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在制度、思想、生活方式上全面走向近代化的时期。除了社会上汹涌澎湃的革命与改革浪潮，以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新名词和新事物，在精神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风暴。

作为当时精神文化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报刊，是各种思想、各种政治与社会主张碰撞的第一现场。而报刊上凡是出现梁启超的名字，都会引来举国上下的关注。可以说，在这个时期，雄踞报刊主笔前三位的人，只有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的名字，甚至就是新思想、新潮流的代名词，他的文章，更是影响了两三代热血青年，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新闻界的气象。这不仅表现在他一支如椽巨笔写就的激情四射的文章里，更表现在他所提倡的新社会、新思想的主张上。

有一位青年从《新民丛报》上读到梁启超的文章，从此便萌发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理想。后来，这位青年先后在浙江、日本、上海和北京从事新闻事业，用自己的实践履行着当年的理想。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为了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他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他独立创办大型日报《京报》，自任社长。

在中国新闻事业起承转合、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他以笔为旗，推崇民主自由，担当社会道义，亟亟于救国纾难。他致力于新闻教育，享有“吾国新闻学泰斗”之美誉。1926年，他被反动军阀公然杀害，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他，就是中国报界的先驱者、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人，被毛泽东称赞为“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邵飘萍。

一、革命时代的翩翩少年

东阳邵氏

作为中国近代新闻界的风云人物，邵飘萍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报业之路的？这是每个关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中国近代文化的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同样，为何在那个时代，会涌现一批以天下为己任、以新闻为理想的报人？

且先从邵飘萍的家世说起。按照近代心理学的说法，早年的成长环境，会对一个人的理想塑造与前途抉择起到很大的影响。那么，邵飘萍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

邵飘萍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乡紫溪村。这个地名可能让人觉得陌生，确实，在辽阔的中国版图中，这片土地并不显眼，既非军事要地，也非商业重镇。不过，东阳虽不能和绍兴、宁波等浙江文化重镇相比，但也自有其文化底蕴与特色。

东阳地处浙江腹地，公元195年(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建县制，迄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有“婺之望县”、“歌山画水”的美称。这里文化朴茂，教育鼎盛，素有“勤耕苦读”之风。历史上英才辈出，古代有名宦舒之舆、乔行简、张国维等，近代有北伐名将金佛庄、物理学家严济慈、植物学家蔡希陶、报业巨子王惕吾等。

具体说到邵飘萍的出生地紫溪，是人名，也是村名、溪名。相传，该村的古名为黄毛塔，汤、朱、张三姓是这里的原住民。北宋末年，邵平的世裔孙邵雍与邵亢(官至吏部侍郎、枢密副使)兄弟由河南迁居浙江东阳，自此江南有了邵姓。邵雍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死后还获得了朝廷赐予的谥号“康节”，并且在《宋史》中有传，可见其地位之高。由此说来，邵飘萍也可称为“名门之后”了。

南宋末年，邵亢的第七世裔孙邵养元到黄毛塔定居，成了当地邵姓第一世，并繁衍成一个大族，其他三姓后裔逐渐减少，在村里也逐渐式微。到了明朝，邵氏家族出了一位监察御史，名为邵豳(1481—1539)，号紫溪。这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经族人商议，就此将村名更为紫溪村，那条自北向南终年流水潺潺的蜿蜒小溪，也就有了“紫溪”的名字。

紫溪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东西有“伏虎”、“飞凤”二山，北有“巨人”石佛守护，南接“珉牛”山头，山脚有半月形的门口塘，被人赋予“卧牛向月”的美称。村口那两棵古老的香樟树，记录了岁月的年轮，也见证了邵氏家族的风风雨雨。

邵飘萍是近代新闻界开风气之人，但他的家族并未想过要把他培养成这样的民之喉舌、世之导师，相反，他们希望出现的，是一个能够“学而优则仕”的旧式读书人。说起来，这也算是中国传统的书香门第的共同追求。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年少时，他的外家长辈，著名学者段玉裁曾经说过，希望这个孩子长大成为名臣，名臣若做不成，应该做个名儒，但千万不要做名士——但龚自珍最后非但没有成为名臣、名儒，反而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名士。邵氏家族怀着传统儒士的愿望，希望子孙成为循规蹈矩、出人头地的官僚。但正是这样一个带有点保守风气的家族，却造就了一代报业巨子，不能不说，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一切家族文化也好，地域传统也罢，都难以困守自己的阵地。

邵飘萍的曾祖父邵棕球虽“学窥渊海，蜚声泮沼”，但向来不置家业，颇有豪侠之风。他为人耿直公道，重视教育，曾在掌管宗祠产业期间创立养贤田，规定：凡邵氏子孙，不分男女，只要肯读书，一律免交学费，对学有所成者，不仅分给租谷，还给养贤田种。这些举措激励着邵氏家族努力培养自己的后代走读书通仕的道路。P1-4

引言：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1

第一部分 邵飘萍：报界巨子新闻导师门

 一、革命时代的翩翩少年／2

东阳邵氏／2

早慧的少年／7

报界巨子的启蒙者／8

渐习新风的浙高时代／10

与“鉴湖女侠”的忘年交／14

 二、以新闻为志业／16

初执教鞭／16

25岁的《汉民日报》主笔／19

袁氏当国／23

宪政！共和！／29

还是做记者／32

 三、东渡扶桑，崭露头角／34

歌罢掉头东／34

离乡未敢忘忧国／37

“称帝门”中的报业丑闻／43

思想裂缝处的舆论主持者／46

 四、挥笔讨袁，再造共和／49

阿平者，平不平也／49

揭破“总统的新装”／51

 “唤醒袁君之迷梦”／54

 五、“特别通讯”风靡沪上／57

山雨欲来／57

第一“特派员”／60

北京新闻编译社／61

南社·老虎总长／63

采访艺术与通讯时评／65

铁屋中的呐喊／69

 六、执业治学，中流砥柱／74

报业的大时代／74

自立门户，《京报》诞生／75

《国民》顾问／78

立新闻为学术／80

 七、“五四”大转折／85

幻灭的希望／85

“五三”之夜／87

烽火燃神州／88

流亡的日子／92

 八、新时代与新思想／95

书生议政／95

著书论马列／98

寻求自强：解读马列的基点／100

 九、特殊的共产党员／103

重振《京报》／103

“康慕尼斋”的常客／104

难求定论的党员身份／111

孤证罗章龙／113

 十、吾国新闻学之泰斗／115

立德、立功、立言／115

新闻理论和业务思想／120

第二部分 《京报》：茫茫暗夜里的曙光／124

 一、创始：面目一新的独立报纸(1918年10月—1919年8月)／125

铁肩担道义／126

辣手著文章／129

别具一格《小京报》／132

“五四”号手／134

 二、鼎盛：北京最进步之报纸(1920年9月—1926年4月)／138

革新图强／138

广告与津贴／141

公共言论的机关／146

“女师大”风波／150

新闻改革的实验园／152

声名赫赫的《京报副刊》／160

与鲁迅的一点误会／163

冲在反帝最前线／166

呜呼！“三一八”／170

 三、凋落：弦断声歇不言悔(1928年6月—1937年7月)／175

汤修慧其人／176

后邵飘萍时代的《京报》／180

毁报纾难／182

《京报》凋落的反思／186

第三部分 乱世悲歌：书生报国一枝笔／190

 一、人散曲未终门90

幸运的失意者／190

志同道合／193

倡共和，迎中山／194

革命尚未成功／199

 二、黑名单上的人／202

西北军的高级顾问／202

一份公开的“黑名单”／204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205

 三、生死冤家张作霖／212

枪杆子与笔杆子／212

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215

春秋绝笔／219

 四、血洒天桥／221

谁是告密者／221

小人的报应／224

以身殉道，以身殉报／226

 五、萍水相逢百日间／229

一样飘萍身世／229

千秋白水文章／230

幸运的成舍我／233

正气长存／236

附：邵飘萍与《京报》大事年表／239

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是有一些普世情怀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准则，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报业知识分子，作为与公众接触最多、为公共领域服务最为直接的群体，更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以思想、学说、文章济世救国、劝民教民的特色。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中国报业经历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辉煌，一群杰出的报业知识分子更是令人怀念。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等中国早期的职业报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济世救国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用自己的新闻实践和精神气质影响了中国人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理解。回到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之中，怀抱理想的职业记者的出现更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自写文章始，就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体现在新闻业上，就是讲究“开民智”、“立民言”，“铁肩辣手”是那一时期新闻记者最经典的信条。他们将“道义”与“文章”结合在一起，作为发布真相、号召大众、监督政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现代传媒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生存的压力巨大，广告的多少决定着一家报社的生死，报纸上最重要的版面也还是时政新闻和社论时评，这几乎已经成了规矩，对报人和读者来说均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传统、一种精神的体现。

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追寻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粱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到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学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的思想轨迹，不难发现，他们都把报刊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力工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是著名的报刊还是著名的记者，评价其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看的就是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上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其次是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力度，而作为最基本的新闻职业的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被放在了最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新闻人身上的理想主义是具有血脉道统的。那么为什么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人的殉道会使记者这个职业光芒万丈呢？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和生活传统说起。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这样定义报刊的功能。民主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必须乖乖地接受报刊的监督，尽管他们的很多做法其实就是一种做秀，是不得不做出来给选民看的，但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万万不敢忽略民意，藐视民意，更不敢弹压民意的，甚至可以说，通过媒体给民众留下好的印象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专制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则正好相反，在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以挑战他们的力量的情况下，践踏民意，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们可以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用种种禁令和新闻检查来压制和管理舆论。中国的数千年历史，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处于这样的制度之下，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习惯于高压政策。

……

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

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

在1941年接受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按照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早期职业报人虽由传统文人过渡而来，却有着政治家的理想；他们试图通过办报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不是仅仅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他们肩负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又履行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操守……

但是，这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却注定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煎熬，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些豪情满怀的理想宣言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然而那些为理想而殉难的中国新闻人却拥有了生如夏花般的绚烂，那段历史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不断地引人追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在制度、思想、生活方式上全面走向近代化的时期。除了社会上汹涌澎湃的革命与改革浪潮，以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新名词和新事物，在精神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风暴。

作为当时精神文化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报刊，是各种思想、各种政治与社会主张碰撞的第一现场。而报刊上凡是出现梁启超的名字，都会引来举国上下的关注。可以说，在这个时期，雄踞报刊主笔前三位的人，只有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梁启超的名字，甚至就是新思想、新潮流的代名词，他的文章，更是影响了两三代热血青年，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新闻界的气象。这不仅表现在他一支如椽巨笔写就的激情四射的文章里，更表现在他所提倡的新社会、新思想的主张上。

有一位青年从《新民丛报》上读到梁启超的文章，从此便萌发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理想。后来，这位青年先后在浙江、日本、上海和北京从事新闻事业，用自己的实践履行着当年的理想。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为了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他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他独立创办大型日报《京报》，自任社长。

在中国新闻事业起承转合、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他以笔为旗，推崇民主自由，担当社会道义，亟亟于救国纾难。他致力于新闻教育，享有“吾国新闻学泰斗”之美誉。1926年，他被反动军阀公然杀害，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他，就是中国报界的先驱者、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人，被毛泽东称赞为“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邵飘萍。

本书主要为你讲述了邵飘萍与京报的风雨历程。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各路才俊各逞其才的时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专横、敌寇的入侵，一批批报人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般的绝响。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舆论重镇”《京报》的灵魂人物是邵飘萍，他怀抱理想主义情怀，呼唤新闻自由，反对专权压制，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追求与悲怆、奋斗与激昂仍感召着后人。邵飘萍的背影已经渐行渐远，我们有必要拂拭去漫长岁月层积的尘埃，再次走近邵飘萍和他主持的报纸，为读者讲述一个人、一份报和一个时代荣辱与共的风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