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雨、王言旭、黄波、史杰鹏、徐晋如、刘济生怀疑真相，挑战常识。

　　本书是《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的姊妹书，它主要探寻了中华兴衰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意在让中国人从几千年历史的宿命中突围，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本书精选了刘兴雨、王重旭、黄波、史杰鹏、徐晋如，刘济生六位实力派学者和作家探讨中国历史的近70篇力作。第一部分名为“中国历的常识和悲剧”，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违犯常识的悲剧，来给当代中国人提一个醒；第二部分名为“激情下的谎言”，试图通过天一阁、长城、圆明园等许多代表中国文化的“谎言”和“误读”，来让中国人重新认识历史；第三部分名为“双眼自将秋水洗”，最有震撼力的文章是“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和“北京政变中的胡适”，以一种怀疑和审视的目光重新看待我们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第四部分名为“中国人的宿命”，通过对历史小人物和司空见惯的一些。常识”批判性的阐述，揭示了中国人的奴性、政治智慧、孝道，以及错误的英雄观，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有一种“庖丁解牛”之感；第五辑名为“为知识分子除魅”，怀疑并高扬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和贵族精神，是一种另类的声音；第六部分名为“开启真理之门”，是全书最具学术性的文章，“塞外鬼才”刘济生通过对中国国民性和中国四大文化传统的深刻阐述，呼唤人们开启真理之门。这是中国人从历史的宿命中突围的“不二法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中国人如何从历史的宿命中突围(序)

第一部分　中国历史的常识和悲剧/刘兴雨

　隋炀帝遗风

　纪晓岚的一次壮举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柏杨为何讥讽范仲淹

　郭嵩焘的三大罪状

　夫妻在一起有罪

　办张报纸为一人

　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吗

　知识女性为何青睐张学良

　一篇文章值多少钱

　鲁迅为何不去苏联

　郭沫若之子的真正悲剧

第二部分　激情下的谎言/王重旭

 白云空载天一阁

 圆明园被毁真相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佛光里的道士塔

 俯首甘为孺子牛

 激情下的谎言

 可怜天下老臣心

 人间何处觅清流

 以罪人之身上路

 朕意还是民意

第三部分 双眼自将秋水洗/黄波

　“政治装饰品”的心曲

 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

 李逵：纯朴的嗜血者

 阎婆惜的抉择

 晁盖与宋江

 梁山泊的娘儿们

第四部分　中国历史的宿命/史杰鹏

　魏连殳和中国人的卑贱

　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汉文化下的奴性基因

　究竟什么是“孝道”

　我的英雄观

　告奸

　“客帝”和“客官”

　做官的秘诀

　绝食和撒娇

　读史随感

　谥号和庙号

　“弦高犒师”和爱国主义

　说说人的饭量

　过节和吃肉

　楚简《鲁邦大旱》·孔子·愚民

　权利与义务

　汉代人的寿命

　虽日见凌亦自作孽

第五部分　为知识分子除魅/徐晋如

　应该如何为知识分子除魅

　北大人的自由与清华人的自由

　伏尔泰是个什么东西

　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

第六部分　开启真理之门/刘济生

　泰山，帝王山

　“万岁”新考

　国民性格五题

　皇帝建造的庄园

　“打倒孔家店”还是打倒秦家店

　三大传统文化，还是四大传统文化

　反“封建”不反专制

隋炀帝遗风

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任皇帝，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隋炀帝。他不但穷奢极欲而且好大喜功。由于国家富足，他经常逮着机会对外夸耀。大业三年，杨广吩咐做一顶可以坐千人的大帐，以便宴请突厥启民可汗和他的部落臣民，突厥人见到这顶大帐，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杨广_乐不可支，赐赏启民可汗帛2000段，其属下也各有赏赐。各地胡人惊喜万分，也心中惶惶，争相进献牛、羊、驼、马。大业三年八月，杨广又让侍臣监造一座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随身侍卫数百人，行殿可分可合，下面装有轮轴，十分巧妙。行殿之外，杨广又造行城，城周2000步，以板为干，外面罩上布帛，画上丹青。胡人见了行城，大为吃惊，以为是神。10里之外都纷纷屈膝稽首，不敢骑马。杨广对此非常高兴，乘兴写诗一首，其中后两句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近日看了老革命耿飚的一段回忆，才知道，隋炀帝虽然死去上千年，但遗风流传，至今不灭。这从几十多年前搞的外援即可见出一斑。从l954年开始到1969年，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给他们的巨额经济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的总人口才300万，平均每人高达3000多元。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几十元的中国人来说，真是天文数字。可是，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天经地义。阿劳动党总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中国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更是直言不讳：“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阿期间曾问谢胡：“你们拿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回答说：“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耿飚在任驻阿全权大使时发现，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建电视台，要求做到每个农业社都要有。那时，我国广大城乡除了北京、上海，黑白电视都少得可怜。我们帮他们建纺织厂，他们却无米下锅，我方还得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其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反过来硬要卖给我们赚钱。耿飚还看到，在他们马路边大量堆积的电线杆，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绝大多数被阿方在仅有2874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高达1万多个。我国援助的化肥也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而当时在国内，这类物资十分紧缺，按计划限量供应。

在那个年代，除了这个欧洲小兄弟，在亚洲还有个“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我们前后给了他们各种援助。各种枪支、火炮、车辆的数量大约等于越南人口的总数，几乎能铺满他们整个国土。先进的军事装备我们刚研制出来，自己军队还没装备上，先给他们，我们刚装备上的，有时也要撤下来给他们。军委外事局常务副局长朱开印几次到越南亲眼看到，越南每个军人从头到脚都是中国的供给。他们穿的衣衫、吃的粮食、用的武器不用说了，连吃的药品、抽的烟也是中国的。越南漫山遍野的山洞、仓库里堆的都是中国的援助物资。火炮枪支生锈了，越南人后来打到中国土地的炮弹射向中国的子弹大都是中国援助的。后来有人做了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援助越南的钱数有200多亿美元，相当于我们八九十年代4年的军费开支，十年的教育经费，够武装200多万人的陆海空部队。而当时我们的国内百姓却处在饥饿之中。一次，向越南运送粮食的车辆在四川境内被饥民拦截，他们爬上车，割开粮袋，捧起生米就大嚼大咽。一饥民看到粮袋上写有“援越”字样，立刻大喊：“这粮吃不得，这是给越南兄弟的！”所有的人都连忙住手住口，连吃进嘴里的都吐了出来。

像这样打胂脸充胖子，为了虚荣宁让国人长期饿肚子的事，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而这却有内在的逻辑可以寻找。

本来，虚荣心属于人类的常见的弱点，就像猴子爱吃桃，小猫爱偷鱼，可以理解。有些人，自己八竿子打不到的亲戚当了官或得了什么奖，他就到处说那是我亲戚，但他绝不说关系多远；有些人和当官的或是和某个名人握过手照过相，人家握过照过也就忘了，可他却能讲上一辈子。但这些还都属于个人陶醉范围，与别人没有什么妨碍。

可什么都有个限度，虚荣心亦不例外。如果为了个人的虚荣，不惜把别人的成绩当成自己的，比如一个作品明明是别人创作的，和你什么关系没有，你为了虚荣，愣说成是自己的作品，那就不是虚荣而是不要脸了。把别人的荣誉窃为已有，固然伤害了被窃者，但损害的范围毕竟有限，倘若为了个人的虚荣把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利益都拿去作牺牲，那就是作恶，倘把一个国家都拿去做了牺牲，那就不仅是作恶，简直就是造孽了。

人有虚荣心，就好大喜功，就打肿脸充胖子，而且常常费力不讨好。虚荣心过盛的人就掠人之美，就制造假成绩，就为了他的虚荣牺牲别人，牺牲公众的利益。

纪晓岚的一次壮举

由于电视剧的作用，纪晓岚的名气几乎不在李白之下了。给大家的印象是他专门和和坤斗嘴，而且每每把和大人弄得哭笑不得、狼狈不堪。另外就是与乾隆老儿对对子，比较有名的是“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稍差一点的是“塞外黄花，似金钉钉地；京中白塔，如玉钻钻天”。“东岳庙演西厢南腔北调，春和坊卖夏布秋收冬藏。”“老翁秋枝看梅花，唉！青春已过；儿童侧耳听爆竹，噢！又是一年。”上联都是乾隆出的，自然，下联都是纪晓岚对的。

有人看到这个题目，以为是给和坤凉亭题名的事。他在人家新建的亭子上题了“竹苞”俩字，暗含“个个草包”的意思。我觉得这算不上壮举，顶多算得上智举。我说的壮举，是逼乾隆爷交出玉玺。

这事还得从乾隆让位说起。乾隆六十年九月，要学尧舜的榜样，准备在临政满60年时传位给嗣皇帝，自己去当太上皇。和珅一听说要传位给颙琰，就赶忙预先感情投资，没承想人家不买账，他就暗暗地怂恿乾隆传位不传玺，以便对新皇帝加以限制。你还别说，乾隆还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元旦早朝举行禅位大典宣布乾隆帝退位，皇太子继位，改年号为嘉庆。当宣布授玺时，军机大臣和珅站出来宣读乾隆谕旨：“朕于今日传位于皇太子颙琰，犹思传玺一节乃为最要，特定日后另行庆典。”

关于那天宣读后的情景，《纪晓岚全传：》有详细的记述。你也得佩服过去的那些史官，居然把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请看：这道谕旨一出，整个太和殿乱作一团，朝堂本来一片寂静，可这时再也无法静下去了，刚接位的新皇帝也没料想有人演出这样一出戏，整个人呆了。这时听到大臣中一声高喊：“当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真是一鸟入林百鸟无声，大臣们循声一望，原来是内阁大学士刘墉。

这时纪晓岚任礼部尚书，正在主持礼仪，看刚才授玺一节没有按他事先起草的接受礼举行，本来已没了主意，这时看刘墉站出来心里镇静了，立即宣布：“传玺另行颁礼，与祖制有违，待礼部奏请皇上，传玺一体举行，贺礼暂停。”

贺礼中断后，纪晓岚和刘墉两个结伴一起匆匆赶到宁寿宫觐见太上皇乾隆。纪晓岚说道：“启奏陛下，传玺一节改行颁礼，群臣议论纷纷，言说不合祖制。纪昀以礼部之责，奏请陛下授玺，陛下英明万古，早做决断，以平文武百官之议。”

传位不传玺本来于情理不合，乾隆对此心里也是不踏实或者说有点做贼心虚，一看眼前，自己宠爱的两个老臣来说这事，真是尴尬异常。不传位吧，话已放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个逍遥自在的太上皇，让自己啥也不管了，还不放心；不传大宝，这传禅大典就无法进行。他思虑再三，最后同意交出玉玺。  大臣们在太和殿里已经等急了，一看这两位把玉玺抱了出来，个个松了一口气，纪晓岚进去后，当众宣布太上皇圣旨：“朕原想在禅礼之日，亲手传玺，不料近日欠安，不能亲行颁礼，拟颁礼迟行。又思传位不传大宝，史无前例，特赐传玺之礼一体举行，自今而后，朕不再御太和殿。钦此。”

这圣旨一颁布大臣们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太上皇万岁，万万岁！”传禅之礼随之告毕，一场鲜为人知的闹剧，拉下了帷幕。

乾隆在位60年，自己对自己的统治打的是满分，曾自称“十全老人”，还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

他在位60年，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可以吹嘘的地方，除了十次大的军事行动的武功，文治上弄了个四库全书，在位时间在历史上数一数二。他为了庆贺自己御极50周年在1785年，特意搞了个“干叟宴”，邀请全国1000名年过古稀的老人赴宴。据说有的老人走了一年，才赶到地方，吃喝一通之后，还给他们发了一个牌，相当于现在的优待证。他认为自己给清朝带入了一个太平盛世。

让这样的人一下子完全放手，把天下事都交给儿子，他心里还是不得劲。于是乾隆在交玉玺同时，留了一个小尾巴，给嘉庆一个手谕：所有一切奏章，都须送朕阅看，即便是军国大事，也须由嘉庆皇帝请过太上皇训，才可以执行。

……

P3-6

中国人如何从历史的宿命中突围

历史学家在社会里生活和工作，他们的职责一般只说明这些社会的思想，而不是纠正这些思想。

——［英］汤因比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德］马克思

2009年5月初，本人同时推出两部书。第一部是专著，名为《经济学的香槟——22位诺奖得主对经济危机的预测与反思》，试图通过22位获诺奖的犹太人来观照一下当下的经济形势，从而帮助中国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第二部是主编，辑录了章诒和、黎鸣、王文元、李建军、周非等诸位先生的文章，发表中华复兴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主张，名为《中国为什么不高兴》，探寻中华兴衰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本书是第三部，系《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的姊妹书，表示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怀疑与对常识的挑战，意在让中国人从几千年历史的宿命中突围，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本书精选了刘兴雨、王重旭、黄波、史杰鹏、徐晋如、刘济生六位实力派学者和作家探讨中国历史的近70篇力作。第一部分名为“中国历史的常识和悲剧”，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违犯常识的悲剧，来给当代中国人提一个醒；第二部分名为“激情下的谎言”，试图通过天一阁、长城、圆明园等许多代表中国文化的“谎言”和“误读”，来让中国人重新认识历史；第三部分名为“双眼自将秋水洗”，最有震撼力的文章是“朱自清真的是被饿死的吗”和“北京政变中的胡适”，以一种怀疑和审视的目光重新看待我们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第四部分名为“中国人的宿命”，通过对历史小人物和司空见惯的一些“常识”批判性的阐述，揭示了中国人的奴性、政治智慧、孝道，以及错误的英雄观，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有一种“庖丁解牛”之感；第五辑名为“为知识分子除魅”，怀疑并高扬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和贵族精神，是一种另类的声音；第六部分名为“开启真理之门”，是全书最具学术性的文章，“塞外鬼才”刘济生通过对中国国民性和中国四大文化传统的深刻阐述，呼唤人们开启真理之门。这是中国人从历史的宿命中突围的“不二法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法国年鉴派大师犹太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曾引用十分宠爱的小儿子的一句话：“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童言无忌，马克·布洛赫幼子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中国的许多学科是经不起这样一问的。这样的话，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必须回答，而要作出自己或别人满意的答案，恐怕许多人的内心未免有些惶恐不安。就仿佛一位年迈的工匠在临终时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个行当值得吗？我做了一辈子的所谓“事业”究竟有用吗？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到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更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进程有关。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对历史的研究仅局限于“真相”这个层次，还没有到了每个人都能反躬自问：我们的古人努力向历史学习了吗？我们值得怀疑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智慧？我们的历史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了吗？无论是于丹，还是阎崇年、易中天之流，不管你如何“巧舌如簧”，如果不能从历史中找出规律，不能从历史中总结出智慧，那就是用历史故事来消磨无聊的时光。历史永远不会背叛我们，只是我们的功利、浅薄和无知背叛了历史。我们每一个以历史探索为乐的学者都必须回答那个犹太小孩的问题：历史究竟有什么用？

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类少犯错误、有所作为，历史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要洞悉历史，首先要和现实保持亲密接触，正如一位比利时历史学家所言：“如果我是文物收藏家，眼睛就只会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对此，马克·布洛赫大加赞赏，正是这种要求理解生活的欲望反映出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一位历史学家若对周围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那就只能称为“古董迷”，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真正的历史学家，可以察古知今，也可以由今知古。书斋就是历史学的实验室，而治史的灵感有时偏偏来自现实的启示，有时要超越现实，有时还要超越历史。写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那句至理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很显然，历史也是一把打开现实的钥匙。

奥巴马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不是人祸却是天灾，竟是爆发在墨西哥的猪流感(甲型H1N1)。虽然人们皆未预料，但奥巴马却不是毫无准备——因为，在此之前的2005年8月前总统小布什在德克萨斯农庄度暑假时，随身带了3本500页的厚书，其中有一本名叫《西班牙流感》。同年11月，小布什要求美国国会拨款71亿美元，推行一项全面的流感防治计划，奥巴马现在遵行的，就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措施。而那本讲述1918年流感大灾难的书，是美国图兰/泽维尔生物环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约翰·巴里所著的《西班牙流感：史上最致命瘟疫》，无疑对人类防治这次大灾难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中国2003年的“非典”和汶川的“5·12大地震”，推动了中国救援体系的大革新。这就是历史对现实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悲的是，历史常常并不是冷静、清醒和公正的，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常常站在统治者和成功者那一面，有意扭曲或夸大那些胜利者，贬低那些失败者，给许多著名人物加上一些传奇性的东西，每个伟人在历史的镜片下显得总是比他本身还要伟大得多——无数小人物被剥夺了，都加到了大人物的头上。正如犹太文学大师茨威格在《历史是公正的吗》一文中所言：“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而是应当好奇般地加以怀疑，因为看来是铁面无私的历史依就屈从于人类对传奇和神话的强烈爱好——它有意和无意地把少数几个主角加以英雄化，而把日常生活的主角，第二流和第三流的英雄人物推到黑暗之中。但传奇恰是通过诱惑，通过求全求美的光泽，而成为真理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去经常对它加以验证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成为我们的义务。”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毕恭毕敬，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在官方的神圣权力面前卑躬屈膝没有比这更灾难性的了！”因此，他呼吁道，“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正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的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对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世俗的权力总是以阴谋和暴力来实现其残暴的统治的，因此，如果我们对胜利进行盲目的顶礼膜拜，而不去分析这些成功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成功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亵渎。我们拒绝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踏着成千上万与他同甘共苦的伙伴的鲜血登上权力的顶峰，不能把强盗和掠夺者事先就看作英雄。只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以诚实和公正的态度去评价权力，这才是人类道德和文明的天平。因此，历史学家的首要和迫切的任务就是，以良知和良能去揭露和批判假面具，用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话说，就是要对那些伪装和编造“开庭审判”，把那些用谄媚逢迎和不择手段涂抹出来的历史人物传唤到我们的个人法庭面前，为那些被忽略者，被遗忘者和被蹂躏者提供出庭作证的权利。

黑暗和堕落通过历史闯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把我们弄得垂头丧气和心灰意冷。年轻的一代应当比我们过得更好更幸福，更有人情味，因而为了使他们不再次学坏和被污染，必须在他们的心灵还像蜡一样可塑的时候，就及时地受到更真实更人道的教育，而这种更新的教育首先必须改变我们成人的历史观，寻找一种新的模式，走出历史麻木和阴暗的“潜规则”，超越阴谋、暴力、专制和游民的大循环，通过解冻、解禁、解密和解构这条规律，阐述一部新的文明和智慧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彻底走出中国历史的宿命。如果我们每一代人永远都浸泡在上过色的、伪造的、人工制成的历史标本中，那我们就永远是历史的囚徒和没有意志的奴才，我们的历史也就是永远倒退而不是上升的历史。

明天的历史应当是全人类的历史，与全世界共同的进步和幸福相比，许多帝王和丑陋文人的卑鄙行径是不值一提的。克鲁泡特金王爷曾写过一部书，名叫《人类和动物界的互助》，在这以前，连篇累牍的教科书只是告诉我们，人为了生存如何要诡计多端，疯狂地仇视和弱肉强食，用阴谋和暴力互相消灭是唯一的欲望和本能。而那本书中，却用丰富的事例证明，人和动物也有过互相帮助而不是残杀的令人感动的历史。如果说动物是无理性，不可教育的，那我们人呢？我们人是有智慧的，可教育的，甚至还有上帝和佛祖在遥远的天国唤醒我们的良心，让我们摆脱兽性和恶劣的本能。难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连动物都不如吗？当今世界里有足够多的诽谤者，把知识分子打成替罪羊，如果一个社会里连知识分子都消失了，那我们的历史还有理性、正义和激情吗？

我渴望着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扛起历史的重任，开启真理之门，引导中国人走出历史的宿命，刻不容缓！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