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著，这本自己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内容大部分是他在鞍马劳顿中所写，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沉思录》来自于作者对身羁宫廷的自身和自己所处混乱世界的感受，追求一种摆脱了激情和欲望、冷静而达观的生活。马可·奥勒留在书中阐述了灵魂与死亡的关系，解析了个人的德行、个人的解脱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常常自省以达到内心的平静，要摈弃一切无用和琐屑的思想、正值地思考。而且，不仅要思考善、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还要付诸行动。

本书作者马可为古罗马帝王，斯多亚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尽管该书是在戎马倥偬中点点累积而成，却渗透着深刻的平静和宽容。此书是自己与自己的对活，本无意于公开，却因偶然的际遇面世——于是得以睹见其真容的渎者有福了。

在该书中，马可以其忧郁和高贵的笔触向我们倾诉了他对生命的感悟和对宇宙、自然与人之本质的沉思。

在他看来，宇宙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世界中的一切相互联系并共同分享有一个遍及所有事物的神或真理。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其本质就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马可还认为，现实中的许多力量是人力所无法抗拒的，所以我们应该欣然地接纳它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学会忍耐和宽容，学会忍受一切。

《沉思录》为西方历史上最为感人的伟大名著之一。它以庄严不屈的精神担负起了做人的重荷，帮助无数阅读它的平凡男女去拥有更好的生活。

传奇帝王马可·奥勒留

卷一 哲学思想的来源

卷二 哲学是最好的心灵慰藉

卷三 寻求至善的决心

卷四 忠于智慧的原则

卷五 奔勇向前

卷六 达观

卷七 忍耐和宽容

卷八 三种关系

卷九 事业和生活中的克制

卷十 真诚与真诚的报答

卷十一 身处逆境时保持镇定

卷十二 勇敢精神

传奇帝王马可·奥勒留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生于罗马一个贵族家庭，出生三个月后，父亲就去世了。祖父与母亲把他养大，并让他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甚至绘画方面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哈德良皇帝是他任执政官的祖父家里的常客；还在孩提时代，马可就以其性格的坦率真诚得到了哈德良皇帝的好感，被认为具有帝王之资。哈德良皇帝138年去世时，马可获得了恺撒的称号——这一称号一般是给予皇帝的助手和继承者的。在安东尼·皮乌斯皇帝当政时期，被皇帝收为养子，同时安东尼还收养了一名叫做维卢斯的人。安东尼·皮乌斯皇帝161年去世后，马可和维卢斯一起成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两人共享皇位的奇特现象持续了整整8年，直到维卢斯去世。

马可是后期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多亚学派为古希腊晚期的哲学流派之一，奠基者为塞浦路斯人芝诺。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奴隶埃比克泰德和罗马皇帝马可。

斯多亚学派认为幸福并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善，而在于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幸福的唯一条件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而德性就是依照理性、依照逻各斯而生活，使灵魂符合宇宙的和谐秩序。在命运的判决面前，一个人平静和淡然地接受，而不是和命运做俄狄浦斯式的反抗。一切事情，不管是你喜欢的，还是你烦恼的，都是必然的，如同春天开玫瑰花，夏天结果实一样，一个人一生中发生的一切早就确定好了，因为命运女神早就纺好了一个人存在的线和附属于他的事物的线了。

斯多亚学派因以获得内心平静为指归，在罗马从者如云，影响巨大，尤其是在罗马政体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之后，斯多亚派几乎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哲学”。其影响不止于宫廷和贵族，而且蔓延于街头巷尾。斯多亚派发展到晚期，其理论缺少了初创时的系统性，着力于对人与世界的地位、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等直接关系到个人幸福的实践问题作出深入而精辟的阐述。

据说马可11岁的时候，便有意身着哲学家的粗陋的袍子，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哲学，马可有着“始终如一和坚定不移的尊重”。

“除非哲学家做国王，此世间的王侯又都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和能力，除非政治的伟大与智慧能结合一体，否则，诸城邦难免灾难——不，如我所说，全人类难免灾难。只有哲学家做了国王，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有生的可能，才能得见天日。”这段话出自《理想国》，柏拉图理想中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柏拉图这只是乌托邦的幻想。但柏拉图如果知道数百年后有个叫马可的哲学家做了皇帝，他或许会感到欣慰。他满足了柏拉图的理想君主的条件：身居九五之尊，却沉醉于学者的孤独而不迷恋巍峨壮丽的王宫；身为罗马战士，却酷爱和平而厌弃战争。他在一个又一个忙乱不堪的军营中所写的《沉思录》至今为人称诵。

马可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加完美的人。面对自然的命运，他以一颗高贵的道德良心，将其恩泽施于帝国全境。169年，他最为亲信的将军之一，罗马帝国东部总督阿维第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举兵反叛，意欲夺取王位。叛乱很快就被平定，卡西乌斯兵败自杀。对卡西乌斯的死，马可深感失望和遗憾：为卡西乌斯那受到权力欲望毒害的心灵，也为自己失去了一个能使仇敌成为朋友的机会。这件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这种想法绝不是虚伪的作秀。当元老院情绪激昂地要求严惩卡西乌斯的追随者时，他却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他小心地毁掉一切有关叛乱的文件，让这些人幸免于难。精湛的哲学修养肯定对马可的统治带来了温和宽容的气质。马可说：“我，既然了悟了善恶之本性，知其美丑；既然洞悉了那作恶者之本性，知其与我相似——我们不但有同样的血统渊源，而且分享着同样的理性与神性——就决无可能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伤害，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丑强加于我，我也不可能迁怒于这些与我同类的人，或者憎恨他们。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要合作的，如手足，如唇齿，如上下眼睑。因此之故，冲突就是违反自然，而怨怒和排斥即是冲突。”

马可在位近20年，此间战乱不断、灾难频仍，洪水、地震、瘟疫，加上与东方安息人的战争，来自北方的马尔克马奈人在多瑙河流域的进逼，以及内部的叛乱，使罗马帝国的荣光日益衰退，但马可以其坚定精神和智慧，夙兴夜寐地工作，以至于著名历史学家吉本仍然把这个时期视为最适合人类生活的年代之一。

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后14年，他很少呆在罗马，而是在帝国的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180年，皇帝死了，他没有死在罗马——为了彻底解决日耳曼问题，他认为必须积极把疆界扩展到波希米亚山脉才能阻止日耳曼人的再度入侵。这一年大败某蛮族部落后，意外地在维也纳军营中病倒，这位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哲学王”，死在了又一次为帝国尽责的征服蛮族的战场上。吉本说：“他死后一直受到对他感恩戴德的后代的无比崇敬，而且在他去世一百多年之后，还有许多人在神龛中供奉着马可的雕像。”

马可的勤勉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古罗马，但是他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最为感人的伟大名著。这部黄金之书，多少个世纪以来，早已为许多平凡的男女阅读过。它以庄严不屈的精神担负起了做人的重荷，直接帮助人们去过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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