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政府财政贫困窘迫。
财政状况实际上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运行质量的综合反映。自1994年以来，湖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像幽灵一样在5％以下的低位徘徊。2003年为4.81％，比各省市区7.27％的平均水平低了2.46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中仅居第28位。如果没有武汉市占比6％的贡献，恐怕财政厅长的财政报表没法做，做了也“无颜见江东父老”。原因在哪里？就在县域所创造的一大堆GDP中，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占比都在3％以下。财政厅预算处赵红斌向我算了一笔账：倘若县域经济不拖后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省财政收入则可增加60多亿元。
湖北“农业大县”和“工业小县”作孽的结果，必然是“财政穷县”。2003年，全国县域财政收入的平均水平是1.01亿元，湖北县均为1.39亿元(同期的浙江省为3.32亿元，江苏省为3.77亿元，山东省为2.36亿元)，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64个县市中，财政收人过亿元的县市数也只有34个，其中过两亿元以上的县市仅有9个。即使在中部地区，河南省过亿元的县市数为50个、湖南为45个、安徽为36个，均比湖北多。财政收入在5000Y~‘元以下的县市，湖北为11个，而河南只有9个，安徽有6个，江西有3个。
从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看，2003年湖北为80.10亿元，占全省总量259.76亿元的30.8％，人均财政收入为171元。在同期的江苏，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76.99亿元，占全省总量798.10亿元的59.8％，人均652元。浙江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则为448.29亿元，占全省总量706.56亿元的63.4％，人均978元。在中部地区的6个省份中，湖北县域财政收入占全省总量的比重仅高于山西1.4个百分点，而低于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四省。人均财政收入也只高于安徽(152元)、河南(158元)而低于湖南(188元)、山西(228元)、江西(237元)的水平。湖北多数县市财政状况十分困难，长年在“吃饭财政”的钢丝绳上痛苦挣扎。湖北还有25个国家级贫困县，倘若没有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
四是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03年，湖北县域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800多亿元，同时期的浙江则达到560()多亿元，相当于湖北的7倍。在浙江省，银行贷款基本上不受存款规模的约束，2003年县均贷款余额为42.2亿元，27个百强县市的平均贷款余额更是高达126.4亿元。湖北则相反，1995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对县域经济建设的支持实行大规模的收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据湖北银监会统计，截至2003#：年底，全省县域存贷差为730.6亿元(不包括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余额468亿元)。可以说，以县域广大城镇乡村为源头的大量资金，通过储蓄、国债、证券、基金等形式，如同“一江春水”，正在滔滔不绝地流向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
当传统的投融资渠道逐渐淤塞之后，县域经济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条路：一是政府直接举债，二是各种非法的乱集资。这两条“歪门邪道”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造成了政府的“一屁股”巨额债务和金融秩序的极大混乱，社会信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金困难的局面更是雪上加霜。于是，第三条路即招商引资便成了千军万马拥挤的“独木桥”。但除了仙桃、汉川、宜都、赤壁、麻城等少数地方外，多数县市招商引资的成效并不显著。2003年，湖北县域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合在一起尚不及武汉市一家多；实际利用外资的份额仅占全省总量的8％，有的县市甚至至今尚未实现利用外资的零突破。曾经到沿海挂职锻炼过的某县委书记十分感慨两地在建设资金上的贫富差别，“(人家要风来风，要雨下雨，白花花的银子找上门来让你贷，再大的项目也不愁没钱。我们湖北是人穷办事难，连修座桥补条路都得到处‘叩头烧香’去求钱！”
三、真正的症结不在发展不够。而在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和干部队伍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P8-9
宋亚平是当今中国既有理论思索又有改革实践的佼佼者。他以改革家高远的眼光、实践家务实的精神，学问家深远的识见，对困扰我国县政的“三农”等问题，均提出了独到而可行的解决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陆学艺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出路》与《咸安政改》都具有教科书性质，值得县市区领导干部认真研读。
——湖北省人大副主 任罗辉
宋亚平同志这些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具体的操作措施，对于破解当前“三农”工作窘境，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
——湖北省黄冈市委书记 刘善桥
从2003年12月份离开咸宁市咸安区算起，到2008年12月份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为止，我在省委政策研究室整整干了五年，主要负责“三农”政策的宣传解释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与过去担任县市区党政“一把手”每日埋头抓具体事务相比较，政研室副主任的工作性质不能说“虚”，但明显要宏观、超脱、潇洒很多。这期间，我几乎从容地跑遍了全省的山乡农村，熟识了不少基层干部与农民朋友。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三农”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亦形成了自己一些独特的看法。
读者朋友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在《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的窘境与出路》、《农村“以钱养事”改革的是非曲直》、《如何化解县域经济发展投融资难题》、《对当前小城镇建设热潮的冷思考》、《警惕城市金融资本下乡蹂躏“三农”》、《“县域经济”到底是什么》、《中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等文章里，我的许多观点与当前主流媒体的通常说法，甚至与一些地方领导的讲话精神并不完全一致。之所以如此，绝不是我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而实为本人思维惯性使然。
恐怕得承认这么个客观事实，即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当塞北尚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时，江南却已经草木争春、百花吐艳了。星罗棋布般的两千七百多个县、市、区，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生产要素、文化传统和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各有千秋，互不相同，什么事情都能够找到一大堆特色鲜明的典型来。因此，纵使是被此地实践证明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就能够适合于彼地的实际。然而，我们在推行某些方针、路线与政策的过程中，却总喜欢通过“统一思想”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由差异性与多样性所引发的问题。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我们老在缴纳“学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错误的重要缘故。
于是，我当年在咸安任区委书记的时候，一直不大主张简单地“统一思想”，更反对不问青红皂白地“贯彻落实”。在我看来，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党政干部，都应该紧密结合本地的实际对各种事物包括上级的文件和领导的指示涵养成一种正常怀疑与理性批判的精神。未经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认真评估，就算是《圣经》上的箴言，也坚决不予苟同。陈云同志曾经告诫我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怀疑与批判精神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前提。只有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才可破除故步自封，才有可能推陈出新，才会把人类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应该说，这些文章所考察的问题，无不是我任咸安区委书记时所一直思虑和寻求解决的。老老实实地讲，我的许多观点和结论不一定正确。今天公开出版这本书，纯属是以学术讨论的形式斗胆向社会作一次个人思想汇报，专供那些对县政问题、“三农”问题研究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和仍然战斗在县域工作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参考。
是为序。
宋亚平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宋亚平同志这些深刻的理论思考和具体的操作措施，对于破解当前“三农”工作窘境，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作用。
宋亚平是当今中国既有理论思索又有改革实践的佼佼者。他以改革家高远的眼光、实践家务实的精神，学问家深远的识见，对困扰我国县政的“三农”等问题，均提出了独到而可行的解决思路。
这些文章所考察的问题，无不是我任咸安区委书记时所一直思虑和寻求解决的。老老实实地讲，我的许多观点和结论不一定正确。今天公开出版这本书，纯属是以学术讨论的形式斗胆向社会作一次个人思想汇报，专供那些对县政问题、“三农”问题研究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和仍然战斗在县域工作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