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的代表作家，其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对沈从文、汪曾祺、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等作家均产生过影响，堪称“作家的作家”。其诗论、佛论也有很大影响。解放后主要从事研究工作，涉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美学、语言学等，其中杜甫研究、鲁迅研究在“文革”前就产生重大影响。

本书是新文学中除《鲁迅全集》以外唯一全面整理的作家集，全书历时十二年，校勘作者身前所有版本，对废名作品的研究者、爱好者及文学写作者、爱好者均是一个福音。

本书共六卷，分上下两编，以国共易手为界，上编为作为作家的废名的创作；下编为作为学者的冯文炳的著述。上编收1922至1948年间的作品，下编收1949至1964年间的作品。上编以文体划分为小说、文、诗、论四类，各类依时间顺序分辑；下编基本以研究对象为分类标准。

本书是新文学中除《鲁迅全集》以外唯一全面整理的作家集，所采用的底本基本为初版本，体例是全部依底本排印，底本有错依校本改者出注，底本不误校本误者不出注。废名作品散佚极为严重，以往从未出版过能反映其全貌的集子。经过多年艰苦收集，本集中新发现的文本约占三分之一。全书历时十二年，校勘作者身前所有版本，对废名作品的研究者、爱好者及文学写作者、爱好者均是一个福音。

第一卷

 上编

 小说(上)：《竹林的故事》、《桃园》、《枣》、集外短篇5篇

 小说(中)：《桥》

第二卷

 小说(中)：《桥》(下卷)、《莫须有先生传》、《纺纸记》、

 《芭蕉梦》

 小说(下)：《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第三卷

 文(20年代)：22篇

 文(30年代)：62篇

 文(40年代)：18篇

 诗(1922—1930)：11首

 诗(1931)：57首

 诗(1932—1948)：23首

第四卷

 论(上)：《谈新诗》、续编4篇

 论(下)：《阿赖耶识论》、外编5篇

 下编

 《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

 《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

 《杜甫论》

 《杜甫的诗》

 古典文学论文6篇

第五卷

 《跟青年谈鲁迅》、外3篇

 《鲁迅的小说》、外1篇

 《鲁迅研究》、外3篇

第六卷

 《新民歌讲稿》

 《歌颂篇三百首》、外2首

 《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语言是汉语语法的规范》

 《美学讲义》、外1篇

 文、诗24篇

附录

到家第三天下午，告诉母亲，去看看姨妈；母亲说，不能走前街，因为前门是关着的，须得湾着走后门进去。我记得进后门须经过一大空坦，坦中间有一座坟，这坟便是那屋主家的，饰着很大的半圆形的石碑，姨妈往常总是坐在碑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看守晒在坦上各种染就的布。我走到离空坦还有十几步远的塘岸，首先望见的是那碑，再是半开着的木板门，同屋顶上一行行好像被猫踏乱的瓦。忽然间几只泅水的鸭扑的作响，这才看出一个蓝布包着头的女人拄着吊桶在那里兜水，这女人有点像我的姨妈，——她停住了！“不是我的焱儿吗？”“呵，姨妈！”不是我记忆里的姨妈了！颧骨突起，令人疑心是个骷髅。姨妈引我进门，院子里从前用竹竿围着的猪窠，满堆些杂乱的稻草，竿子却还剩下几根；从前放在染房的踩石，也横倒在地上，上面尽粘些污泥。踩石的形状，同旧式银子相仿，用来展压头号的布的，也是我小孩时最感着趣味的宝贝之一：把卷在圆柱形的木头上的布，放在一块平滑的青石当中，踩布的师父，两手支着木梁，两脚踏着踩石尖出的两端，左右摇动。我记得当时看这玩意儿，那师父总装着恐吓的势子，对我说“跌下来了”的话。姨妈的口气，与平时完全两样，一面走一面说着，“只有望我的儿发达！”要在平时，虽然也欢喜称奖我们弟兄上进，言外却总带点发财也不差比做官的意思。我慢慢的开着步子，怕姨妈手里提着东西走不得快，而且也伺望屋子里有没有人出来。屋子里非常静寂，暗黑，只有挨近院子的那一间可以大概望得清白。进了这间，姨妈便把吊桶放下了。这在从前是堆积零细家具的地方；现在有一张木床，床上只缺少了帐子；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梳头用的木盒；另外是炉子，水缸，同一堆木柴。我心里有点恍惚不定。姨妈似笑似惭，终于哭起来了。我也哭起来了，但又被什么惊醒似的：

“柚……柚子妹妹呢？”

“她……她到……东头……邻舍家里去了。”

我不能够多问。太阳落山的时候，仍然只有我的姨妈从后门口送我出来，不由我回想当年同我父亲对席吃饭的姨父，同我母亲一样被人欢接的姑[姨]妈，同我们一样在外祖母面前被人夸好的两位表兄，以及同我在一个小天地里哭着，笑着，争闹着的柚子妹妹。见了那饰着圆碑的坟，而且知道我的外祖母已经也是死了。临了仍然落到柚子，在我脑里还是那羞红了脸的柚子的身上。

那年秋天，我结婚了。我自己姑妈的几位姐儿都来我家，彼此谈笑，高兴得非常，——我的脑里却好像有一点怆恨的影子，不过模糊得几乎看不出罢了。

这是八月十二那一天，外祖母移葬于离家十里远的地方，我同我的母亲，舅爷，以及舅爷的几位哥儿一路送葬。母亲哭个不休，大半是伤心姨妈的境遇。我看着母亲哭，心里自然是不好过，却又有自己的一桩幻想：“倘若目及我同芹……欢送孙女儿呢？还是欢迎外孙媳？”晚上我同妻谈及此事，其时半轮月亮，挂在深蓝空中，我苦央着妻打开窗子，起初她还以我不能耐风为辞。我忽然问她，“小孩时为什么那样躲避？倘若同柚子一样，一块儿……”

“柚子…………”

我无意间提起柚子，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接着两人没有言语，好像一对寒蝉。柚子呵！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

“现在是不是同姨妈住在一块呢？”我突然问。

“我们婚期前一月，我父亲接她到我家，现在又回那屋里去了。”

“为什么不来我家呢？母亲也曾打发人去接她。”

“她也向我谈过，这里的女伴儿多，没有合身的衣服。”

“我十多年没有会着她哩。”

“做孩子的时候太亲密很了。”  “六月间我曾到她屋里去过，她却不在家。”

“她在东头孙家的日子多，——帮他们缝补衣服。姨妈的粮食，多半还由她赚回哩。”

“她两位嫂嫂呢？”

“各自回娘家去了。柚子同我谈及她们，总是摇头，成日里怨天恨地，还得她来解劝。”

我渐渐感着寒意了。推开帐子，由天井射进来的月光，已经移上靠窗的桌子。妻起来把窗关着，随又告诉我，姨妈有意送柚子到婆家去，但公姑先后死了，丈夫在人家店里，刚刚做满了三年学徒，去了也是没有依恃的。

“现在是怎样一个柚子呢？”我背地里时刻这样想。每逢兴高彩烈的同妻话旧，结果总是我不作声，她也只有叹气。我有时拿一本书倒在床上，忽然又摔在一边，张开眼睛望着帐顶；妻这时坐在床前面的椅子上，不时把眼睛离开手里缝着的东西，向我一瞥，后来乘机问道：

“有什么使你烦恼的事呢？请告诉我，不然我也烦恼。”

“我——我想于柚子未到婆家以前，看一看她的丈夫。”

去年寒假，我由北京回家，姨妈的讼事，仍然没有了结，而且姨父已经拘在监狱里了。我想，再是忍无可忍的了，跑到与那屋主很是要好的一位绅士处，请他设法转圜。结果因姨父被拘的原故，债权取消，另外给四十千出屋的费用。这宗款项，姨妈并不顾忌两位嫂嫂，留十五千将来替柚子购办被帐，其余的偿还米店的陈欠，取回当店里的几件棉衣，剩下只有可以籴得五斗米的数目了。

出屋那一天，是一年最末的第二天，我的母亲托我的一位邻人去探看情形，因为习惯的势力，我们亲戚家是不能随意去的。下午，那邻人把姨妈同柚子带到我家来了！这柚子完全不是我记忆里的柚子了，却也不现得如妻所说那样为难人家的女儿；身材很高，颜面也很丰满，见了我，依然带着笑容叫一声“焱哥”。我几乎忘却柚子是为什么到我家来，也不知道到堂屋里去慰问含泪的姨妈；心里好像有所思，口里好像有所讲，却又没有思的，没有讲的。柚子并不同我多讲话，也不同家里任何人多讲话，跟着她的芹姐笔直到房里去。后来母亲向我说，母子两人预备明天回原来乡间的旧居——不是曾经典给人家的那所高大房子，是向一位族人暂借的一间房子，今天快黑了，只得来我家寄宿一夜。P29-33

废名本名冯文炳，但他似乎很痛恨这个名字，以致在创作生涯的初期就早早地“废”了，有关情况可参看本书“附录”《笔名录》。不过50年代以后，他又把本名给恢复了，这一回他没做任何解释，我们也不好妄为猜测。本书书名选择“废名”，只是由于这个名字更为读者所熟悉，并没有轻视他后期文字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以北平城国共易手为界，将此前作为作家的废名的创作与此后作为学者的冯文炳的著述分为上下两编，正无所倚轻倚重。当然，他的文学研究大体上都还可以看做所谓“作家的文论”，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所确定的书名也就很有道理了。

本书收录现能找到的废名所有已刊未刊作品，依全集体例编纂，其不名“全集”者，盖缺收日记、书信两项。根据某些线索，废名可能不定期记些日记，但至今未能寻及；书信收集情况极不理想，不到十通，尤其存于周作人后人处大宗函件一时无法整理出来，所以除以书信形式发表的文章外，私函一律不收。其实，失收书信日记，也是可以叫“全集”的，我们这样做，是有点过于谨慎了。

为一个作家编定全集，并不是什么太特别的工作，古往今来都有人在做。编辑废名的作品，所碰到的问题想必也是前人曾经遇到过的。比如，作者生前汇集作品的情况不理想，就废名而言，民国时期印行了三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长篇小说，这是他亲手所为。另外一本诗论是周作人代为作主出版的，还有一本诗集和一部佛教论著他自己已经编好，但没来得及面世。除此之外的其他作品，则散落于大大小小的报刊中，从搜集到分类排序都会碰到困难。民国时期的新文学目录索引，期刊方面有专书，能较快得其大略，报纸副刊方面还未能有目录专书，自是费心费力，至有摇过上百缩微胶卷的“苦劳”，这大约也可美其名日“辑佚”了。至于分类，则小说、文、诗，再有学术性质的“论”，目录学依据想必是很充分的。共和国时代的废名，除了编过《废名小说选》外，仅出版一部谈鲁迅的书，其他绝大部分都是教材，在文体上几乎全可以归为“论”。这就造成本书下编分类标准与上编难以统一，上编以文体划分，下编以内容划分，亦即以研究对象分类。上编各文体项下又依时序分为数辑，即便这时段的起讫也没有统一。比如新诗，1931年废名诗兴大发，三五个月写了一百二十多首，而其他年份全部加起来也就三十来首，因而1931年单成一辑，此前此后各成一辑，想必也只好如此。一般来说，编定全集，应以分类合理、便于阅读和使用为准则，如果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编辑思路有过提示，让编者有所遵循，自然更为理想。像鲁迅，绝大部分作品都曾亲自结集，还留下《鲁迅三十年集》的目录，对后人是很方便的。只是这种情况并不常有，那么编者的主观成分就会大一些，具体到本书，已经作者结集的自然予以尊重，即便如已经散佚的《天马》诗集，也极力搜索蛛丝马迹，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恢复。至于其他，比如散文，全是散乱的篇什，其分组排序只能以意为之了，不尽当处恐在所难免，但既是编辑，就会有编者的主观在，总不能胡乱地堆在一处了事。

搜集之后便是版本择定的问题，对于文献学来说，这是基础，一部古籍的整理，初始工作就是在目录学的支持下考订版本。由于基本上不可能有作者写定稿的存在，大量的情况是不同时期的刻本和传抄本并置，有时还有两个甚至多个不同来源的承递版本链，因而考其关系，辨其源流，善择底本，是关键之关键，直接决定整理本的权威性。底本之外其他版本，何本该通校，何本参校即可，亦须大费周章通盘考虑。现代文本由于时代较近，一般而言，版本源流的考证较为简单，版权页制度提供了直接依据。同时手稿的大量存世可以为底本提供权威的支持，当然很多手稿未必是写定稿。现代文本的特殊之处在于，作品在结集前通常会在报刊上先行刊发，也就是说，在手稿和结集之间，还有一个报刊版，这就使得情况较为复杂。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将初版本视为写定本以充底本，这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是合适的。不同作家有不同习惯，有不少作家，在再版过程中，由于自身思想、艺术观或现实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后人的整理，如无特殊学术原因，自是应以其初始面貌为依据，选择初版是合适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如周氏兄弟，习惯上从手稿写定到报刊发表再到结集印行，通常并不做文字上的改动。按理底本如何选择均无不可，但报刊编辑有删裁权，严厉的审查制度对尤其是鲁迅后期文本面貌的影响非常大，而到结集时，作品可以恢复原貌，作家亲为校对，编辑通常会给予尊重。虽然也会有臆改发生，如废名在《关于校对》中所抗议的，《桃园》“你不会去记问草”，开明的编辑非把“记问”改为“询问”。但在没有手稿的情况下，初版确实可以看做最大程度反映作者意愿和作品原貌的写定稿。只是话说回来，初版以后各版经常会挖补原先漏校的错字，与雕版印刷的古籍相似，总有后来居上者，因而对于周氏兄弟和废名这样结集后就不做修改的作家而言，可能反而是越晚的版本越是定本。

遗憾的是，就我的经验，名作家的初版易见，反而是晚出的版本难寻。私人藏家自不必说，从古以来皆贵初刻新印，除印刷时间早这个因素外，刻板未磨损，书品自然较后印为佳。近数十年收藏洋装书者，依我看大多也是热烈的初版拥护者。废名属于“作家的作家”，与普通读者缘分不深，几本书的版次都不多。但我在图书馆初见的都是初版，再版反而难找得多，开始颇以为中国图书馆继承了旧时藏书楼的劣根性，后来悟出情况未必如此，名作家作品初版时，像样的图书馆都会进书，待得再版，一般已无必要添加，所以晚出的版本反而稀见，这可能大出今之藏书家之意料。在我，是意料之外的麻烦，如《桥》，为觅得1933年再版本，到处询问，在十几处均报告所见系1932年初版之后才“扑”到再版。又如《桃园》，是废名著作印次最多的，1928年古城书社和开明书店的初版、再版易见，到处都有，而1930年的三版和1933年的四版也是撒下大网，最后在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网到。这还不算费事，我最大的心事是《莫须有先生传》1933年的再版本，之所以志在必得是因为出现了两种初版，1990年上海书店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京派文学作品专辑”《莫须有先生传》系据1932年开明书店初版影印，但我发现与我所见到的上十本初版本文字微异，改了十几处错字，大惊之下非得见见再版。访求两年，一无所获，以至怀疑影印时有挖补，甚或影印的即是再版本，当初开明书店没有更换版权页。后来总算在吉林大学逮着再版真身，有再版版权页，影印本用的就是再版本，而版权页却是初版的。为何如此，是真有此离奇的初版，还是本就“莫须有”，现在已无从得知。

虽说废名集子晚出本子优于初版，但这几个小说集本书所采用的底本基本均是初版，编者看起来也像个“初版主义者”。这其中有一个无奈的原由，再版以下搜寻不易，在找到之前出版社校样已经出来，所据是原先仅能提供的初版。本书体例是全依底本排印，底本有错依校本改动者出注，底本不误校本误者不出注，未以较晚版次为底本的结果是多了些本可避免的校注，好在多出不多。本书唯一以再版为底本的是《竹林的故事》，《竹林的故事》有1925年北大新潮社版和1927年北新书局版，均不难见。初版排印错误触目皆是，废名极为不满，好不容易等到再版，北新书局不是在原有纸型上挖改，而是推倒重排，结果原版错误倒是纠正了不少，新的错误却又冒出了许多，比如把屡屡出现原本不误的“比时”全排成“此时”。对这劣得难分轩轾的两版，之所以以再版为底本，是因为《竹林的故事》有一篇译文《窗》，初版附于书末，再版移至书首，再版的排列更可见出废名想通过此译表达些什么。

版本方面的遗憾不是没有，废名《谈新诗》不是自己经手出版。据抗战后发表于报纸上添写的卞之琳一节的附记，此书应名《新诗讲义》，大概“谈新诗”是具体负责出版的黄雨给改的。还听说有废名上课时的油印本，亦即《谈新诗》的母本，但终于没有找到，这个书名也只好存疑了。诸如此类版本状况及底本校本的说明，书中均有详细介绍，本集为所有篇什建立“题注”，目的在于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版本依据。这套“题注”与“附录”中的“著作年表”配合，为废名著述建立目录学基础。

版本之外就是校勘的问题，这也是最主要的工作，但晚近作家似乎不大享受学者们在这方面为之努力的荣誉，至少在中国情况如此，也许还不被认为是必要的吧。这不像古典著作，尤其上古典籍，一个版本的发现就等于一块新大陆的诞生，而其中哪怕一字之微，也总有学者倾注心力，最迟到曹雪芹还拥有这种待遇，再下来那只能是“余生也晚”了。对于现代文本，当今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分辨“校对”和“校勘”，一股脑儿委之于出版社校对科，卸责于“手民”。而校比勘对，以定去取，本就是编者而非编辑的责任。当然在现实的学术环境里，校勘已不被认为是学者的工作，只有一时糊涂才会陷于其中。新文学作家中，周氏兄弟有较好的整理本可作例子，鲁迅的情况比较特殊，对其作品的版本有不止一种研究专著，校勘方面有各种各样的“校读记”，但奇怪的是，作为标准版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不但没有“编辑凡例”，而且没有“校记”。对于各个集子，虽……

本书的编辑，源于大约十二年前钱理群先生和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的一次会面。十二年的时间，如今就这么轻易说过去，在我倒是颇出乎意料的事情。总之整个过程像是我和这位“废公”一直在互相耽误，我的读书和研究计划不断地被这套书打断，这套书的编辑过程也不断地被我的读书和研究计划打断，在我是早已习惯了这首尾不能相顾的生活和事情永远也做不完的感觉。

最初的大致情况是，冯先生为他父亲编了个选集，联系几家出版社的结果，稿费没有，还要求提供印刷费用，这自然就搁了下来。闲聊及此事，钱老师以他特有的驷不及舌的豪放说：“废名不是编几个选集的事，废名是要编全集的。”

后来大约有钱老师的居中介绍，冯先生编的选集出版了。那么剩下的就是新冒出的“全集”，当时有来自韩国的吉贞杏君正在读钱老师的研究生，打算以废名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做毕业论文，在材料的收集方面与冯先生也有联系，这事自然就着落在她身上。不过可以想见，废名作品除小说以外，从没得到过像样的收集和整理，于役全集，困难之大远过于想象，这事渐渐也有点含糊了。不久我在钱老师蔚秀园的宿舍聊天，大概是聊到废名，见我像是很有兴致的样子，他说那你加入吧。

几个月后两人分工的事情就“莫须有”地全移到了我手里，具体原因已记不太清，大概吉贞杏是要动笔写毕业论文了。记得汇集资料时她给了我一个大口袋，回来翻翻，复印件上全是韩文的批注，想必是她的心得。但这些资料中并没有什么未见的东西，似乎只有《世间解》上的几篇论文当时学界知道的不多。

终于没有任何可以推托的借口了，总之不知不觉间这么个事情罩在我头上。钱老师的个性是不耐细事，要他出面协调些大关节自然没问题，但书怎么编他是不管的。那时我大学毕业刚在外头游荡了六年，好不容易收心回北大随陈平原先生读书，尽管本科时就与钱老师熟悉，但正是调皮捣蛋得一塌糊涂，如今他们肯收容我，难保没有走眼的危险。大体他还是估计得太容易了，以为顶多一年就可蒇事，回头我做论文也来得及。在我虽然觉得事情未必如此轻易，但也没想到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

接下来那就什么问题都得考虑了，归拢来主要无非两个事，一是收全作品，一是联系出版。把已有的废名作品排序之后，首先联系的是陈振国和冯健男两先生。陈振国先生80年代编辑《冯文炳研究资料》，可以说废名作品的系统编目是从他开始的，当然格于条件，缺漏不少，不过草创总是最为艰难，如今事过十多年，手里应该有所添补。冯健南先生系废名长侄，80年代后主要致力于废名材料的公布和研究，从冯思纯先生那儿得知那时他已将家藏废名的手稿讲义等寄存冯健南先生处，全权委托发布，这些自然都应该收入。

这个过程其实是断断续续的，往返信件需要时间，渐渐的我要考虑硕士毕业论文了，事情搅在一块儿有时颇为头疼。陈振国先生提供了一些新东西，但数量很少，后来知道他病目多年，已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冯健南先生身体也不好，来信有时字迹都难以辨认，后来则委托他的公子冯荣光兄代理。一开始似乎编全集的思路沟通得不太明确，加上他与思纯先生对某些未刊稿的公布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疑虑，来回讨论，那些手稿讲义的复印件分好几次才大体到我手里，前后大约经历了近两年时间。其问我在北京找了家大出版社，唯一的选择理由是我的一位同学韩公在那里当编辑。初跟他说时他满脸狐疑，我知道他感兴趣的是中国古典和外国文学，他们编辑部出版的主要又是当代作品，废名不偏不倚正落在中间。他让我先写个选题说明，后来他坦白，其实是抹不开面子，想让我弄个东西在编委会上“毙了”他也就交代过去了。不料看了我的材料后他积极了起来，表扬我写得好，让他来了点兴趣。如今这份文件还在，重看一过，我还是不明白好在哪里，但总之当时经过把我蒙在鼓里的这么个转折，出版社接受了这个选题。

于是签合同，不过我实在说不准最终会是多少字数，只好马马虎虎弄个大概数“左右”。他等着我交稿，不过且慢，先等等吧，三天两头我还在往里添新材料。当然就着现成的东西编编也没人说不行，但毕竟早被称作“全集”，我总不能不尽量收齐。旧期刊方面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虽然有些重要的遗缺，而且索引部分漏印了检索页码，用起来不胜其烦，但毕竟大部分可以很方便地查到。而报纸副刊，则没有工具书可以使用，求教在这方面有专门研究的老师，慢慢积累了一些线索。记得当时正好商金林老师刚刚查过《天津民国日报》并整理了一份目录，则毫不客气地拿过来先用。方锡德老师介绍了可能的几个主要副刊，其中40年代情况比较集中，倒是先收拾得差不离，而二三十年代，尤其30年代，就太费事了。一有空就到北图看缩微胶卷，摇啊摇，终于手酸目倦，又终至于犯困打盹，而终而又至于被冻醒，那个屋子是颇有点冷的，为了保存胶卷的需要。如是者几乎半年，而以后有什么线索，又零零碎碎跑了不知多少趟，缩微室的人见了，总习惯说“有日子没来了”。

其间自然有很多难忘的经历，比如20年代中期《京报副刊》上有《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这是陈振国先生早已发现的，重新翻看，竞“摇”出好一堆文章来；陈先生另外还有《华北日报副刊》上刊有《桥》之《天井》一节的线索，复查的结果是此后《桥》的各节也在上面。凡遇副刊我是通看的，《桥》的初刊找齐后接着往下查，查着查着查出好些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散文来。还有一件有趣而辛苦的经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废名引了自己的两篇散文《放猖》和《小时读书》，唯一的线索是他自己说刊于南昌某报，因为他在黄梅教过的学生很有一些在那里读高中。于是必须找，尤其《小时读书》在《坐飞机以后》里还是节引。一开始以为区区当时的南昌，报纸总不会很多，哪知一看却是不少种，无以猜测，只能一种一种慢慢摇，大约摇了五六种，花了三四天总算逮着。

发现新材料渐渐越来越难，跑了一天一无所获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辛苦之外又加添了无聊，不过我知道这大概意味着收集越来越齐全了。这时也到了我该写硕士毕业论文的关头，成天和刘师培章太炎的集子较劲，不免头昏脑胀，深感自己实在认字太少。做不下去的时候每每拿起手边的废名文字翻阅，调养气息。有时得了些信息，那还是要跑一跑的，姑且算作锻炼身体。不过总的来说，这个集子的事情是搁下来了。

终于混上了博士，搬了宿舍，懒洋洋地歇了一阵子。慢慢想着这件事还在那儿呢，于是一大箱子的复印件重又倒腾出来，心说就这样，收拾收拾，与废名道一声珍重，交稿了吧。不过，其实还是心事重重，只不过不愿去想，或者简直预感以后的日子有点不堪设想。编集总有个底本问题，这当然早已选定，虽然并非没有遗憾，有的本子找不到。但不同版本之间该怎么办，废名文字，尤其小说的报刊本和结集本之间异文简直不计其数。当然，按照现代作家编集的通行做法，是可以不管的，但在我总觉得这样不太行。而如果真着手，一头扎进去，工作简直是看不到尽头，而我前面还有工作量同样浩繁的博士论文等着。那时节，每天从图书馆回屋，都要对着那一大叠东西发一阵子愁，硕士阶段收集材料时就开始发愁的事情，终于到了不知该怎么发愁的地步了。最后，大概是很过了些日子，终于不能不决定，总之在自己总是要做的，那就做着吧，至于进去了哪天能出来，或者终于出不来，那也只好先进去再说了。

把《桥》找出来，从它开始，结果根本校不下去，上篇的前半部分，简直是重写。只好先放下，跳到下篇，渐渐的好了一点，一句一句地对，真可谓摇头晃脑，校记一条接一条，多了还得附纸，不过小半天就头昏眼花。推到一边，来日接着来。一天一天终于有点埋怨自己，但叹着气还得做。期间经常返工，校勘体例不可能预先都定好，大部分是在校对过程中依据文本情况形成的。比如不同阶段文本引文格式多有不同，是否统一以及用什么样的标准处理，是校了不少文本后才确定的，前面处理过的部分还得回头重作处理。再如通假字，有时以为是错字，比如早期文本中“很”作“狠”，周氏兄弟等都这样，所以知道是通假，而“弯”作“湾”，一开始以为误植，等到一再出现，才知道是通假，不免还得回头一一改回来。

好不容易把《桥》做完，脖子也有点不听使唤了，可看看这工作简直刚开始，觉得真是命该如此。调养了几天打开《莫须有先生传》，接着左一眼右一眼，一天突然一眼扫到我的同屋萨支山，不禁打起他的主意。他比我低一届，到底时间多那么一些，半商量半强迫地送了一堆过去，是三本短篇小说集，我要他将异文用铅笔标出来，校记回头我自己做。这事实在是难为人，况且他毫无兴趣，我打算他受不了的时候赶紧接回来，不曾想几天工夫就交回了一本，让我大为惊讶。一旁看看他如何工作，只见两手举着底本和校本，也是左一眼右一眼，不过马上就能标记，我才明白他用的是目测法，眼睛量一量段落的长度，差不多就过去了，差得多就再各溜一眼。不过半个月，稿子都还了回来。虽然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还是郑重道了谢，毕竟这是强人所难的事情，他也是在这事上帮我的第一个人，虽然后来我自己还是重来了一过。

打消继续找人帮忙的念头，那么也只能自己做下去了。而博士论文又得开始准备，两边的事情互相搅扰，打得不可开交，就这么狗熊掰玉米般地过着日子。校勘的事情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小说弄完弄诗歌，诗歌弄完弄讲义，渐渐似乎也有做完的希望。记得那时已到或快到博士课程的最后一年，而对于博士论文，虽然架子大致搭起来了，却竟然还没动笔。钱老师照常时不时想起就问问情况，或者碰到什么材料提醒一声。他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事老完不了，说找齐所有废名文字不太可能，毋须求全责备。我将我这个头疼的校勘向他诉了一番苦，钱老师素来自承对此类繁细的工作既无兴趣又不擅长，但大约人总是对自己不太在行的事情格外高看一眼，听我如此这般，不禁大为嘉勉。一次碰到我的导师陈平原先生，便献宝似的夸了我一阵，陈老师没料到我还在和废名纠缠，大惊失色，发怒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折腾，学位到底要不要了。自此以后，钱老师再也不敢在陈老师面前提废名二字。

学位当然还是要的，每天也都在看书笔记构思，不过要说有关废名的工作对此没影响自然也不可能，时间总只有那么多。但另一方面，废名的事情我也不可能全力以赴。两方面都拖不得，两方面也都无法使全部投入，在我自是既无奈又上火。离博士论文提交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底本与报刊本的校勘总算大致完成。又想想其实并不能算完成，因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