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大致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主要发展和主要特点，并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研究的观察，大致阐述了抗战到建国这个时期中共对外关系在现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而说明了研究它的重要性。希望《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再版能有利于推动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本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从1935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形成、演变和主要特征，并构建了分析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由三个内容构成，包括：一、中共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最突出的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王明路线的矛盾与斗争。二、支配中国政治基本走向的国共斗争。三、中国革命运动与东亚国际格局之间的互动。本书的研究证明，大国在东亚地区关系的变动，是中共对外政策缘起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而且它的影响后来变得越来越直接。

序言

第一章 敞开大门

第二章 两个统一战线

第三章 “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

第四章 “利用矛盾”

第五章 重建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第六章 退一步进两步

第七章 第一次尝试

第八章 “我们也讲现实主义”

第九章 “无法无天”

第十章 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

第十一章 向大国体系宣战

第十二章 彻底革命与统一战争

第十三章 历史的抉择

结束语

主要参考资料

1936年7月的一天，一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骑着一匹被称为“瘦狗”的老马，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的保安。这位洋人就是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因为是第一位访问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从此闻名于世，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中国广为流传。有关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采访经历和他的精彩报道，曾经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致这些在中国都已经成为一些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课题。斯诺对世人给予他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准确地按到了时代的脉搏，并从此站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沿。

如果能拓宽视野，变换认识角度，更深入一步地思考斯诺1936年的西北之行，那么在赞扬和钦佩斯诺这一堪称历史性壮举的同时，必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会在1936年夏天接待一位美国记者来访，而不是在此之前？除了气候、交通和通讯等客观条件外，有没有更为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值得思考的政策背景？为什么诺斯的访问会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如此重视，以致除了周到细致的接待外，毛泽东会“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与斯诺长谈？要回答这些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并非易事，答案实际上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正经历着的一次深刻的转变，而且这一转变是在极为复杂和严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即世界正面临的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与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同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正日甚一日。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明确宣布，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将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起，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相信，在这场将会改变中国命运和世界政治前途的斗争中，只有苏联和各国的工人阶级，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的真正的支持者。这种认知和思想一方面固然是来自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对的国际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后，一直遭受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侵略。这些国家在中国存在着利益矛盾，并经常由此引发它们之间的争夺与直接的冲突；但是在反对中国的民族革命和社会变革方面，它们的政策经常都是一致的。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列强第一次确定了协调对华政策的原则，即通过支持清王朝的统治来维护它们的在华利益。镇压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便是列强协调对华政策的直接结果。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列强在中国建立的旧秩序。此后经过华盛顿会议，列强再次协调了它们在中国的利益格局和基本政策。它们在支持当时的北洋军阀，保持中国的旧秩序以维护它们在华利益的基础上，结成了反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在中国乃至亚洲，塑造的是一个阻挡和破坏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体系，这个体系成为当时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阻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强大支柱。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处于低潮，中国人正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受的耻辱而义愤填膺，一批中国的先进人物们正在殚精竭虑地总结经验和寻找救国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指导十月革命成功的理论思想迅速传播到中国，它为那些正在奋斗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和前景。不仅如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自愿表示，准备放弃沙皇俄国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并放弃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以及放弃《辛丑条约》规定偿付的赔款。十月革命的成就和列宁政府当时有关对华政策的言行，使当时中国不少爱国的政治家们相信，只有列宁领导的苏联，才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挚友。毛泽东后来回顾说，当时他们断定：“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一选择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者们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并提供了足以取代西方民主主义的组织奋斗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在中国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华民族将因此而获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而且意味着世界各国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

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思想固然直接影响着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国际事务的认知结构，独特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同样是导致中国共产党人作出自己选择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即表明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宣言》说：“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P1-4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以下简称《从延安走向世界》)最初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像当时多数学术著作一样，这本书的印数并不多，不过出版后很快受到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国外一些著名杂志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等，先后刊载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书评。在国内，一些刊物如《美国研究》、《党史教学与研究》等，也刊载了书评，另外还有一些报刊做了报道。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书评都给予这本书比较充分的肯定，当然也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在当时一本学术著作能获得如此多的反应，不论其中包含的肯定还是批评，从作者的角度看，实在是莫大的帮助和鼓励。

由于学术界的反应和肯定性的评价，《从延安走向世界》曾获得“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和1992年度“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此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梁思文(Steven I.Ievine)先生利用工作之余，花了几年的时间，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由EastBridge出版公司于2005年在美国正式出版发行。梁思文教授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出版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专著，在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他的中国研究的学术功底和中文水平堪称一流，经他翻译的英文文本感觉比中文还有提升。特别是他为人、为学的品德，用高贵来评价绝不为过。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发行后，国际学术界反应积极，在美国如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著名学府，在英国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有关的课程都将这本书的英文版作为必读书。能有这样的结果，同梁思文教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借此机会也再次向梁思文教授表达感谢和敬意。

《从延安走向世界》出版发行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回头翻看，基本的观点还是能站住脚的，特别是论述框架，迄今为止都未过时，也没有被其他有相同内容的论著所超越。不过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在书评中指出的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使本人常感遗憾。一个是注释中的问题，当时一些历史资料没有做出注释，或注释不完整，因而使提供的信息给人不可靠的感觉。这固然同当时的一些客观限制有关系，即便是现在这些限制也是存在的。但这对于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毕竟是很大的问题，应尽可能解决。第二个是有英文书评指出，这本书在最后一章中，没有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这个重要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缺失，是没有什么客观理由可以解释的。当时想只能有机会再作弥补了，后来这两个问题在英文版中都做了修订或修改。在这本书的英文版中，本人对注释做了专门的修订，并根据后来逐步公布的档案，大幅增加了注释的内容，使本书的立论更为可靠。正因为如此，内心非常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在本人提出再版这本书的请求后，慨然允诺，使本人有机会利用中文版再版的机会，对全书做一次修订，弥补过去的不足，也能同这本书的英文版保持一致。

这次再版过程中的修订工作，主要是使注释尽可能地规范和完整，并增加了对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这一重要事件的论述。其他基本上是对一些文字做修订工作，或根据这些年来研究的进展，对一些概括性的表述做些修改。

这本书在国内一些高校有关课程的教学中，一直被列为必读书。这次再版满足了青年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需要，不过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研究的一些发展变化，以便读者在阅读中能在一个更全面的框架中，审视书中的观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有关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研究，取得很多新的进展，出版和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论著。这些论著范围广阔，包括了延安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各个方面，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国际冷战之间的互动，等等。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国际冷战之间的关系方面，有关的成果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种进展部分地得益于有利的客观条件。此前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依靠的主要历史文献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一些数量有限的文件集，以及改革开放后中美学术交流使中国学术界迅速接触到的美国外交档案。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前苏联解体的后果之一，是前苏联档案的大量公布或失控所造成的档案外流。由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前苏联档案的公开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大量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有关研究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当然，多国档案的开放固然给有关的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同时也对学术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根本性地调整既有的知识结构，以及有较强的运用不同语言的能力。

前苏联档案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状况。此前的研究由于很大部分是依靠美国外交档案，对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成果质量比较高。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深入和细致的程度的确令人赞叹。这些研究成果逐步影响甚至部分地改变着以往对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整体认知。正是在这些发展的基础上，学术界已经有条件并已经开始思考和研究一些更为宏观的问题，如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冷战的相互关系，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演变对东亚冷战的发生与发展的影响，等等。

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全局看，1935年至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中共对外关系与两个重大的领域直接相关。首先它是抗日战争到建国前的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中共对外关系的研究，对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阐述肯定是不完整的，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演变等等，都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

其次是中共对外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有着“天然联系”，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首先必须理解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理解中共对外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天然联系”。所谓“天然联系”，从历史连接的层面，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从中共的对外关系中演变过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了某种关系，如与苏联的关系；与一些国家从事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远谈不上是丰富全面的，但对中共以致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外交思想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天然联系”并不仅仅是指“历史连接”。它的核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动力，直接来自中国革命运动，它在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产生于中国革命运动，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由中国革命运动所型塑的，而且它也是直接从中共的对外关系延续下来的。只有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才能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的来龙去脉。

以上大致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主要发展和主要特点，并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研究的观察，大致阐述了抗战到建国这个时期中共对外关系在现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而说明了研究它的重要性。希望《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再版能有利于推动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2008年5月7日

1935年底，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心开始从延安迈上世界政治舞台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1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获得尊敬的开始。这一历程饱含着中华民族百年来摆脱屈辱的追求，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充满自尊和自信的奋斗。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就是从延安开始走出困境的。

得出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从延安开始走出困境的结论，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力量，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型的对外关系，并最终领导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和解放，而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这15年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在反对外来侵略与干涉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套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中国外交，也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些原则大致包括三个主要的内容：“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能不能提出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运动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衡量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水平和能力的最本质的标准之一。当中共领导人开始发展党的对外关系时，他们面对的历史与现实是，中国已经沦为列强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不仅国家不统一，而且各种政治力量內部也不统一。这种状况使列强不仅可以用武力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可以利用中国內部的分裂，瓦解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改变其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民族革命运动失败的历史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例如20世纪前20年中国革命运动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领导层的分裂使列强有可能利用革命队伍中的矛盾，并最终使革命队伍分裂、瓦解。

从1935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共曾经多次面临外来的干涉。抗战前期，发生过以中共党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的干预；抗战胜利前后，有过以美苏协调对华政策为背景的美国和苏联对中共战后政策的干预；1945年末到1946年春，美国曾经试图通过调处国共矛盾，影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解放战争后期，苏联曾经试图干预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企图通过接触来影响新中国的內外政策。当然，美国和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们介入中国政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之所以要干预，都是为了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共领导人不能坚持党的立场，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放弃党的奋斗目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历次面对外来干预时，能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則，根据中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和目标，制定对內对外政策，这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同他们能深刻理解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有直接的关系；同他们能合理地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依靠外来援助才能生存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的，当然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中国政治中已经实际上失去了合法性。战后的国民党政府是极为典型的一例。它在战后获得了空前广泛的国际承认，但最终因为未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从而在內战中成为失败者。可以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失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沉溺于国际支持而忽视了中国民众的基本诉求，从而失去了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  反之，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革命时期，并没有得到持续和大量的外部援助。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中共领导人相信，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主要力量，存在于四亿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众之中，坚韧不拔地从事组织和动员人民大众群众的工作，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因为有了这样坚固的基础，在中国历史转折的时刻，毛泽东才有勇气宣布“我们就是无法无天”，中共才有勇气有力量抵制来自国际的巨大压力，挑战战后东亚的大国体系。

当中共中央提出应该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时。他们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如何认识中国自己的力量，更为深刻和长久的意义是他们触及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有一部分人过多地强调外援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他们与外国势力有某种联系，或仅仅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国家的基本特性。他们在认识上的真正失误在于过高地估计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共中央在提出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中国的抗日战争固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在欧洲，“东方问题是围绕欧洲问题的一个部分”。中国抗战在世界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一方面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外援，但无论如何外援都会是相当有限的，中国必须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决定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决战前夕，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运动在以美苏矛盾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基础上，实际上指出了美国干预中国內部事务的能力有限，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有限，中国革命运动必须也只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共必须依靠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力量，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国情的这种认识，是中共中央始终强调并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重要的思想根源。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同时受到几个大国侵略或干预的半殖民地国家。列强之间不断因利益冲突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各个政治力量提供了纵横捭阖的广阔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在对外关系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列强在中国的关系的变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为中国革命运动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外部环境，或尽可能地减少党在国內斗争中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中央能否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利用列强在华利益纷争的局面，是他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1940年末，毛泽东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作为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原则。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它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的对外政策，它要处理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同它在延安时期面临的问题是有质的区别的。但是，不论那些变化有多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也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而且那些指导原则的影响必定还会长期持续下去。这确实也被后来的历史反复地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