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年谱分上下两册，102万字，3500多条，融思想性、传记性为一体，全面反映了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真实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部年谱记述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至1997年间的主要活动，反映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这一段历史。这部年谱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

本书是一部记载邓小平自1975年至1997年的工作、思想和业绩的编年体著作。年谱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翔实准确地记述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反映了他主持整顿工作、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和发挥的决策作用，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反映了邓小平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格风范。年谱再现了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的丰功伟绩，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版本采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上册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下册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后记

1981年七十七岁

1月4日 上午，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阐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指出：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中的有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是有益的。我们高兴地听到史蒂文斯先生刚才讲的话，那就是里根先生在台湾问题上会谨慎从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1月6日 阅胡愈之、楚图南、孙起孟建议由民主党派办一份报纸的来信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改进政协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

1月10日 阅聂华桐等十四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关于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来信对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持保留意见，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的轻重取舍上有所调整，并建议国内科技界对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

△ 审阅耿飚《关于以军委名义下发紧缩军费开支厉行节约指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军委常委各同志核阅。”

1月11日 审阅外交部《里根政府加强与台关系和我对策的请示》报告，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此事应在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一次。”“最近最迫切的事，是台湾官方人士将参加里根就职典礼，外交部应就此提出交涉，并拟出对案。”此后，外交部在北京和柴泽民在华盛顿就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就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大使绝不出席典礼。后美国作出让步，以因病“住进了医院”为由，没有让已经抵达华盛顿的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

1月12日 上午，会见德永正利率领的日本参议员代表团。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现在，大公无私、舍己为公、艰苦奋斗等道德观念都遭到了破坏。要恢复是一代人的问题。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年轻的娃娃甚至动刀子，不讲礼貌了，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但不是说所有一代人都如此，不过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娃娃中有这个问题。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在谈到中国人事问题时指出：我们有个根本的改革，就是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搞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有才能的人上来。这是很费脑筋的可题，有很多障碍，但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在谈到经济调整时说：经济调整越看越重要，是必须做的。调整表面上看是后退，实质上是前进。前两年我们头脑发热，想搞快反而不能快，现在冷静下来了，这就是进步。

△ 上午，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李钟玉。指出：中朝友好关系是经历过烽火考验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其他问题上是一贯相互支持的。中朝友好关系一定会继续加强和发展。晚，同李钟玉单独会谈，向他通报并请转告金日成：我们中央政治局已经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至于华国锋辞职后，党的主席人选，可以告诉金主席，我是不会当的，因为年纪大了。P703-706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在逢先知、滕文生、金冲及关心和指导下撰写，他们审改了全部书稿。

主编冷溶：负责全书的修改、统稿和定稿；

汪作玲：负责全书的修改和统稿。

副主编 阎建琪：负责1982年9月至1997年的统稿，参

与全书的修改和定稿；

熊华源：负责1975年1月至1982年8月的统稿，

参与全书的修改和定稿，并负责全书的注

释和编务。

分段撰写者：

张曙、安建设、周立平：1975年1月至1976年9月；

张爱茹：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武市红：1979年1月至1980年12月；

徐永军：1981年1月至1982年8月；

高屹、许保利：1982年9月至1983年12月；

刘金田：1984年1月至1985年12月；

姜淑萍：1986年1月至1987年10月；

阎建琪、裴淑英、宋毅军：1987年10月至1997年。

李红喜、张曙撰写本书的注释，张曙还参与本书编务。

龙平平曾作为副主编参与本书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的统稿。

中央档案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央军委的档案部门，一些省市的办公厅、档案馆和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了本书使用的档案材料和其他资料。一些知情的老同志、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和邓小平亲属也提供了有关材料。

参加本书全部书稿审读或部分书稿审读的单位和个人有：

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外交部、科技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长期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王瑞林，中央统战部刘延东，中央党校郑必坚、龚育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刘华秋，外交部戴秉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陈云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梦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侯树栋，《胡乔木传》编写组黎虹、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朱佳木，本室冯蕙、力平、刘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