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927年至1937年期间的上海半殖民地文化和现代性，作者的第二个目的是建立上海文化的“另类”特质，它不仅挑战了现代中国划一的革命民族主义话语，而且也质疑了那种将其简单等同于西方输入品的观点。本书的第三个目的是试图通过对流动性、空间性、动态性、协谈性等概念的引入来丰富我们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理解，摒弃抹杀差异性的整体阐释模式。

文化具有多重多样的“地点”。本书的目的之一乃是发现这些不同的“地点”，并努力揭示它们的文化意义。

本书根据作者留学美国期间的英文博士论文翻译改写而成。作者探索老上海话语迷宫的旅程，更多因重新检视都市上海在中国现代政治和文化史上角色的学术要求而促成。对层次繁复、意蕴丰富的都市想象的重新爬梳整理，将揭示这一主导叙述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性。

引言

第一章　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

　第一节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都市理论

　第二节　摩登都市与视觉震惊

　第三节 “上海屋檐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第二章 民族国家与全球城市：左翼作家的上海话语

　第一节　都市启示录：毁灭与重生

　第二节　都市与革命：《l930年春上海》和《虹》

　第三节　《子夜》城殇

　第四节　父权的回归：好莱坞的上海想象

第三章　被悬置的启示：上海新感觉

　第一节 城市景观的视觉化：画面、场景和奇观

　第二节 上海现代性与新感觉女性

　第三节　摩登迷城与男性焦虑

　第四节　被悬置的启示：“都市沙漠”中的孤独过客

第四章 映画都市：银幕内外的上海想象

 第一节　叙述的政治：城市、蒙太奇、移动镜头

 第二节　叙述的政治：都市与女体

 第三节 强势的他者：民族电影与纷争的都市

 第四节　警视影像：电影审查与都市观众建构

第五章 时装上海：性别政治与身体权力

 第一节　性感的女人：从遮掩到暴露

 第二节　被谴责的女人：时装、政治、国家

 第三节 时装与女性杂志

 第四节　权力着装：时装与男性焦虑

 第五节 沉醉的上海：时装与都市空间

结语“外观历史”的意义

 第六章 消费现代性：老上海广告与三十年代摩登梦

 第一节　从“叫卖”到广告：中国广告的现代转型

 第二节 拥抱现代乐土：广告与三十年代摩登梦

 第三节　女性身份的再定义：“美丽牌”香烟广告

结语

尾声 都市上海的持久挑战

附录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

引用书目

茅盾所描绘的两幅截然不同的上海景观——特权阶层及时行乐的都市荒原与从现代废墟中浮出的动感自信之城——贴切地印证了1920至1930年代左翼上海话语的两个面向。一方面，就总体而言，左翼上海叙述的终极关怀并非上海本身，而是上海的缺席。左翼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政治使命及意识形态立场，决定了上海这座城市在其彻底政治变革的吁求中只能处于负面的位置。作为一座中国政府只拥有有限控制力的半殖民地城市，上海在左翼人士眼中当然只能唤起其民族耻辱感和危机感。但另一方面，由于上海被视为是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中国的典型表征，因此它也常常被想象成某种新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得以再生或重建的废墟。从这一层面说，上海这座城市或可被视为是某种“必要的邪恶”，因为正是由于它对“中国性”的越轨挑战及其政治、经济上对外国势力控制的无言默许才使民族自救和民族革命的左翼吁求变得合法化。换言之，作为一座从中国版图“切除出去”的城市，上海的“邪恶”滋育着革命。成功的民族革命必须将上海重建为真正的中国城市，以自己民族的方式重塑上海的都市景观。没有这一“必要的邪恶”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神圣号召也就缺乏了不少感染力。

左翼上海话语的两个面向或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上海缘何会成为192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化第二次重要转折期的中心舞台。一如周策纵所论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次“知识分子革命”，它在热情拥抱西方德赛两先生的同时，将激烈攻击的目标对准了“传统中国伦理、习俗、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政治机构”。尽管五四一代不是中国第一批向西方寻求启蒙思想和精神资源的人，但他们却是第一批有系统地“跳出[自己的]传统而开始反观与批判的人”。这种对传统的激烈批判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向。随着新思潮的进一步传播，它逐渐演变为一次以国民性改造和自我解放诉求为中心的启蒙运动。然而，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在1920年代的逐渐式微，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暂时失却了批判的方向。在一段时期内，像鲁迅这样的五四文化批评家痛苦地发现，他们似乎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呐喊”激情，而是被迫开始了精神上的“彷徨”行旅。鲁迅1924年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描写了一个“后五四”知识分子面对启蒙与革命热情渐告泯灭的精神苦痛。同其他许多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小说主人公吕纬甫是五四时期投身政治文化革命的骨干，他曾经与故事的叙述者一起“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探讨“改革中国的方法”。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五四社会革命和大众启蒙热情的逐渐消退，被幻灭感笼罩的吕纬甫发现自己其实只是“飞了个小圈子”，飞来飞去又回到了原点上：在南方为母亲尽孝之后，他马上要去北方讲授五四时期曾竭力批判的儒教经典。故事结尾，读者看到的是一个行尸走肉似的吕纬甫：他在恍惚中打发时日，甚至“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也无从知晓。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927年至1937年期间的上海半殖民地文化和现代性，其中最根本的理论假设是，都市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可供繁复解读的文本，而对都市景观的充分理解必须建立在景观（包括都市与乡村景观）本身并不生产意义、只有通过人类的阐释与想象、某一特殊的景观才与主体产生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因此，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研究“客体”，与其说是对老上海的怀旧“记忆”，倒不如说是对以小说、电影、建筑、广告乃至时装等多重话语建构起来的关于上海都市之想象的考察。尽管很难在情感上完全与研究对象分离，作者探索老上海话语迷宫的旅程，更多因重新检视都市上海在中国现代政治和文化史上角色的学术要求而促成。以“文化乃是普通人积极参与其中的过程”以及文化是“人们创造的符像、信仰、语言和实践的动态混合”的观点为观照，作者首先质疑那种将乡村视为“本土，，和“正宗”中国、将民国时期的上海视为民族耻辱和道德堕落表征的主导叙述。自1920年代末，特别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与其说都市上海被视为是“具有吸引力的现代商业、工业和娱乐业中心”，倒不如说它一直被看成是“代表腐朽文明”的问题，因而迅速从1949年后的中国文化图绘上消失或被边缘化。对层次繁复、意蕴丰富的都市想象的重新爬梳整理，将揭示这一主导叙述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性。

作者的第二个目的是建立上海文化的“另类”特质，它不仅挑战了现代中国划一的革命民族主义话语，而且也质疑了那种将其简单等同于西方输入品的观点。在凸显上海文化混杂性的努力中，作者将不可避免地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同质性的神话，转而以一系列异质性的亚民族文化组合替代之。这一视点同样假定了单一民族国家在论述过程中意义的式微。与其讨论某种民族主义或某一笼统空泛的民族国家，我们或许可以建构一系列与主导性模式／话语异质的亚民族文化体。正如豪斯顿（Holston）和阿帕杜莱（Appadurai）所言：

在越来越多的社会里，城市业已发展出了某种与全球过程不同的关

系，而这种关系或许并不是所属民族国家的构想和政策所愿意承认或支

持的。今天的全球城市伦敦在很多方面与英国政治框架相左；上海或许

更导向中国政府控制力之外的全球交通；摩加迪沙可能代表了一场与索

马里广义政治几乎没有关系的内战；而洛杉矶或许也会一直保持着诸多

与美国主流身份意识形态相悖的多元文化社会和经济面向。

半殖民地上海的欧式建筑与西方势力的特权很容易给人以全盘西化和“去中国性”的错觉，但如果认为极少数外国居民（与租界中占绝对多数的中国人相比较）代表了上海都市的全景图绘就未免有些天真。一旦我们放宽视野，举目外滩等象征西方政治、经济、金融权力存在以外的城域，我们就会发现，上海是由千百万来到这座城市寻求政治安定和经济机会的普通中国移民构成的。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和实践与上海发生关系，既不断地理解这座城市，又为它创造了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创造和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景观。

本书的第三个目的是试图通过对流动性、空间性、动态性、协谈性等概念的引入来丰富我们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理解，摒弃抹杀差异性的整体阐释模式。受德索托关于“权力语言自身亦在‘都市化’，但城市却一直充满了反制的矛盾运动，它们在圆形监狱机制似的权力之外整合自身”的观点的启发，作者认为，上海都市经验的重写只有在充分考量普通人日常生活和非经典文化形式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尽管“国家”空间（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和西方租界当局）在身份和舆论建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日常生活的“亚空间”，包括大众媒体空间等，总存在着逃避控制或与控制机制协谈和争斗的趋向。因此，研究和重构上海都市经验，也就是强调城市的众声喧哗性，拒绝任何试图以铁板一块的模式阐释上海都市的努力。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主导权力移向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城市将不再是被“编程”和“规制”的划一领域，而是各种各样“本地”空间的复杂组合，其间主导话语或被拒绝，或经由协谈而变异。

文化具有多重多样的“地点”。本书的目的之一乃是发现这些不同的“地点”，并努力揭示它们的文化意义。从著名作家鲁迅、茅盾到名声相对局限的新感觉作家，从左翼电影对上海都市空间的呈述到1920至1930年代的月份牌女郎，从女性时装到民国上海广告，关于这些人物和文化样式的考察均基于上海都市文化繁复多元的认识上。尽管知识分子的城市话语在上海都市意义生产方面具有清晰可辨的重要功能，过去被忽视乃至被抹杀的文化实践中所显示的别种经验在揭示上海和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史关系方面同样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意义。正如白鲁恂（Lucian W．Pye）曾论及的，民国时期上海都市文化的复杂性在于上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城市，而且又是催生和滋育大批作家、电影人、记者、学者、律师、商人和管理人才的国际都市，这些人是构建民族话语或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在某一层面上，由于上海的半殖民地性，左翼文化人和国民党长期以来均视其为“异己”力量的代表，威胁着正统或本土性的中国传统。但在另一层面上，上海都市文化的多样性又在中国现代史上创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自由空间。正是在上海，鲁迅等激进知识分子得以享有相对的自由和安全、并创立了被国民党政府视为异端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是在上海，中国电影业在好莱坞和国民政府审查的双重挤压下仍得以长足发展，并生产了自己的明星和影像经典；也是在上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得以转型为目迷五色的都市现代性，在象征意义上助益了上海成为与纽约、巴黎、柏林等同步的全球都市。从很大程度上说，上海或许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危机和现代性痴迷奇异交汇的最重要场所，“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重要生活面向的严肃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上海、面对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本书根据作者留学美国期间的英文博士论文翻译改写而成。借中文版出版之机，我想特别表达对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电视学院教授玛莎·金德（Marsha Kinder）、大卫·詹明信（David James）和琳·斯皮格尔（LynnSpigel）的至深谢忱，正是他们启人智慧的讨论课和论文指导使我确信，本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我更要感谢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张错教授（Domink Cheung），他在作者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关怀和支持远远超过了学术指导本身。张师西学功底深厚，尤精西方诗学和比较文学，但他“治学如为人”的教诲却让弟子看到了中学道统在西域的传承光大。

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还得到了南加州大学东亚系汉学家柏清韵（Bettine Birge），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文英、包亚明、叶中强、陈梦熊，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等的直接或间接帮助，在此一并致谢。作者的资料收集工作得到了上海图书馆毛天虹、徐群和中国电影资料馆郦苏元先生的热情点拨和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老朋友、老同学李浦田，他在1997年那个燥热的夏天不辞辛劳地陪作者一起，骑着自行车兜遍了原上海租界范围内的大街小巷，为大规模拆迁改造前的城市留下了不可复制的珍贵影像资料，也助益了本书的立论和写作。

最后，感谢我的学生董舒，他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翻译初稿。当然，本书如有纰漏和不当之处，作者将承担一切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