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正泉，历任中央电台台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尤其是从1964年起作者在中央电台这个特殊年代的“第一媒体”工作30年，本书见证和揭示了重大历史事件宣传报道的大量绝对珍贵的“内幕”。

本书以亲历的角度回顾历史，是这些“大事件”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文风严密，传境生动，具有史料性、纪实性和故事性，揭开了中国重大宣传报道的曲折历史和台前幕后。

本书是一本厚重、凝练、亲历性、故事性的新中国重大历史纪实。集纳作者对40多年新闻宣传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记述，分为五篇：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胡耀邦)的逝世报道；

二、“文革”中的一些重大报道的历史记载(“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林彪叛逃、尼克松访华、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等)；

三、改革开放后的一些重大报道和新闻改革(国庆宣传、“十三大”、七届“两会”、中央电台改革等)；

四、作者任期时的一些重大对外宣传(上海《财富》全球论坛、北京申奥、中国第一次国际人权研讨会等)；

五、出国访问、采访与考察(第一次出国访问的困惑、采访阿富汗、赴美国考察广播)。

全书重点精品打造，49幅历史图片和作者个人图片，内页为70克纯质轻型纸。

第一篇 悲痛交集的治丧活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

 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压制治丧报道

 朱德委员长逝世时的广播

 陈毅元帅逝世的报道

 胡耀邦逝世的广播宣传

第二篇 特殊年代的特别报道

 中央电台紧张播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纪实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毛主席指示全文广播57国代表发言

 一段奇特的体育实况转播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与中美建交宣传报道纪实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

 关于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第三篇 重要新闻的重大突破

 国庆宣传与国庆35周年联欢晚会实况转播

 重大改革：“十三大”报道的开放性

 空前开放：七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报道与时效竞争

 惊天动地的“导弹新闻”

 澳星未能升空之后

 记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策划与报道

 中央电台的初期改革与广播理念

 “五一”活动与宣传报道的演变

 中央电台的新年钟声和元旦祝词

 由衰而盛话春节广播宣传

第四篇 激流纵横的对外宣传

 “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纪实

 北京申奥与对外宣传

 精彩的陈述报告

 中国网络媒体的初期建设

 中国第一次国际人权研讨会与宣传报道

 张纯如和张纯如铜像

第五篇 豁目开襟的国外见闻

 第一次出国访问的困惑

 采访阿富汗抵抗组织和难民营的经历

 赴美国考察广播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 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说不下去了，一阵沉默，沉默中有啜泣声。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直接的感觉是天塌地陷，全国的混乱局面谁来收拾？中国的未来……。脑子里又快速地回顾过去：听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后，毛主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得了一场重病。从那以后，看得出毛主席明显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要有人搀扶着，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叫人听了心酸的这类话后来又说过多次；1973年，听说毛主席有眼病，周总理再三叮嘱摄影记者拍片时灯光不要太强，不要冲着主席打灯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拍摄毛主席活动的摄制组；不久，又内部正式传达，以后毛主席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我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时，大家盼望着毛主席能突然出现，向亲密的战友告别。追悼大会推迟了近10分钟，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这些不祥之兆曾经不断浮现出来，但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只是暗暗担心，万一……谁想到，这可怕的“万一”成了现实。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詈。”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内的工作，又要准备报道，这怎么办？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当时台里只有我们两位副台长主持工作。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长时，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说，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 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保密，又必须争取时间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办？只好由我们三人关起门来制订宣传的预案。  也许有的听众和读者对中央电台的工作还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电台的工作很简单：一个男播音员，一个女播音员，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听众，甚至某些领导还持这种看法。其实，这并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触广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过程。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积累、总结、提高，许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如遇有重大节目、重要活动和会议等，虽然还没有上级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经验可借鉴，有过去的规章可遵循。当然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动。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借鉴，无规定可遵循，只能参照过去的某些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那么，应该如何安排，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呢？我们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讣告。讣告即是报丧的信息。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过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步：拿到稿子后，领导和播音员一起领会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明确重点和新的内容；分析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确定播音基调，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重要文章，播音的基调、语气、速度是不同的；然后进播音室录音，安排播出。播出讣告则更为复杂，难度更大。讣告的内容由中央定，我们的任务是播好、录好、安排好播出。说来简单，做好不易。就播音基调而言，这是讣告，又是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不同于播出大文章，也不同于其他讣告的播出，要悲痛、庄重、深沉。悲痛，极其悲痛，这是播音员、电台工作人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但又不同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不能悲悲切切、哭哭啼啼，这是国家电台代表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郑重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一沉痛消息，悲痛中透着内在的庄重、深沉。播音的调子不能高，也不能过低；播音的速度放缓，但也不能太慢，应恰当地表达出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之情。对播音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是不难的，但要他把这种种要求和情感通过声音确切表达出来，是多么不容易，何况播音员又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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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年纪大的人爱忆旧。我现在有了切身的感受，而且这种情感，犹如香山的红叶，秋愈重而色愈炽。我于2001年5月退居二线，有时对在职的从业人员讲，你们在创造历史，我在回忆历史。虽不尽然，但却是事实。《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所集纳的是笔者40多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宣传报道的真实记录。所谓重大宣传包括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大事件等，是新闻报道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我1940年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迁。我这个人很幸运，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生活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一个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强的时代，经历、目睹了几十年的巨大变革；我从学生时代就喜好新闻，在大学学新闻专业，从1964年开始，40多年一直在中央新闻单位工作，如愿以偿。概括地说，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中，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64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后近30年，从“文化大革命”前到改革开放初期，搞对内广播新闻宣传工作：二是1993年被调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同时兼管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后8年多，做对外宣传工作；三是2001年5月退居二线后，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从事人权研究和宣传工作，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在中国大变动、大发展的年代，我在新闻宣传报道这样一个时代前沿的岗位上，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变革，报道着人民共和国几十年诸多重大事件。

本序言只是结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一下与本书有关新闻事件和文章的历史背景。

我与新闻工作结缘纯属偶然。小时候农村没有文化活动，我爱听大人讲故事，爱听艺人说书，上了学爱好语文和文学，做过当“作家”的梦。后来在肥城县第一中学读初中、高中，看到了肥城县办的一份报纸，引发了我想当县报“记者”的激情。县报记者可以满县到处跑，接触好多新鲜事，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多么惬意！1960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这不是因为我喜爱广播，只是因为好考。我那时对广播一无所知，除了农村安装在树上的大喇叭(农民称为“戏匣子”)以外，竟不知道收音机是个啥样子。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只想报考新闻，在仅有的设新闻专业的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之间挑来挑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之所以成为我的首选目标，因为学院初创，广播是冷门(不像现在如此红火)，招生人数又最多，自然考取的概率就高。没有想到，我竞由此与广播结缘，竟由此奠定了我未来的人生工作道路。

1964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走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电台”)一待近30年。中央电台是国家电台，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人民共和国新闻舆论重要而敏感的部位，起着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提供信息和文化娱乐的作用。中央电台这一新闻舆论工具的地位、性质和特点，决定着它对全国社会舆论的重大影响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一直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尤其是在历史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关头。从1964年到1993年，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惊天动地的30年，我在中央电台这样一个政治敏感的岗位上，与人民共和国一起经历暴风骤雨，经受风与火的考验。

……

五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集纳了我对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回顾记述，多是这些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需要说明，本书融合了我1997年出版的《我与广播》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那本书虽属正式出版，但事先没有经过新华书店征订，没有进入当时惟有的发行渠道；同时，由于写作时间较早，有些内容不便包容和展开，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有的文章是在讲话、讲课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带有“讲”的痕迹；多年从事新闻实践，文章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较强，却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分析提炼。

有些朋友问我，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事后想起来，原因有五：一是亲身经历。经验告诉我，新闻宣传工作没有“官”，管理新闻宣传必须参与新闻宣传，离开新闻实践便没有发言权，尤其是遇到重大而紧急的宣传报道任务，领导者应该站在宣传报道第一线。二是勤于记录。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对于精神的传达，对于做过想过议过的事，只要有可能便随手记下来。三是特别留意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尤其意识到具有历史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我一般在当天播出结束以后，立即回顾详细记录下来，也有的是后来补记，但事后补记很容易走样。四是特别留意背后主持、策划、组织宣传报道的过程，和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启发性的细节，这些最能体现某一报道的特点，也最容易被人所疏忽。五是写作时我尽力选择和突出典型性事实，注重过程和细节，力求显露特点、生动一些。

“新闻是现实的记录、未来的历史。”40年时间不短，发生的事很多，不管是稳定的重大宣传的演变还是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可置疑是中国新闻广播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深知，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件事，写出来会大相径庭，事实本身就会有许多差别。历史不是抽象、呆板的，而是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愈多，也就愈接近真实。综观古代、近代史稿大都是概括和结论式的论述，缺乏对事件具体过程和细节的记述，这种缺失不仅失去了读史的生动性，更为判断其真伪造成了困难，甚至做出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推断。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责备前人，他们那时不可能对某些事件都有现场过程的真实记录，而当今发达的信息和新闻出版业做到了，弥补了过去存在的不足。我所记述的也只是我所经历的某一事件的一个侧面的事实，更带有广播和外宣特色，对这些事件总体的认识和结论留待历史去评说。

2008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