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作者吴晓波，带您重温三十载神州商业传奇！

唐骏、史玉柱、柳传志、郭台铭……改革开放三十年风云激荡

看充满狂野气息的草莽英雄，如何傲然走上时代前台！

《激荡人生》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大败局》、《激荡三十年》之后的又一力作。《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描写了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三个不同历史阶段30位企业家的人生历程，出色地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激荡与繁华汇聚到了这些业界领袖最惊心动魄的人生片段上，生动地展示了个人在大时代变动中的复杂与魅力。

《激荡人生》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大败局》、《激荡三十年》之后的又一力作。《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描写了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三个不同历史阶段30位企业家的人生历程，出色地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激荡与繁华汇聚到了这些业界领袖最惊心动魄的人生片段上，生动地展示了个人在大时代变动中的复杂与魅力。

三十年商海沉浮，无数公司的兴亡、企业家的起落，编织成了这段独特的历史。他们在推动中国重新振兴的同时，也留下了无数精彩的故事。唐骏、史玉柱、柳传志、郭台铭……这些企业家个人历程中重要的转折时刻，汇聚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代中国的成长经历和人生经验，必将给无数后来者提供丰富的启示和教益。

记录这个时代的声音

八十年代记忆

 年广久：我就是一个改革的“傻子

 刘永行：靠饲料起家的第一个“首富

 步鑫生：第一个“砸”工人饭碗的厂长

 冯根生：我的“青春”基因

 温元凯：亲历八十年代商业启蒙

 王振滔：两烧温州鞋

 张贤亮：我用文化经营荒凉

 马丁·波斯特：中国第一辆“桑塔纳

 霍英东：“白天鹅”飞翔

 袁庚：蛇口拓荒人

 马胜利：我是怎么成为“马承包”的

 吴仁宝：每天看“新闻联播”的“企业家

 鲁冠球：向领导人“讨大学生

九十年代记忆

 王石：我的道路与梦想

 冯仑：“92派”的野蛮成长

 史玉柱：我是一个著名的失败者

 柳传志：不在改革中犯错误

 王佳芬：爱恨合资路

 王峻涛：多情应笑我

 李宁：“体操王子”的新旅程

 郭台铭：“我的领域没有竞争对手!

新世纪记忆

 唐骏：我是盛大与华尔街之间的桥梁

 吴士宏：自学步入IBM大门

 马云：梦想的起飞

 牛根生：创造“蒙牛速度

 任正非：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

 张朝阳：互联网最初的模样

 叶莺：一个人的战争

 李书福：“疯子”企业家

 金志国：一百年的啤酒梦

后记：致谢

“傻子”+瓜子

一提起我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傻子”。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会上对我的“傻子”称号猜测很多，考证出处也不少。有的说我做生意公道，不会缺斤少两，傻乎乎的，故此叫“傻子”。有的人说我是淮北人，南方人称淮北人为“侉子”，“侉子”和“傻子”读音相近，所以叫“傻子”。其实这都不对。

我家沿袭三代的绰号都叫“傻子”。1936年，我父亲到芜湖来，为了生计卖水果，他神态木讷，衣衫褴褛，不知道扣斤扣两，不会当奸商，人们都叫他“傻子”，时间长了人们就不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叫“傻子”或“老傻子”。我跟着他做生意，人们就叫我“小傻子”。我是父母所生的第九个孩子，也是惟一幸存的孩子，父母叫我“小九子”。父亲去世时我已经二十多岁了，人们就叫我“傻子”。现在我年纪大了，人们就叫我“老傻子”。我的几个儿子，人们都叫他们“小傻子”，就这样“傻子”名称传了三代。

1972年，我改行炒瓜子，要为瓜子起一个商标名称，许多朋友对我说，就起“傻子”招牌吧，不要起“昌隆”和“兴旺”等吉祥的招牌，吉祥的招牌太多了，起一个似乎有贬义的招牌，反而会给顾客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外国有“米老鼠”和“唐老鸭”，在中国有“狗不理包子”和“王麻子剪刀”。我一听有道理，于是我就打出了“傻子瓜子”的招牌。事实证明，我打出的这个不好听的招牌，效果十分理想，“傻子瓜子”畅销全国，还多次卖到国外。如果当时采用一个好听的商标，未必有这么好的业绩和这么高的知名度。1982年底，我的“傻子瓜子”获得了国家注册的商标权。

“傻子瓜子”的起步

我五岁那年随父亲从家乡安徽怀远县逃荒到芜湖，四年之后就开始跟着父亲做水果生意，一干就是二十年。期间，每逢水果淡季我就贩鱼。很多人好奇的是，我为什么退出了干了二十年的水果生意，转而去炒瓜子了呢？

水果生意有一个特点，因为水果容易腐烂，我每次都不敢进太多，贩一点卖一点，这样让我感觉很累。因此二十年下来我对这种生意厌烦了。1971年和1972年连续两年因为气候原因，各地水果歉收，立秋以后贩不到水果，全家人生活无着。我感到不改行不行了，但是干什么心里没底。情急之下，我就去请教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生前好友熊仁寿大伯。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九子，你可以试着去炒瓜子啊，瓜子又不像水果那么容易坏，可以保鲜好几个月。你回家买口大锅，请瓦工砌一个炉子，再到供销社买些瓜子、桂皮、香料和食盐等原料，明天我教你怎么炒。”我立刻回家按照熊大伯的指点做了。第二天一早，熊大伯就来我家教我炒瓜子。当天，把炒的瓜子包成二百七十五小包，带到电影院门口去卖，每包五分钱，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了，净赚了8.85元。

炒了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我炒的瓜子没有上海和苏州的好吃。于是我就专门跑到上海、苏州和北方的城市买瓜子，买回来品尝比较，在配方上做了改进，同时增加了花色品种，炒了奶油瓜子、酱油瓜子、椒盐瓜子和五香瓜子等五大类，共二十多个品种，既有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瓜子，也有适合北方人口味的瓜子。每个品种都能做到香味纯正，壳仁分离，一嗑就开。我的瓜子开始在芜湖小有名气，人们都慕名来我家买瓜子，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中国第一商贩”

真正做大还是靠引起市长的关注和新闻的宣传。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家中炒瓜子，突然来了四个人，为首的是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我一见这些人，心里就忐忑不安。前几年，我因“投机倒把”被关过两次。这次他们是干什么来呢？是罚单子、逮捕我还是抄我家呢？我炒瓜子谋生，难道也犯法了？我正在揣测之时，赵副市长笑嘻嘻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听了这番话，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知道不是来找我麻烦的。赵副市长在品尝了我给他的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就这样，我的“傻子瓜子”在全市传开了。

与此同时，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共有五六家纷纷上市，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于是我想出了两条妙计：一条是薄利多销，立刻宣布每斤由全市统一价2.4元下降到1.76元；二是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少一罚十。这一招果然灵，两三天内，我家瓜子的销量猛增。每天销售三千斤左右，而且逐日增长。这时《光明日报》在头版做了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纷纷上门前来订货，可是我做不出来。怎么办呢？我迅速在市郊办了三个瓜子加工厂，雇工三十多人，日加工量七千斤到一万斤。不久，我顺势而上，在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和安庆等城市设立十六个代销点，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促销和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

紧接着，我又把瓜子卖到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陆续做了报道，上海话剧团也演出了《傻子进行曲》的话剧。这些立刻引起了不少的轰动，来这两家店买我瓜子的人都得排着长长的队。接踵而来的是全国十多个省份五十多个城市的富商到芜湖，要与我合作，让我招架不住。我是欲罢不能了。1982年下半年，我就在城郊租地建房办起了第四个瓜子加工厂，这个厂子有十口炒锅，日产一万多斤。无奈之中我又在南京、无锡、苏州和昆山办起了加工厂。单是芜湖这边厂子的雇工就有一百零三人之多，因此我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个体户。人们称我为“中国第一商贩”。P5-8

记录这个时代的声音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一套相关的纪实类图书系列，我很荣幸成为企业家卷的编著者。

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山河巨变、沧海桑田，那片曾经古老而变化缓慢的土地，如今林立着现代化的楼宇与工厂，曾经杳无人迹的乡村角落，现在每天都在接待怀揣商业计划书、左顾右盼的投资者。如同任何一个崛起的国家一样，商业是这三十年巨变的主角，无数公司的兴亡，无数企业家的起落编织成了这段独特历史，他们的命运在推动中国重回大国之列的同时，也留下了一段段精彩故事。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经常接触到这群创造了历史的企业家，强烈的时代感透射在他们身上，如同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言：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因此对于这部历史的主角而言，他们是生逢了这样的时代。

我曾跟王石有过多次交流，他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当时万科已走过二十年历史，王石回顾往昔时感慨：若不是他在1983年时来到深圳，至今他可能还只是一个铁道兵。而若早来几年或晚来几年，人生轨迹也将截然不同，早来几年深圳尚未开发，他可能等不及机遇到来便已激情耗尽；晚来几年则又可能错过其后汹涌而至的企业家年代，也便不会有后来的万科与王石。这样的道理也便如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一样，远近一分，人类皆亡。命运往往如此，天降大任于斯人时，偶然之中亦必然，而这样的人生感慨在我接触的年广久、冯仑、柳传志、马云等很多企业家身上同样能找到。

当然，阅读他们的故事除了能感知命运外，更重要的是找到“为什么是他们”的基因。这个大时代给了十几亿人共同的机遇，也创造了这段历史最精彩的地方：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时，一群小人物在众目睽睽下走上了前台。但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呢？年广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但他仅仅是一个文盲，平生只会写“年广久”和“同乙”(“同意”不会写，只会写“同乙”)几个字；鲁冠球初中未毕业便为了生计而辍学，但十年后却撑起了乡镇企业的一面大旗；李书福现在是民企造车的代表，早年却依靠野照相赚钱，还有刘永行、王振滔等等，如今显赫的企业家，早年的历史都充满了狂野的草莽气息。这里的反差都指向一个疑问：是什么力量触动这样一群小人物觉醒，并最终进化为具有敏锐商业嗅觉的神奇动物？

三十年已逝，记忆散落一地。在我写的《激荡三十年》序言中，我引用了法国入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尽管任何一次整理改革开放这段丰富而不可复制的历史时总让人疑惑，但我想当事人在历史中走过的足迹却是清晰的。便像我在三十年众多企业家的故事中始终记得关于吴仁宝的那个故事：当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吴仁宝看到了“新闻联播”的播报，当晚他连夜叫醒了华西村的干部，第二天开始大量囤积钢材，由此为华西村狠赚了一桶金，历史的契机与企业家的魅力在此中彰显无疑。而我一直认为，记录历史便是要记录下这些迷人又令人深思的细节。

出于上面所言的记录历史和阅读历史的目的，编著此书时我便将目光放在了企业家成长中跟时代最相关的一段历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到二十一世纪三个不同阶段的三十位企业家成了这本书的主体，他们的故事便是历史。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那些个人历程中重要的转折时刻，汇聚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而对我来说，我亦有幸生于这个时代。

吴晓波于杭州运河边

2008年8月

很多时候，整理材料是一件琐碎又不讨好的工作，更遑论整理历史材料，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历史见解。但我却着迷于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历史，我时常心怀虔诚地翻阅那些泛黄的旧报纸，阅读别人的历程，因为这段历史毕竟是不可多得的。

因此，编著此书时，我首先要感谢时代，感谢这部书中的人物，以及更广泛而未及收入此中的芸芸企业家，正是他们富有创新与开拓的精神，让这个时代无比精彩，也让我有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有时候，看这些人物的命运便像在月光下能清晰看见自己的影子一般真切。

当历史来到三十年面前时，很多优秀的企业家自己便开始回忆成长历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版了自传或传记，比如王石的《道路与梦想》、王佳芬的《新鲜》，冯仑的《野蛮生长》，吴士宏的《逆风飞扬》，李宁的《冠军的心》，马云的《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李书福的《汽车疯子李书福》，郭台铭的《郭台铭与富士康》，金志国的《一杯沧海》，吴仁宝的《赢在华西》、袁庚的《袁庚传》，马丁·波斯特的《上海1000天》，以及描写叶莺在柯达历程的《跨越》等书，我还找到了一些改革家前些年出版的回忆录，如马胜利的《风雨马胜利》、刘永行的《希望永行》等等，在此要感谢这些书的传主，以及精彩描写他们历程的作者们。

本书的顺利编辑，还要特别感谢《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的一帮优秀记者，通过他们非常有价值的记录与整理工作，很多企业家的历程跃然纸上，得以让后来者一窥当代人的风采。他们是：陈有恒、李平、沐昌根、沈沂、孙春明、王建坤、余旭辉，本书中部分素材来自他们做过的报道；《经济观察报》的杨阳、《人力资本》杂志的陈斌、我的朋友王旭烽亦为本书提供稿件。

本书编著还得到了我的同事们的鼎力帮助，他们是陆斌、王留全、吴炜等。他们是一群努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未来铺在眼前，但此刻他们正在辛勤耕耘着。还要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签约作家们：林军、郑作时、徐明天、程东升、胡腾等等，他们为此书编著亦颇费心思。

最后，此书创作得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创意和信任，因此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和颜炼军不厌其烦地与我沟通协调，在此一并谢过。

历史会不断前行，我们能做的便是以图书出版的方式记录他们的脚印，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吴晓波于杭州

2008年8月

改革开放以后，在先富起来的人群里面有凭着汗水、智慧和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英，也有相当一部分以卑劣行为致富的败类，有人把这两种人混为一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改革开放，使矛盾变得错综复杂。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柳传志

在构成中国经济的三大力量中，民营企业出身不好，集中社会力量能力最低，但同样可以做大事。作为千千万万民营企业主中的一个，我从来不敢期望有多少阳光雨露会洒在我头上，只要石头有一条缝，我就会和我的同事一起拼命往上生长，自己去争取阳光雨露。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行

我算是国企改革的幸运儿。我能够“常青”的内因很简单：既然当了改革出头乌，就一定要尽力地高飞，飞飞停停反容易被猎枪打中。只要你保护好心脏——不要有私心，即使别处被打伤还是拼命飞，飞出了射程，再好的老枪也打不中你了。

——“傻子瓜子”创始人，“中国第一商贩” 年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