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之路”是一条随茶叶贸易而开通，始于中国南方，经蒙古至俄国西部腹心地带的商路，曾经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引发了亚欧大陆腹地全面、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作者只身踏上晋商茶路，除重走闽、赣水路外，重点考察了湖南安化和两湖交界地带，补充考察了鄂、豫两省茶路沿线的县城与会馆，并对张家口的旧街和会馆进行比较详细的了解，对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也进行了走访。全程共历80天，拍1400余幅照片，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史料，真实展示了儒商义利谐调的商业文化。

“茶叶之路”，是清代山西商人开辟的一条绵延200多年的漫漫商道。它是继汉唐丝路以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辉煌壮举，与丝绸之路同样彪炳史册、光垂千古。丝绸之路跨越亚欧大陆，传播了中华文化，牵系了亚欧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茶叶之路”纵贯戈壁大漠，输送了华夏特产，弘扬了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茶叶之路”的开辟，是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大规模远途商贸活动，是晋商进行国际贸易的大手笔，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谐调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

代序

前言

一、香飘万里

二、武夷茶山

三、两湖茶田

四、汉水茶程

五、中原茶道

六、太行茶径

七、北国茶埠

八、戈壁茶帮

九、晋中茶商

十、大漠落日

参考文献

后记

古籍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从春秋时代开始，“荼”经历了从祭品、菜食、药材到进贡饮料的几个利用阶段。

茶，“兴于唐”。“荼”字，到了唐代才成为“茶”字。

盛唐时期，孟浩然(689-740)、王维(701-761)、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等许多著名诗人都唯知饮酒，他们的诗歌中还鲜见“茶”字。

中唐时期，“茶圣”陆羽(733-804)的《茶经》一书问世，国人由“益知饮茶”很快就“尚茶成风”。陆羽，字鸿渐，湖北天门人，他自幼在寺院成长，博学多才，与许多诗人和画家都很有交往。陆羽对种茶、煮茶和品茶颇有经验，大约在唐肃宗至德、乾元年问(756-759)，他写成《茶经》一书，为茶文化的发展树立了历史丰碑，所以后人说，“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代宗于广德二年(764)颁布“禁酒令”，文人们便只能以茶代酒了，饮茶得以普及。中唐时代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在诗中就屡屡写到茶，曾自述：“尽日一餐茶两碗”；“或饮一瓯茶，或吟两句诗”。他在长诗筏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从这句诗中能看出，茶叶在9世纪初显然已成为规模经营的商品。诗中称作“浮梁”的景德镇一带，当时已是茶叶的集散地，这个范围实际还包括周围的皖南、浙西和闽北武夷山区。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初征茶税。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始，朝廷实行“榷(音‘确’)茶法”，即茶叶由官府专卖，只准茶农将茶叶卖给官府或指定的代理商，茶价由官府规定，随便贩卖要处罪。茶叶的产销完全由官府垄断，官府指定的代理茶商只能在指定的地点按划定数量收购茶叶，并在指定地点销售，其中绝大部分还应卖给官府。在朝廷开始向茶叶产地索取“贡茶”的同时，官府还大量收购民间散茶，集中储备，与边疆的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交易”。

唐宋以后，除绿茶以外，又出现了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等茶类。但唐、宋两代海路茶禁甚严，“载建茶人海者斩”。

到了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朝与北方的辽国达成“澶渊之盟”，朝廷以茶叶向辽国“进贡”，草原上以肉和奶为主食、被称作“腥膻”的游牧民族开始享用茶叶。许多学者认为，辽国“契丹”民族的读音“Kitai”，最终成为俄国人和波斯人对中国的称呼“Kitai”。有人认为，12世纪前后，喜欢喝茶的契丹人向西迁徙时，开始把饮茶习惯带到了俄国南部，从而为后来的“茶叶之路”埋下了伏笔。

宋治平元年(1064)，朝廷专门设立了“茶马司”，用“官茶”与雪域高原的藏民进行“以茶易马”的贸易。茶叶和盐一样，成为朝廷垄断的特定物品。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实行蔡京主张的“茶引法”，茶商交纳茶价和税款后领取“茶引”，即官府准许运销茶叶的凭证，按规定地点和数量卖茶。

13世纪初，元太祖(1206-1227)成吉思汗的宫廷就曾有茶叶。元代取消茶马交易，恢复榷茶制度，对茶叶实行高税政策，茶叶生产一度萎缩，50公斤大米竟换不上1公斤茶叶，民间消费不起。直到元末，才又实行“茶引”。元朝宫廷里的“色目人”后来随蒙古族西迁，也将饮茶习俗带到中亚和东欧。

明初曾一度恢复茶马交易，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七下西洋，携带了包括武夷岩茶在内的许多名茶作为礼品赠给各国，打开了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

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蒙古族土默特·俺答汗率骑兵大举入侵，威胁明朝政府开放包括茶叶在内的边境贸易，但狂妄的嘉靖皇帝对“马市”严加限制，终使边患无穷。直到隆庆五年(1571)，明穆宗接受总督宣(化)、大(同)、山西军务的王崇古(山西蒲州人)的建议，将张家口、大同等处开放，形成北方汉、蒙民族的“茶马互市”。万历五年(1577)，明廷正式给予蒙古人介入茶叶贸易的官方认可。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俄国的沙皇伊凡雷帝(1533-1584)征服了伏尔加河流域，“俄国人”开始穿越西伯利亚，向东跨越亚洲大陆。

茶叶传到欧洲，据说最早是16世纪由阿拉伯人从丝绸之路上带去的。比较准确的记载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久，路德改教的1517年，喜欢漂洋过海的葡萄牙海员从澳门带回了茶叶。

有趣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称茶为“tea”，这是因为荷兰海员通过厦门和福州的沿海居民买茶贩到欧美，他们按照闽南的方言读“tea”；而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却读茶为“chai”，与俄国人读“чай”的音一致，据说这是因为俄国人是从中国北方买茶，以中国北方的读音为准，而葡萄牙人在南部海路开通之前最早也是从北亚地区(日本？)得到茶叶，这可能比从澳门带回茶叶还要早。

1559年，一位威尼斯作家在他的《航海与旅游记》一书中写了一章《中国茶》，记道：“大秦国(即中国)有一种植物，其叶片供饮，人人称之为中国茶，视为珍贵食品”。1567年，两位哥萨克人把茶叶带到了俄国，茶叶在那里被称为“神奇的饮料”。40多年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建立，明朝的万历皇帝派使节赴俄，历经18个月，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荒原，将数箱茶叶作为礼品赠送沙皇，但没有引起这位沙皇的兴趣。崇祯十一年(1638)，俄国使臣斯塔尔科从中(蒙)俄边界(即恰克图附近)带回了用貂皮与蒙古人换的4普特(俄罗斯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茶叶，献给沙皇，当时的沙皇喜出望外，于是莫斯科开始进口茶叶。17世纪后期，俄罗斯人饮茶也从上层社会普及到各个阶层。

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收购福建武夷山产的茶叶，经爪哇运回欧洲试销。3年后，荷兰人直接从中国运茶回国，销往欧洲。欧洲人最初把茶叶视为“治病的灵草”，由于价格高昂，只有很少人能够享用。1637年，英国船长威忒专程率船东行，首次从中国直接运去茶叶。不久，英国东印度公司用白银从中国换回400吨茶叶在伦敦市场销售，茶叶很快成为贵族阶层高雅的饮品。1650年，荷兰人首次贩运茶叶到北美洲。

P2-4

2000年，长篇报告文学《茶叶之路》问世，作者邓九刚先生是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先生长期生活在呼和浩特市，这个城市百年前是“茶叶之路”上的重要商埠——归化。也许是身处茶路，濡染了太多的茶路文化，他以茶路为主题，先后写出《大盛鬼魁》、《驼帮》、《鸵殇》、《鸵村》等几部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本《驼道》。邓九刚先生提出“茶叶之路”的地理含义：“起始应该从产茶的江南诸省算起，而它的西方终点便是欧洲的历史名城莫斯科。”

2007年，美国女学者艾梅霞(Martha Avery)的《茶叶之路》一书出版。她19岁来到亚洲，在蒙古工作过若干年。她曾在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见到大量与“茶叶之路”相关的珍贵图片和文字资料，艾梅霞在书中写道：“茶叶之路”是一条联结中国东部和俄国西部的商路”。她认定，“茶叶之路”，从中国的福建开始，至俄国的圣彼得堡结束。

无疑，“茶叶之路”是一条随茶叶贸易而开通，始于中国南方，经蒙古至俄国西部腹心地带的商路，曾经在东西方贸易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引发了亚欧大陆腹地全面、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中、蒙、俄之间的民间茶叶贸易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规模化的“茶叶之路”，应该是始自公元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相对固定的茶叶商贸路线和大规模的运销活动则始于1727年(雍正五年)的《中俄恰克图界约》之后。至20世纪20年代，喧嚣两个世纪的“茶叶之路”告别了历史舞台。

从中国的福建北部到俄国的圣彼得堡，以最近线路测算，“茶叶之路”全长应达9000千米以上，其中俄国境内5000余千米，中国境内的主干线约4000余千米(含蒙古境内1060千米，下同)。俄国境内的驼帮茶路，大部分在北纬55度线上，东起当时中俄边界的恰克图，横跨西伯利亚的针叶林荒原、乌拉尔山脉，经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主要由俄国和蒙古商人运输(后期中国商人曾进入俄国境内运输，直至莫斯科)；中国境内的茶路，南起福建武夷山(后期由湖南安化或湖北羊楼洞起)，纵穿长江、黄河、长城、草原和浩瀚戈壁，直抵恰克图，完全由华商运输。运销茶叶的华商绝大部分是山西商人，所以堪称“晋商万里茶路”。

山西，位于中国北部，境内并不产茶。“茶叶之路”，是清代山西商人开辟的一条绵延200多年的漫漫商道。它是继汉唐丝路以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辉煌壮举，与丝绸之路同样彪炳史册、光垂千古。丝绸之路跨越亚欧大陆，传播了中华文化，牵系了亚欧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茶叶之路”纵贯戈壁大漠，输送了华夏特产，弘扬了神州赤子和谐友善、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茶叶之路”的开辟，是封建王朝时代难能可贵的民间大规模远途商贸活动，是晋商进行国际贸易的大手笔，是突破统治者禁锢的卓有成效的市场运作，是儒商义利谐调的商业文化的真实展示。特别值得记取的是，19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鸦片向中国疯狂贩运、滚滚南来之际，正是晋商运载茶叶艰难跋涉、源源北上之时。

清代至民国初年两个多世纪运往俄国的茶叶累计达25万吨以上，经济总价值至少合100万两黄金，这在中国茶叶史、东亚运输史、东方文明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都无疑是流光溢彩的千秋伟业。

公元2001年，在编撰《儒商常家》时，我对山西茶商开辟的万里茶路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农历正月二十，在太原仁隆企业的资助下，即只身南下，从福建武夷山开始，经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直至河北张家口，对百年前的茶山、茶坊、茶埠、茶店、茶路和茶市等进行了50余天的考察，拍摄了300余幅照片，查阅了数十部地方志，积累了近百万字的资料，当年草拟了10余万字的电视资料片《茶叶之路》。2007年4月20日，我自筹经费，再次只身踏上晋商茶路，除重走闽、赣水路外，重点考察了湖南安化和两湖交界地带，补充考察了鄂、豫两省茶路沿线的县城与会馆，并对张家口的旧街和会馆进行比较详细的了解，对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也进行了走访。遗憾的是，未能走出国境赴恰克图重觅晋商遗踪。此次行程至7月9日结束，共历80天，拍1400余幅照片，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史料，为撰写《晋商茶路》一书奠定了基础。

在考察过程中，我先后受到了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主任穆雯瑛女士、山西社科院原《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先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付海晏先生、晋中史志院院长王俊山先生、晋中市外事旅游局副局长张维东先生、榆次常家庄园顾问常士暄先生、《山西会馆》作者荣浪先生、武夷山市下梅民俗文化旅游公司顾问邹全荣先生、安化县委办主任简文艺先生、安化县湖南坡村原村长邓宗元先生、利源隆茶场经理吴建利先生、安化县江南镇副镇长王革新先生、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教授蔡正安先生、河南襄城县志办主任刘天义先生、中共长治市郊区纪检委武建安先生、祁县交通局马德旺和卫秋田夫妇、太谷县志办主任程雪云女士、浑源县邮政局原局长贾宝先生、大同市长城山林场原场长王丽生和王桂香夫妇、天镇县林场场长刘全秀先生、中共天镇县委办范泰先生、二连浩特市公安局薛志勇先生及其子薛虎等多位学者和友人的热忱鼓励、精心指导和大力协助，还曾受到武夷山市烛光酒店黄先生等沿途许多父老的接待与指引。在《晋商茶路》编撰和出版过程中，三晋文化研究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值此《晋商茶路》付梓之际，谨向上述各位先生、茶路父老和7年前首次资助考察的仁隆企业表示真诚的感谢！对三晋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我曾不慎落入信江，被几位不曾留名的船工救起，又受到铅山宾馆经理和服务人员的悉心照料；在山阴县新广武村附近，我曾被困在高速公路上，承蒙当地交警驱车百里将我送出。对救我生命和为我解难的好心人，我将永远铭记，并为他们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程光

200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