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朋擅长扮演善良、坚强的农村妇女和“革命母亲”的银幕形象，是解放后银幕上深受观众喜爱的“老太太”，同时其演技的功底也非常突出，在舞台上经常扮演各类反差极大的角色。

　　胡朋幼年随家迁居北京，高中毕业后到上海正风中学任职，并参加救亡演剧活动，1938年到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开始了其艺术生涯，出演了《丰收》、《放下你的鞭子》、《日出》、《雷雨》等剧。1949年被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其银幕处女作是《钢铁战士》，并因此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同年又参加了《白毛女》等片的拍摄。1952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出演影片《智取华山》、《土地》等。1955年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训练班学习，1958年毕业后，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话剧团担任艺术指导，被授予上校军衔。　　此后她拍摄过《深山里的菊花》、《战上海》、《回民支队》、《槐树庄》、《烈火中永生》等影片。

出版前言

序一 胡朋的艺术生涯

序二 忆胡朋

心中的明灯

润物细无声

闯入革命洪流

党的召唤

 一、从上海到西安

 二、青训班纪事

 三、奔向革命圣地

 四、抗大生活

 五、到敌人后方去

潘自力部长的指引

难忘1939年

 一、目睹山洪

 二、战友情深

 三、女同志们的病情

忆话剧《母亲》的演出

良师崔嵬

聂帅与抗敌剧社

忆1942年对敌政治攻势

柯棣华大夫帮我重返舞台

 附：胡朋在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60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

忆1943年反扫荡

和戎冠秀同志在一起

一、送戎大娘回家

二、扮演戎冠秀

三、戎冠秀同志二三事

解放战争爆发前夕

 一、告别凹里

 二、张家口

 三、卫生列车

 四、剧场演出

两年三次参加土改

迎接新中国的一次集体创作

改做电影演员

 附：胡朋在电影学院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与王滨同志唯一的一次合作

演员笔记三则

 谈谈演员的思想修养

 扮演郭大娘的一些感受

 我演母亲

在邢台地震灾区见到周总理

“文革”中的经历

外景地家书

 《山重水复》外景地家书13封

 《柯棣华大夫》外景地家书20封

难忘六十载抗敌战友情

附录一：质朴·含蓄·细腻——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胡朋

附录二：胡朋：抗战烽火锻造的艺术家

附录三：胡朋年表

后记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动荡年代中度过的。

我的父亲是清朝的末科举人，教过书，教过家馆，做过小军阀的私人秘书等等，经常赋闲(失业)。这种时候只有靠借贷和当卖旧物过活。每逢我和二姐提着包袱去当铺时，常常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要能赡养父母多好。

父亲熟知历史掌故，经常在我帮他修补书籍、捉书蠹时，一面修书一面给我讲古诗词和历史故事。他讲的岳飞传、文天祥和夏完淳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特别是岳云和夏完淳的少年英雄形象，以及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使我非常敬佩。我也曾幻想过学花木兰，女扮男装，做些不寻常的事。

当时虽然住在文化古都北京，可是在家庭不宽裕的情况下，我和两个姐姐却经常辍学。有一回，看着哥哥去读书，我们姐妹三个也闹着上学校。我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妇女，她宁愿吃苦受累、省吃俭用，也想方设法让我们去读书。后来父亲托朋友让我们进入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免费学校。当时我家住在西直门南小街，学校却在交道口，离家有六七里地，每天我紧跟着姐姐身后跑去跑回。特别是冬天，西北风卷着我们跑，沙石打得眼睛都不能睁，隔着围巾，眉毛、头发上都结了冰霜，眼冻得流泪，手也冻肿了。到了学校，老师焐着我的手问我：“你为什么要念书啊？”我说：“长大了好挣钱养活父亲母亲。”“你不怕冷么？”“不怕！”艰难的生活使我的性格变得有点像男孩子了。

我读二年级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闯进我的生活。那是春天的一个黄昏，几个大哥哥把我哥哥搀回家来，我哥哥腿流着血，棉袍上也沾满了血迹。我惊呆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吓得哭了起来。大哥哥们说：“我们上街游行，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可是挨了大兵的打……”我很为哥哥抱不平，心想：为什么要打他？他爱国有什么罪？我想起每天上学见到的那些在街上抢东西、打人的大兵，我恨透了他们。

1928年秋，我考入北平第七小学上高小。我的级任是马国栋老师，他剪着平头，穿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对学生很严格，但大家都爱听他讲课。他讲古文《爱莲说》时，把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高尚的品德人格化了，使我幼小的心灵懂得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记得高小毕业考试前，一天早上第一节课时，马老师突然问全班同学：“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都怔住了。这时一个叫周文的男同学站起来回答：“今天是5月7日，是袁世凯对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马老师夸奖了他，并责备大家：作为一个中国人，连国耻的日子都不记得。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接着他历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不平等条约和惨案，说到同胞被屠杀的惨状，他痛心地落泪了，我们也哭了。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国耻，并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他的讲话，极大地震动了我，我开始感到我的肩上应担负的责任。几天以后，在学校举行的讲演比赛会上，我的题目就用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0年秋天，我幸运地考入北平师大附中初中一年三班(女生班)。这是一座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她使我进一步接受了爱国和民主思想的教育，并投人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我们班的教师，多数是师大的教师。有四位女教师教我们英语、数学、手工图画和体育。我爱她们，更羡慕她们那渊博的学识、独立的工作能力和朴素大方的风度。她们从来不涂脂抹粉，穿得几乎和我们的校服一样，夏天白上衣黑绸裙，冬天旗袍蓝罩衣，又整洁又大方，我觉得她们很美。她们事业心很强，英语教师林培志，教课以外，还在燕京大学攻读专科。同学们把她们视为新女性。我崇拜她们，把她们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我在班里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经常参加全校学生自治会活动，我认识了高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她们介绍鲁迅的《呐喊》、《彷徨》，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书给我看，向我介绍时事，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她们让我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宣传队，带我到商店去查封日货，向店员宣传抗日道理。听了他们慷慨激昂的讲演，他们的爱国思想，激动人心的语言，和那“誓死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句句打动我的心，使我变成了听众，竟忘记了维持秩序的任务。这一学期的手工作业，我把老师用美术字写的“抗日救国”图样，用红丝线绣在浅绿色的缎子上，鲜艳醒目，被陈列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室里。

P1-3

每年12月下旬，收到的第一份贺年卡，准是胡朋、胡可夫妇寄来的，寄托着老战友深情的关怀和温暖。而后，每年新春之初，又以电话互致问候，以补意犹未尽的思念。这已是老友间的常规了。2004年12月胡朋逝世，此后每年的贺年卡便只有胡可一人署名，电话中也只有同胡可一人交谈了。今年春节过后，胡可在电话中谈及，他已将胡朋生前写的十几篇回忆文章集成为一册自述传记，并经中国电影家协会同意，编入《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我听了十分高兴。然后他提到我当年曾和胡朋一同奔赴延安，又是他们夫妻几十年来的老战友，于是约我为胡朋同志的这本传记写一篇序言，我当即表示乐于从命。

回想当年，我们都还年轻。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我们这些受到党的思想影响的知识青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便纷纷奔赴延安和敌后战场。我与胡朋相识在1938年初的陕西“安吴堡青训班”，这是我党领导，由冯文彬、胡乔木等同志主持的青年干部学校，我们都是这个学校的学员。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应国民党驻豫某军请求，我“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从“青训班”抽调十数人，组成宣传小队去该部工作。胡朋、范里和我都是这个宣传队的成员。稍做准备后，即去河南渑池县该军驻地。我们排演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胡朋在剧中扮演卖艺少女香姐。她那清朗悲愤的抗日救亡歌声，纯真朴实的表演，打动了围观的村民和驻军，激发了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受到好评。

这是我第一次看胡朋的演出。她那朴实的表演，那生动的场景，令我至今难忘。

小宣传队撤回后，我与胡朋、范里、刘南等同志，又结伴同行，奔赴延安求学。

1939秋，与胡朋又相见于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她已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一位骨干演员。而我则担任了第四军分区火线剧社的指导员，虽接触不多，却因相识和同在一条战线而时刻关注着她。

在敌后的广场舞台上，曾多次看到她成功的演出。她和她的战友们用文艺武器，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讴歌英勇的抗日军民，鼓舞军民的斗志，也丰富活跃了敌后环境下军队及农村的文化生活。

在8年抗日战争中，胡朋始终随军战斗在第一线。在敌人频繁的扫荡和我反扫荡战斗中，剧社也曾多次遭到敌人的包围袭击而受到损失，有的战友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和枪弹下，有的同志被俘而惨遭杀害。胡朋也曾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腿脚负伤，但她在伤愈后毅然回到前线。烈士们英勇献身的壮举，日寇残暴的烧杀掠夺，更激励了她战斗的决心和意志。

60多年来，胡朋在舞台上，在电影电视中，塑造了多少典型的艺术形象，我未做统计，但她创作刻画的伟大光辉、仁慈善良的人文始祖——母亲的生动形象，却深深地烙入我的脑海，难以泯灭。

远在1940年秋冬，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排演了根据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多幕话剧《母亲》。胡朋在剧中扮演了一位积极支持并掩护儿子参加革命斗争的刚强母亲，一位可亲可敬的俄国老妈妈——尼洛芙娜。高尔基的小说《母亲》被翻译改编成话剧演出，不仅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举，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作借鉴参考的穷乡僻壤，摸索着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位俄国老妈妈的光彩形象，且得到观众的认可赞扬，堪称奇迹。这位姑娘就是胡朋。此后，她还在曹禺先生编创的话剧《日出》中扮演了陈白露，在《雷雨》中扮演了饱经人世沧桑的鲁妈。1944年她又在话剧《戎冠秀》中扮演了被敌后军民广为称颂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在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中扮演了仁慈的奶奶，在苏联话剧《俄罗斯人》中扮演了宁死不屈的玛尔法·彼得洛芙娜。这些形象都深受敌后军民的喜爱。

在进入电影界后，她曾在影片《槐树庄》中扮演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郭大娘；在《烈火中永生》里扮演了智勇双全的游击队司令双枪老太婆；在影片《回民支队》中扮演了民族英雄马本斋的母亲，一位敢于面对敌酋、大义凛然的英雄母亲。

胡朋在她一生中塑造了诸多神采奕奕、生气勃勃且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为我国舞台和银幕留下了精彩的一页，也使人们看到了一颗默无声息却熠熠发光的星辰在闪烁。

胡朋的这些成就和奉献，是她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文艺思想并全身心地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积累、钻研的结果。也是她执着地追求磨砺、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结果。

“文如其人、形如其人”，“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这是我军文艺战士的自觉要求和愿望。胡朋在学演并塑造诸多伟大慈爱母亲的形象的过程中，热爱并崇敬这些高尚人物，力争在自己的创作中得到准确的表达体现。与此同时，她自己的思想情操也得到了启迪和升华，使我们看到了一位诚朴、谦逊、平易、热情、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具有慈母心胸的胡朋同志。

由于这些成就和品质，深受群众钦佩爱戴的胡朋曾被推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被推选为第一、二届全国妇代会代表，又是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她曾被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授予“特别荣誉奖”，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评为“中华影星”。这些荣誉的授予，是她勤恳工作、无私奉献的明证。但在她辞世前的数十年里，从未见她有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居功骄傲的表现，也从未见她在朋友、家人或群众中显示、摆谱或议论自己的成就和事迹。

胡朋生前从不计较个人待遇的高低得失。参军后的10多年内，一直过着简朴的军队供给制生活。建国后调去搞电影，评为文艺级，后调回部队任职，直到她辞世时仍是地方文艺三级，一定终生。如按我党中央组织部早年的通知，她这位“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她的待遇应比现定的要高。友人曾向她提示，可如实向党组织说明，这不是计较。而她却一笑置之，安之若素。

她虽是“中华影星”，但她不是“大腕”，更不是“大款”。她既无豪宅，也无专用驾乘。她从未接受过什么“出场费”之类，一生就靠应得的薪饷与胡可同志相濡以沫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她鄙视奢侈华丽，也不吝啬寒酸，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家胡朋：一位经过具有60多年党龄和艺龄，一生光明磊落，清廉奉公，永远保持着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胡朋同志，一位经过我人民军队革命大熔炉砺炼培养的文艺战士的楷模。

在胡朋同志的自述传记出版之际，谨以上述文字作为她这本传记的序言。  2009年2月19日

中国电影家协会决定将胡朋的传记编入《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作为她的亲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当即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一起开始了对书稿的编选工作。胡朋生前曾写过若干篇关于个人经历的回忆文章，包括投身革命的经历和在敌后根据地从事戏剧活动的经历，以及建国以后从事电影和部队文艺工作的经历。这些回忆文章，已经构成了她的自述传记。但是作为“电影家”来说，她改行从事电影工作以来的回忆文章相比之下就显得分量不足。

胡朋是在建国前夕从部队文艺工作岗位奉命脱掉军装改作电影演员的，从东影到北影，并到电影学院进修，前后10年之久。后来回到军队的话剧岗位，却又多次被借去拍摄电影，成为凰影两栖演员。闲谈中常听她谈起影片拍摄的情况，谈导演成荫同志、水华同志的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如何使她感动，并举出若干动人的事例，在拍摄影片期间和导演王苹同志、和演员里坡等同志结下的友谊更是时常提起，可惜这些都没有文字留存下来。这说明从事电影工作的经历并非无可记述，显然是由于工作任务的忙迫而把这类记述延误下来了。

建国以后的几十年，我们夫妻因岗位不同而离多聚少。那时连通电话都困难，只有靠书信互通声息。胡朋去世后，曾无意间发现了她出外景时写给我和孩子的两沓书信，谈拍摄中的见闻和思绪，包括家务和对亲人的叮嘱，翻阅时如闻其声。这类不准备公开、只写给亲人看的文字，编入“自述”，或许有助于看到胡朋日常生活中的面目。另外，在她的遗物中偶然见到几页她离开电影学院以后，被邸力同志邀请回学院和学员们座谈演员工作的谈话提纲，这些都与电影工作相关。因此，收入此书作为原有文章的补充。

胡朋是一位有着战争经历的老演员，在抗日战争中曾3次突围并曾负伤。敌后农村环境中长期与群众患难与共的情感经历，成为她艺术创作的宝贵资源。作为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她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她常说自己在替许多死去的同志和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的同志接受着人民给予的荣誉。当然，她自己也确实十分勤奋，她对工作的严肃认真是熟识她的入都知道的。她把演戏视为严肃的工作任务，从没有挑过角色。演了一辈子老太太，演多了最怕重复自己，因此十分注意对生活的积累，特别是在电影里，老太太一般都是配角，而且在摄制组里她做的更多的是支部工作，她对此已习以为常，从没有因饰演的某个角色受到观众赞誉而沾沾自喜。作为演员，她也有遗憾，她很想饰演一位医务工作者而未得机会，她很想根据戎冠秀本人的经历塑造戎冠秀这位英模人物的银幕形象而未能如愿。

胡朋作为演员广为人知，而她一生中很长时间是在创作岗位上度过的。战争年代文艺团体中没有严格的分工，能动笔的演员都参加剧本创作。当年胡朋曾写过《创伤》、《好儿子》、《二狐灵》、《改造懒婆》、《看看再说》等独幕剧，由本剧社或村剧团演出。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创作组成员，她曾三次参加土地改革，是话剧《战斗里成长》我最初的合作者。由北影演员剧团回到军队话剧岗位以后，先做编导，后任艺术指导，“文革”后期调离文工团任军区政治部创作室成员，直到离休。在这期间她曾两度参加平津战役题材的电影和话剧的创作，是获奖话剧《平津决战》的作者之一。可惜的是，她独自创作的大型话剧，有的完成后有待修改，有的则尚未完成，成为她一生中的憾事。

胡朋的一生，是在党的思想照耀下生活、工作的一生。她把党比作心中的明灯。我们把《明灯照耀一生——胡朋自述》作为这本书的题目，她地下有知，也会同意的。  胡 可

2009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