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中国一切百废待兴。在富裕国度长大的小贝蒂娜竞然只身一人勇敢地来到了社会制度和文化迥异的中国，不仅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严酷的训练，而且还爱上中国文化。

《想念北京》一书描绘了贝蒂娜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上成长的经历。表达了她对中国体育文化的看法，也表达她对中国体育同行和中国人民的敬佩。

贝蒂娜·弗里斯科普，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出生在荷兰西部小镇哈瑟斯沃德。因为镇里有很多乒乓球俱乐部，她从小学时代就系统接受乒乓球训练。在严格的赫拉尔德·巴克教练的指导下，她进入了当时世界顶级乒乓球运动员行列。一九八零年和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她三次来到中国，在北京接受封闭式的强化训练。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九二年她两次获得了欧洲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子乒乓球单打比赛的冠军，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五年获得了欧洲十二强乒乓球比赛的女子单打比赛冠军，在一九八五年还带领荷兰女子乒乓球队在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的女子团体里获得了铜牌。除此之外她还获得其他大量赛事的奖项。贝蒂娜以她对乒乓球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训练，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荷兰顶级体育里创造了一个新的训练潮流。贝蒂娜有过长达大约十年的幸福家庭生活，但令人惋惜的是，在她怀孕时，她的伴侣不幸去世。在退役后，贝蒂娜在荷兰的汉学院里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初被荷兰的著名报纸《新鹿特丹商报》聘用并任命为驻京记者。目前，贝蒂娜与儿子长期生活在北京。

本书为她的回忆录《想念北京》。

题词

荷兰驻华大使裴靖康的贺词

致中国读者

译者的话

一个沉默内向的女孩

万里长城的缺口

乒乓球基金会

附录一　作者简历

附录二　作者战绩

一九八零年夏，北京。

炎热的夏天，蟋蟀发出的吱吱声令人无法忍受。夜晚来临时，远处传来了蒸汽机车头的汽笛声。孤独感折磨着我。我胸怀着远大的理想，却又充满着对家人的思念，两种矛盾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我有种时光停滞的感觉。在这两个月里，我接受了与世隔绝、艰苦而封闭的训练。

每天提供给我的早餐是摆在蓝色中国陶瓷小碟子里的荷包蛋。尽管我每天都不吃，但荷包蛋还是照样送来。学校的楼房里一片寂静。食堂的餐桌上铺着塑料布，角落里是一张黑白花纹的花岗岩台子，上面放着灌满凉开水的水壶。每个队员用餐都有固定的位置。每次我来盼时候，食堂里几乎空无一人，寂静笼罩着北京体育学院(一九九三年改名为北京体育大学——译注)的校园。

三个中国人来北京站接我。到达训练地点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先在市区里驱车开了半个小时，之后沿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开往城郊。我的登山包放在了后备箱里，而装在包里的随身听正播放着音乐，我们必须停车关掉它。我感到失望，并且有点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我们经过了天安门广场，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贫穷的居民区。那里只有马匹和马车，很多的自行车上堆满各种货物，偶尔才能看到一辆政府轿车。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剧烈的文化冲击。

北京体育学院隐藏在一堵高大的围墙后面，它地处偏僻，远离人烟，俨然是一座独立的小城市。我张望四周，到处都是运动员，他们穿着球鞋、灯笼短裤和无袖T恤衫，那些灯笼裤款式统一，只是颜色不同。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奇怪的体育世界里。当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度过六十天时，一种强烈的思乡情绪涌上了心头，从广州到北京长达三十四小时的火车旅行中，我曾有过这样的情绪。

由于缺钱，我不得不采用廉价的旅行方式。这意味着要先后乘坐轮船、火车、飞机，然后再转火车周折旅行四天。在广州一家宾馆的院子里，我曾在长板凳上过了一夜，许多游客乘火车去北京前都会被安排在那家宾馆下榻。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看到的是单调的田野景色，除此之外是绵延起伏的山丘和泥浆色的小江河。车厢座位是用硬木做的，晚上睡觉时就铺上竹凉席。火车上拥挤不堪，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乘小船逃难的越南难民。和其他乘客一样，为了降温，我把头伸出正在高速行驶中的车窗。

坐在我对面是一位中国男子，他相貌堂堂：圆形的脸庞，端正的五官。他时而坐着时而躺着，气定神闲地凝视着前方。火车走走停停，但是几乎没有上下车的乘客。那些极少数上下车的乘客大声地叫喊着，显得很不礼貌。 我原来极度兴奋的感觉已经不复存在了。下个星期我将独自度过十八岁生日——我还是一个孩子呢！在旅行中我很少想起妈妈，但现在我很想念她，我一直让她操心，心里很过意不去。我想起了她在送别时流下的眼泪，当时贝亚特里克斯女王号已经远离码头，妈妈还站在岸边，不断向我挥手。

在火车上度过的三十四个小时似乎没有尽头。我的两只脚都肿了。我的眼睛也肿了，因为我用自己带来的小枕头捂住了眼睛，它们都哭肿了。每隔一段时间，一个乘务员就提着热水瓶来送开水，同车的乘客们把开水倒在铝制饭盒里的米饭上，车厢里散发着饭菜的味道，让我很不舒服。整段旅行中我没有一点食欲。那是此后两个月中与饥饿作斗争的极端艰苦训练的预兆。

我下意识地触摸自己身体的轮廓。所谓的体育旅店就是一栋荒凉的楼房，走廊上有一问浴室。淋浴时，我能够越来越清楚地数出自己的肋骨。那儿没有镜子，也没有秤，当我在窗玻璃里看到自己时，我差点没认出来。

六年前，当时是个喜欢追小伙儿的疯姑娘的我，开始接受极其严格的乒乓球训练，自己似乎完全失去了自由，犹如被套上了禁身衣。只有当我通过自我调整，使身体适应超负荷训练时，才能感觉这身禁身衣宽松了一些。现在我即将在北京生活和训练两个月。两个月里要实现两个目标：首先是接受挑战极限的训练，证明自己的能力极限；其次是我要在完成整个训练计划后回国，要让大家清楚看到我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训练。不过，我也想到了瑞典的蕾娜·安德逊，在我之前，西欧乒乓球运动员中只有她来中国接受过训练。她在中国训练了一个月，没能承受住心理上的压力，从此没有再拿起乒乓球拍。

在第一次的训练中，我就得知自己没被分在小组里，而将和一位女教练或陪练运动员进行一对一的练习，她一般负责我的多球训练。每天上午，通常会有其他女运动员代替她，她们要么是国家队，要么是省队的队员。她们不大欢迎外人去她们球队参观训练，所以是她们来拜会我，而不是反过来由我去拜访她们。她们坐着军用卡车来到我的住所，司机在长凳上坐下来，耐心地抽着香烟，等待训练的结束。P3-7

我通过《想念北京》，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上，描绘了自己的成长。我不仅希望通过本书表达自己对中国体育文化的看法，而且也表达自己对中国体育同行和中国人民的敬佩。预祝广大中国读者能愉快地阅读本书。

——两届欧洲女乒冠军贝蒂娜·弗里斯科普

我建议年轻人都看看贝蒂娜的回忆录，从中得到快乐并且吸取有益的东西，推动自己的进步！

——前乒乓球世界冠军、“乒乓外交”的参与者梁戈亮

能向你们推荐这本书，我感到非常高兴。它教育我们体育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鼓舞人、如何使人充满激情，特别是如何使人联合起来的。

——荷兰驻华大使裴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