绷得紧紧的。我握了握手里的“莱卡”相机，尽量分散这种对命运感激而带来的不自然情绪。表现出轻车熟路、稳操胜券的老练模样来。

客厅在前院，是清代的皇家建筑，看上去似乎富丽堂皇，郁积着贵族的气息。定睛细看，就会发现，门窗檐柱上已油漆斑驳，露出了陈旧的木质，那骄横盛世的皇家气息已被岁月风化，变成了漫长历史演变的物证。室内简朴的陈设更将这气息消失殆尽，都是极普通的桌椅，沙发不仅式样陈旧还特别的笨重。

一会儿，周恩来走了进来，我正站在客厅的一边。我看见总理走上前和电影记者握手，就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连着拍了几张，总理走过来和我握手，刚握上手他突然掉过头对别的记者说：

“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像？”

我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笑笑，看看我，若有所思。

“嗯……我以前看见过你……面熟嘛。”

刚才那一笑驱走的紧张又跟了过来，脸热良久，舌尖上也没能弹出一个音符。

以前见过？我脑海里迅速筛找记忆……

1943年我在延安见过周恩来，那时他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机场上，我挤在人群里，紧紧张张地抓着一部苏联老大哥的照相机，一会举起，一会落下，奔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满以为能拍下周恩来潇洒、沉静、健美的身影。还没等从成功的幻觉中醒过来，猛然发现镜头盖没打开。巨大的懊恼顿时像刀在胸腔里剜，剜得泪都快出来了。怎么节骨眼上就出岔子呢？就像有人睡不着觉怪床歪那样，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我差点没把相机给砸了。那次纯属摄影新手的常规错误，竟使毫无过错的苏联相机在我手里一生都暗淡无光。

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地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得慌了起来。  。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我说完，总理手摆摆，“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看见总理也笑了，心里才松了下来。

过了一会，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我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犯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我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我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灵魂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权，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时，我见到了邓大姐。她穿着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地喜欢孩子啊！

“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的尿布雅观吗？”

我没好气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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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杜山先生是在1981年。他刚从4年的“审查”中解放出来，闲居在家等待新的工作岗位。这可是他记者生涯里少有的闲居。

走进他的居室，我的视线立即被室内两堵奇特的“墙”吸引了，沿窗的长桌上并排垒着整条的前门香烟和几十本照片集，平平整整摞叠至屋顶。他见我惊奇，淡然一笑，诙谐地说：“这是我的两大精神支柱。一个支着现在，另一个支撑着过去。”他扬了扬手里的香烟，“这个能静心平气。”望了一眼墙上的领袖照片，“这些则回味无穷！”

他从1960年进中南海直至1976年几位伟人去世，在红墙里从事政坛摄影整整17个年头。先后担任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其中许多精彩镜头成为不朽的历史画面。特别是1970年又负责毛泽东的外事摄影，他的食指弹出的瞬间比任何时候都珍贵，都更赋有深刻意义。

相隔十年，我又一次见到他时，他竟然又闲居在家，而且是永远的闲居！

十年前的两大精神支柱仍在他时居室里“支撑”着，不过“前门”香烟变成了“中南海”香烟，照片集变成了已经出版的《人民的总理》大型画册和正准备出版由胡耀邦题写书名的《作品选》。

此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但他却用非常年轻的声调告诉来人：“我今年46岁。”

别人紧盯着他那如霜白发纳闷时，他才不紧不慢地提醒一句：“台湾的念法，自右向左嘛。”

他没有变，依然如十年前那样魁梧健壮。可是我有时觉得他沉默的眼神里隐藏着闪光的火焰，不动声色的平静里埋藏了波澜起伏的人生镜头。

“为什么不将你过去的岁月写出来呢？”我相信有多么精彩的照片就会有多么精彩的故事。

他摇摇头，苦笑道：“我的笔头不如我的镜头，宁愿提几斤重的照相机也不愿扒拉几两重的笔杆子。”

我想写他和他镜头里的风云世界。

他却用摄影职业的敏锐目光打量我，也摇摇头，可能不太相信我的年纪能跨越与他形成的鲜明代沟，投入早已逝去的年代里，写出红墙里他们一代工作人员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的生活！

最后他答应让我试试，将保护完好的历史画面和沉积在记忆里的故事，奉献给热爱、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们。

老摄影师的故事源源不断流过我的笔端……

为了使故事真实、亲切，我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自述手法将人们带进神秘的红墙里，带进“我”的镜头里，与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同甘共苦，同喜共哀！

《红墙里的瞬间》一稿终于在纸面上划了结束的句号。能有创作此书的机遇我首先要感谢老摄影家杜山先生，他为此书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珍贵的原始资料，并多次审阅书稿，力求真实、客观。

我能在短时间里写出20万字的书稿，也要感谢我所在的扬州文联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的支持、关心，在我写稿期间同志们分担了我的工作，尽可能地提供创作上的方便。同时也要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的责任编辑为此书的出版和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就像人离不开阳光和空气一样，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我永远离不开各界朋友的扶持相助。

我热诚地期待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

1992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