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风吟(安顺明清人文之旅)》浸透了浓厚的人文情意。从选材到铺叙，渲染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生动感人的事件。历史人物、事件仍不过是借题发挥的一个由头。阅读中你会很容易发现，叙事记言点到为止，字里行间议论抒情比比皆是。有时连描绘山水风物也透出抒情。遥望逝去的岁月、远去的背影，读出的是我们一代中国文人的即时思考。我们热爱祖国民族，捍卫人及生命的尊严和自由，讴歌智慧，扬弃愚昧，勇于承担责任，爱恋亲友，愿为天下苍生作出贡献，也尽力使自己的一生过得精彩。这一切都曲折却明白地体现在《一地风吟》中，所谓文如其人，文胆、文情、文心，归一人心耳。

《一地风吟(安顺明清人文之旅)》内容分为四个版块，以人系事，回溯追忆明清时期安顺人士和来安顺的人士的行迹言行。“人文”则是三十三篇非虚构性文化散文赖以串联的红线。不论今人古人、天子庶民，也不过以天地为羁旅，百年光阴，倏忽而过。然而人文不灭，文采风流，世代芬芳。正是作者刻意关注人文，着意描述人心，抒情写意，皆成锦绣。

春风恨不到天涯(代序)

壹 岁月留痕

 兴学记

征服者

卫所的建立与卫学

尚存的历史印记《郭子章疏》

康熙朝：一个文教蔚兴的年代

“文教遐宣”匾与安顺义学

科举之路

习安书院的创立

历史风云中的凤仪书院

短暂的学堂时代

瞿鸿锡与安顺中学堂

 驿站烟雨

 160知府600县官

 沉重的翅膀

 罂粟花开时

贰 长路心语

 徐霞客过安顺

天涯孤旅

彳亍陌路

戊寅年四月十九日

安顺：二十八个字

异境天开

面揖飞流

唤醒山灵

大山之缘

远去的背影

 梅月双清

 智者厂石

 1746年之后的陈法陈庆升父子

 遥远的绝响

 杨树做官的二十个“不为”

 梦归何处

 满天是凌云

 蹚过混浊的河流

叁 风雨人生

 进士第一人

 梅豸之仁

 徜徉于天堂地狱之间——悲情吴三桂

 千叟宴上一奇翁

 父子两清官

 胡林翼的牛刀小试

 奇人杨春发

 砚石山农

 何威凤的传奇人生

亮太阳

人间情

入泮路

青云志

京华行

行路难

凤之仪之寄语青鸾

凤之仪之振羽丹山

肆 屯堡一束

 鸟鸡龙藏与安顺屯堡人

 最早的屯堡

 唯忠为大的标记“待诏亭”

 神佑

 云山遐想

 青山遮不住(代跋)

后记

时光推进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明王朝已经从它那充满自信的中兴时代，走向衰落时期。这时，史称“万历怠荒”的主角皇帝朱翊钧已经有十二年没有上朝。这位明代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的皇帝，却有二十五年躲在深宫、躺在烟榻上混日子，其慵怠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完全不理国事，满朝文武，哪怕是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据说，那位被历史称为“西儒第一人”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为讨好他接近他，精心购置两件产自西方的有小鸟打鸣报时的自鸣钟献上，逗得他一阵开心，即授予官职，赐第居住，破例宣利玛窦入朝按时为他那心爱的自鸣钟上发条。然而，那“唧咕”作响的自鸣钟响了十年，十年下来，利玛窦苦苦等候觐见，但直到他死都没能一睹圣颜。

明王朝就在万历“怠政”下一步步衰落。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大明开国之初，先祖洪武皇帝朱元璋血脉中那种滚动不息的激昂和抗击命运的执著，到了万历这里，竟然会如此发生变异，嬗化出这样一个慵懒不堪，全然失掉底气的胖子皇帝。

庞大的大明王朝的巨轮仍然在向前滚动。一个立国两百多年形成的皇权及官僚系统，加之一大批诸如王阳明、陈献章、李贽、张居正等足以影响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及数不清的杰出人物所蕴藉的文化血脉和进步思想，以其巨大的推动力，仍在作用于一个帝国文化教育的车轮向前运转。随着中华文化及教育的功能从中心区域向边境拓展，安顺教育也毫不迟疑地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就在万历三十二年，安顺府学在普定卫学的基础上在安顺确立。而这时，安顺的政治发生了变化，行政建制已经走过了那些不断分化、撤并、重组的复杂过程。

我们知道，普定卫建立之初，即设“普定军民指挥使司”，以一个军事指挥系统管理卫、所。同时，以军事力量支持并监督归附朝廷的各土州、府，派“流官”渗透其中支配地方民政。随着这座卫城地位的加强，朝廷即着手让其取代普定土府的地位。

第一步是削夺各大小土司分治的权力，集中于安顺州(今安顺旧州)。洪武二十六年，习安州并人安顺州。二十八年，治所在今扬武的普定土府并入安顺州，宁国、西堡诸司为其下属，归其统一管理。归并三后，正统三年八月，升安顺州为贵州布政司直隶州，设知府节推。

之后，又着手将安顺州置于自己的直接监管之下。成化年间，明朝见时机成熟，即将安顺州迁到普定卫城，府、卫同城而置，原安顺州置所称为旧州。

最后，于万历年间，将安顺州升为安顺军民府，完成了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绝对控制权。这时，由安顺军民府统辖的地域已扩展到周边诸州、县。在此政治背景下，安顺卫学升为安顺府学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安顺府学的记载，哪怕距今才四百年，史籍留下的文字却极为简单。就地方志来说，明代军政沿革的主干，仅其编年尚且不周全，乃至有不少地方是空白，更不要说像安顺府学之类的足以影响后世的情节细部，更是所见甚微。清末纂修的《安顺府志》提供的应是最为可靠和详尽的史料，而撰修者在序、跋中道：“安顺五百年来，旧无志乘。”“其间循吏良牧、忠臣孝子不知淹没几许。又况山川之名屡更，疆域之划屡易，风气殊乎今昔，土宜别乎先后。人文何以不焕，物类何以繁滋。今此无志，后益难考。”由于史料的局限，使我们很难去更多认识明代的安顺，更难从中见人见事。

然而，就在这迷茫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一折有关安顺府学创立阶段珍贵的文献，即《郭子章疏》，这不能不让人格外兴奋。

郭子章其人是万历年间贵州巡抚，即管理贵州的最高长官。万历三十二年上疏朝廷，改普定卫学为安顺府学，是年谕准。延续了两百余年的普定卫学过渡为安顺府学，这是安顺教育发展中的大事。郭子章对朝廷的奏疏，成了见证这一历史过程的唯一文献。

疏中记：

臣看得建学育贤，化民成俗首务。今据司道会议，改平越普定卫学为平越、安顺二府学。……其平越，安顺二府学，廪额贡期，俱照都匀学制，文廪二十名，一年一贡。

迩来黔中，文教渐昌，庠序目增，且会试中试，不下于粤滇。而乡试解额独少于二省，似应于原额量加，以广圣化，伏候施行。

安顺府学建立，即可举行岁科试，选拔生员，如《郭子章疏》所叙，一岁一贡招选廪生，由此会集了一批志存高远的士子。同时，我们也问接感受到“文教渐昌”的发展趋势。

府学建立之前，安顺的教育已经开始在艰难的条件下开始显现成效。正统六年(1441)辛酉科乡试，安顺士子景清在云南人选，为安顺历史上第一个举人。景泰六年(1450)庚子科乡试，贵州全省中举12人，其中安顺中举5人。这些散见于史籍的零星记载，在安顺兴学的不同时期出现，其影响足以震动全郡，由此激励着大批求学的士子励志进取，这无疑是标明了安顺府学建立之前，安顺已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兴学环境。

看到《郭子章疏》这些简捷的文字，我们好像在翻动四百年前安顺的一页历史。安顺府学的建立，是安顺正规教育在明代延续两百年后的结果，具有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然而那些为此而付出卓越努力的动人故事却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留给我们的仅有这短短的一折文牍。这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种侥幸，它向我们传达了来自四百年前的遥远年代的讯息。安顺的教育自此向一个更高的层面拓展。P14-17

春冈恨不到天涯

安顺是个什么地方？旧志承上称其为“黔之腹，滇之喉”，听上去还有点通衢要冲的意思。然而数十年前我从黔中腹地来到川西天府求学谋生，早些年每有学兄同僚问起籍望之类，我甫应诺，人家每日：呵，安顺场么！这真让人气短。安顺旧称府，现代好歹也是个地级市；而安顺场乃四川石棉县的一渡口，古今都是乡镇建置。不过七十多年前，工农红军长征中由此越大渡河；又七十多年前，洪天王麾下翼王石达开在此丧师殒命。说到底，地名之有名，全靠有大人物上演出大事件。从字面说，南华智者庄生所谓“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强调个人感受；就大处言，安天下，顺人心，社会安定，生计顺遂，于国于民，“安顺”二字作为地名，绝对是汉文字文化中的上品之选。

我等便是安顺人，是非土著则毋庸讨论。我们生长于斯，父辈的灵魂已安息在这里的山水之间，这便是家乡，斯地即为根。但也没有自豪的理由，多少年来，外地人——京沪湖广不说，即在省城贵阳以外的人们眼中，安顺人？不过是一群来自蛮荒之地的乡巴佬。长年在外谋生干事的游子心里明白，别人有权这么看。倘若你是我们这一帮，生于新旧交替的上世纪50年代，而对此“俗眼”，先前会有些愤愤然，尔后也会心平气和。你明白，和皇城京都、十里洋场，乃至天府之国比起祖先的史上辉煌，差远了，不是一个级别。但这些并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讨论我们自己：生于50前后的安顺人，幸耶，不幸？

显而易见，这一段风云诡谲，世道艰险。涉世之初，我们便饱尝苦难、野蛮、凶险，也曾颠沛流离，长歌当哭，但这只是一个层面。更多地，我们昂扬奋发，勤奋磨砺，求索真理，拥抱美善，播种良知；更重要的，我们将苦难据为精神财富的积累。我们还拥有一个盛满人间悲喜剧的称谓：老三届知青。早先有一部知青小说名《蹉跎岁月》，我一直不以为然，为何不叫“峥嵘岁月”？知青下乡的利弊，兹事体大，姑且不去讨论。它或许荒废了一代人的学业(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但仅就对这代人人生抱负、意志品质的磨炼，日后肯定是难觅此良机了。我们的下一代，80后的年轻朋友，就谋事交友，气量毅力，也即生存能力方面，恐怕和我们“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

许多基本的生存技能，今天及以后(尤其是城镇中)的年轻人不会再有机会实践——如我者，干过水田旱地里的所有农活，梭爬过千米深的土煤窑，吆过马车推过鸡公车，也曾开山放炮修铁路砌砖墙石墙作木工钳工，会祭神退鬼撰碑联写神榜，能焐豆豉也会酿甜酒烤烧酒，会种茶炒茶品茶，也能养鸡放鸭杀猪置办酒席，也抽烟喝酒娶妻养子，与此同时也能读书抄书偷书教书写书——这在我们这一代，确切地说在我们这一小群安顺兄弟中不过是平常的生活经历、生存方式而已。——1973年冬，我在安顺边陲一个叫高寨的小村做民办教师，用十来天时间，将此前五年的几十本读书笔记中的文史哲译作部分按主题选编成十类，整理出十几万字的格言录，抄满了一个小32开的厚笔记本。到了1984年中秋我已在川西负笈求学，是夜星月朦胧，我在笔记本后扉页写道：

如今这种名人格言集已比比皆是。然而它可贵之处是辑录在十一年前，那是文苑中百花凋零的年代。

那时候，我和朋友们几乎不能糊口，而寻书等于盗宝。借、求、诓、高价买，乃至做梁上君子。一页、一卷、一部搜了来；马上、车上、路上、枕边，煤油灯下，柴火光里；读、背诵、抄写、畅读，才辑出了这本小格言录。其勇可贾，其志可嘉；难能，不易啊。

不希望下一代遭此乱离，却希望他们有这点志气，这点毅力。

不幸一语成谶。现实让人揪心，我们的下一代聪慧阳光，活得实际、实惠、实用。不知多少人还有梦想、理想、信仰？相信人间还有永恒的事物？仰望头顶的星空，顶礼膜拜？遭逢天地间的大悲愤，大感慨，还会不会鼻梁发酸，心尖刺痛？

几十年来，我也曾将这些疑问反复拷问我们自己。结论始终如一：我们有。我们会。我们一直在这么做。

例证之一，就是呈现给您的这部专著——描述、评析故乡逝去的岁月里感泣后人的大事小情。它截取明、清一段，抉微撷英，诉说故土贤杰，表述人文沉思，观照的正是故国家园的现实。斯人已逝，家山依旧长青；人文不灭，薪火神脉相传。从根本上说，任何过去的“史”，均为活着的“今人”所记，必然都是借古喻今。至允至公至慎的良史，也有事件人物材料的取舍详略，记录记忆偏差，核心乃史家的态度！故有“孔子删《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而本书的作者，我的挚友武光兄，不过是僻处黔中，劳碌一生——干了近二十年的基层教育局长，这是个“脚最长、事最多，人最累”的角色。穷年累月难积一功，出事则无小事，动辄影响社会、惊动高层。没有铁臂铜腰，却要管家顾友立业忧天下；并非清客儒士，偏好读书究理舞文论世道。《百态人间红楼梦》梓行两年之后，武光又撰写出这部专著。可谓咬定青山，执著不辍。其实，我们这一千人，整四十年前下乡的安顺知青基本都是这个作派。

那是1976年孟春，春节刚过，一个格外阴冷的雨夜，二十多个年轻人聚集在市郊一个小厂的会议室里，纪念一位刚逝去的中国伟人。我四妹何幼带来了当时很难寻觅的周公丝质绣像，全体人员低头默哀如仪。尔后便是长时间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我和武光倒是意见一致。那种时刻，这可是极其危险的活动。比尔后名垂史册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早了五十多天。它发生在僻远的黔中小城，弥足珍贵，引人深思。我一直认定，那天与会的兄弟姐妹都是时代精英，日后每个人的生存轨迹证明了这一点。几乎可以说，心忧天下的“精英意识”是知青群体心中的烙印，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生存状态。当晚，我还撰书了一副上联求对，至今仍无人对上。联曰：

虔，映山岳，六十载春秋一笔写。

后果是严重的。事后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当局追查了好久，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据说有些追查者也不是特别卖力。意味深长的是，悼念会上争论热烈，一派提出疑问：周公晚年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为何不当机立断，站出来驾驭中国革命的航船？忧国忧民的超前意识显而易见，虽然我们彼时不可能了解中国政局的多少实际情况，认识会有偏差。

整个六七十年代，奔波谋生是我们的命运，不懈地读书求索是我们青春焕发、激情澎湃的原动力，也是我们这一群来自安顺各中学的“老三届”成为终生挚友的根基。许多年里，我们没有温饱，为求食奔波山野，然而日穷思而夜不能寐者，绝非稻粱之谋。处心积虑弄到一本好书，便没日没夜地轮流传阅乃至整部抄录，聚在一起则议书论世，常常通宵达旦。朋友们会永远铭记两个地方：1980年前在我南街老家后院中的厢房里；之后在武光寓所，尤其是每个游子归家的春节。武光成家之后，此聚会竟持续至今，二十多年不变。我们交流切磋，谈天说地，一如明人薛瑄《题休休亭》中所吟：座中爽气常飘洒，天际浮云任去留。反复磨砺让思想碰撞出绚烂的火花，锻造出吾侪坚忍不拔、悲天悯人的德性。就思想领域而言，朋辈中还成长出中国思想界指称的“散落民间的思想家”。在政界、学术界、文化教育界也不乏成功人士。后来，武光干上了忙碌非常的教育局长，近几年还写出两部专著，真让以舞文弄墨为业的我辈汗颜亦感佩更欣慰。朋友们都清楚，先前家计艰难，以后俗务如麻，作者一直都在学习，在思考，笔耕不辍，遂能结出硕果。也可以说，那些让我们一生魂牵梦绕的日日夜夜，已然铸就了我们的生死之交，也为这两部专著架构了精神脉络，奠基了学术平台。  《安顺明清人文之旅》是本书的副题。其内容分为四个版块，以人系事，回溯追忆明清时期安顺人士和来安顺的人士的行迹言行。“人文”则是三十三篇非虚构性文化散文赖以串联的红线。不论今人古人、天子庶民，也不过以天地为羁旅，百年光阴，倏忽而过。然而人文不灭，文采风流，世代芬芳。正是作者刻意关注人文，着意描述人心，抒情写意，皆成锦绣。至于言止明清，则因此前安顺尚未明确建置开发，文献阙如，岂能作无根之论？

正题日《一地风吟》，同样浸透了浓厚的人文情意。从选材到铺叙，渲染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生动感人的事件。历史人物、事件仍不过是借题发挥的一个由头。阅读中你会很容易发现，叙事记言点到为止，字里行间议论抒情比比皆是。有时连描绘山水风物也透出抒情。如书中《徐霞客过安顺》一文谓徐氏著名的《游记》中记安顺仅二十八个字，但本文却有近三万字。其幽思深邃，饶富机趣，当得一篇徐氏评传，而又处处不离对安顺故土的人文思索。遥望逝去的岁月、远去的背影，读出的是我们一代中国文人的即时思考。我们热爱祖国民族，捍卫人及生命的尊严和自由，讴歌智慧，扬弃愚昧，勇于承担责任，爱恋亲友，愿为天下苍生作出贡献，也尽力使自己的一生过得精彩。这一切都曲折却明白地体现在《一地风吟》中，所谓文如其人，文胆、文情、文心，归一人心耳。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共和国公民，都知道和使用过众多的购物票证。国家有困难，为维持多数民众的基本生计，政府制发票证是必要的。其中，粮票肯定极其重要，黑市上一直非法流通，安顺城便流行用《宝贝》曲填上的词：宝贝，你爸爸(妈妈)在新桥上卖粮票被抓进了市管会……然而在1970年，那是“文革”中期，政局动荡，国家经济几近崩溃，城乡民众生活艰难，武光竟背着大过砖头的一陀地方粮票奔窜、辗转于安顺几所中学下乡知青落户的村野。那年月这可是真正的宝贝。性命攸关，藏在哪儿都不保险，背在身上同样心惊肉跳。因为这是国家财产，是年前我们在～次学生集体活动中偶然捡到的，大家决定暂由武光保管，待政府粮食机构恢复建置后处理，也就是上交。我们仔细数过并记录在案，共六千余斤，因为都是一二两的小票面。但当时吃饭是每个家庭压倒一切的大事，我们几家更处于半饥饿状态：穷教师家庭、子女众多且不止一个去了农村，食不果腹。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武光家还在地区一中的小屋中自养了一头猪，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理喻，而在穷极饿极的当时，却是一桩令人羡慕的事。到该杀的时候我充当了屠夫，打整干净后我们几个还用手推车送半架肉到市郊的华严供销社上交国家——据说居民也需执行国家所定“调五留五”政策。其实那玩意儿名为肥猪，比狗胖不了多少，半片才三十多斤，基本上是吃了一年的猪草长大的，人都吃不饱，哪有粮食喂它。那天下午，一帮朋友在武光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久违了的杀猪饭。其间有人抱怨：一头瘦猪，调什么五？三级猪都够不上。再说县上乡头供销社有哪个晓得你家杀猪？它自己死了。调个狗屁。

这就是我的知青兄弟。其时城镇居民每月供应二两猪肉，但我们诚实守法，有做人的底线，即便政策有空子也不去钻。六千多斤救命活人的粮票，武光兄为它的安危惶惶不可终日，岂敢稍动私分挪用的邪念，埋藏数月之后，如数奉交了粮食部门。

生计再艰难，书还是要读的。我们读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大小)托尔斯泰、萧洛霍夫、歌德、海涅、拜伦、莎士比亚、司各特、哈代、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大小)仲马、惠特曼、海明威、泰戈尔，也读《斯巴达克斯》、《牛虻》、《第三帝国的兴亡》……而高贵的维克多·雨果是我们一直景仰的文化伟人。作为法兰西名宿，竟大义凛然，直斥侵略中国的英法政府为“强盗”。他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笑面人》及号称浪漫主义宣言的文艺论《克伦威尔序》等让我们竞相阅抄，争论不休。他在《悲惨世界》中说：信仰、是人所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真乃圭臬之言。人生斯世，在先立德。只信奉动物丛林法则，只为自己而活，了无牵挂，还有多少人生意趣？1970年起，我们中不少人在农村做民办教师，而且都是绝对优秀的园丁。那一年我离开只任教一年的安顺上羊场学校时，几十名学生步行二十里山路送行。临别时哭声一片，感人至深。女孩子们还硬塞给我一大摞自绣的鞋垫。那时流行办“戴帽初中班”，这些淳朴可爱的学生只比我小几岁，但他们的实诚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感恩的真谛，成为我一生的信条：知恩必报。付出是快乐，牵挂别人是幸福。而武光在安顺毗邻普定县鲍家庄勤勉任教两年，与大队(村)支书等成了至交。为该村通电抽水上山，我和武光曾多次往返省城，帮他们搞紧俏的水泥电杆、六时铸铁管。此时我在镇宁县属的一个叫罗摆的小寨教民办，距鲍家庄不足一公里。那是我和武光交往最密切的时段之一。我们见天在一起谈天说地，读书写作。隔三岔五，安顺城里城外的一帮新朋旧友来两地聚会，杀狗举杯，苦中寻乐。但毕竟衣食已逐渐安稳，不变的仍是对国家命运、人民福祉的切切牵念。那些年，我和武光有更多的日夜纵谈，年方二十出头，探讨的全是世界风云、国家大政、信仰真理、历史英雄、故土家园、孔墨老庄、文学艺术等，当然也放言生活幸福，爱情友谊，激情伴随惆怅。后来相隔有空间，则有大量书信往返。尚存的部分书信和大量笔记，今天看来不少相当稚嫩，但那是一个时代一种赤子之心的载录，是我们成长的阶梯，求索的线脉。或许哪一天略加整理裁剪付梓，于世人还有些参考价值？

1975年初，在广州中大上学的友人带回了一份“供批判用”的文件。文件前有数百字的编者按，言明仅供批判参考云云，主体则是笔名李一哲的时论名文：《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这种“供批判用”文件或“内部发行”书籍等又是那些年的“一大发明”之一。因此我们得以读到透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重大改革信息的《布拉格之春》，揭示(前)苏联新思维先兆的小说，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西蒙诺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以后更有平装四册本张国焘《我的回忆》等。真是大开眼界。)这篇文章犹如重炮在我们这一小群人头上炸响，其效应略同于1966年长沙高一学生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杨因此文入狱，狱中自学外语、数论、经济学等。后出国深造，成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国外曾有学者预言，杨是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华人，惜天不佑杨，2006年病逝于澳大利亚。死前他说：愿上帝保佑中国)，窃以为，这是“文革”期间影响一代青年的两篇出自民间的最重要文献。这是后话。那几个月，若干次若干种场合，朋友们相聚热烈讨论。文中许多观点我们各有异议，但一点大家认识一致：中国要变，必须变。只有邓小平先生再复出，才能以较小的代价收拾中国此时的残局。身处祖国西南一隅，且对时事，特别是政治上基本没有多少知情权的当时，凭着对时局的一贯高度关注和对时势走向的基本把握，翌年早春我们能自发集会纪念总理周公，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面对命运，无论何种处境，我们从不轻言放弃。很多年后，武光还是回到了写作的路上来，用他的话说，这是最后的逃遁之地、也即归宿。其实，和驾驶车辆、说写外语等一样，写作不过是一种技能。常人读些中文系的必修课，多多练习，便可望成为一名写手。做个好写手，写什么不重要，怎样写也不重要，赍抱一颗真挚、感恩的心去写最要紧。庄生在《渔父》中所谓：真者，精诚之所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作者以真心面对古人，对宦游、旅游安顺及从安顺走出的先人过细审视，在同一分野的星空下聆听他们的足音，捕捉他们灵魂的呼喊，其实是对人生的严肃探讨，追索安顺过去、现在、未来自然人文资源保存发展脉络，语花心曲，可供故友知交诵吟欣赏，亦可资地方官员立言施政、传承利用一方生态人文资源之借鉴。

1968年11月15日，安顺一、二、三中的数千学生乘坐大卡车到本县农村插队。呐喊擂鼓欢送，我们也都是激情飞扬地奔向广阔天地，很有些壮士去兮的悲壮。至今我们仍无怨无悔，我这样说，至少能代表我们这一群铁杆兄弟姐妹。1988年春节之后，我和武光及罗运琪、李平英等发起安顺知青下乡20年聚会，数十名代表与会，追忆往事，畅叙友情，传达的一致情结正是无怨无悔。几年中，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学生到农村、农场务农，且不去讨论它对稳定城市局势、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当事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它改变和影响了一代人，奠定了一生的思想行为规范。具体到个人，中学时本人喜欢数理化且成绩优异，武光后来大学的专业是数学，没有“文革”及“上山下乡”这一段特别经历，今天我和他肯定不会在这里咬文码字。试图剖析表白自己，谋求刻画世道人心。我不知道这是悲抑或是喜。不过脚迹是自己踩出来的，这应该不算是一种最差的活法。人生天地之间，若庄生在《大宗师》中所言：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活着，操劳，老去，走完生命的历程，气定神闲，平和安详，有遗憾，没有抱怨。回望往昔，爬梳家乡先哲飞鸿泥爪，将忏悔、钦慕的沉思留给我们终将告别的世界，这或许就是本书的价值。

2008年对于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安顺知青上山下乡也已整整四十周年。真可谓去者青春年少，来时双鬓染霜。这些年几位密友一直在谋划，编撰一本纪念册，还为此搜集了不少相关的老照片，有的已动手撰写文章。眼看已是年中，书未成形，适逢武光的专著《一地风吟》交我供职的出版社由我编辑出版。我们一拍即合，让本书承载这项千钧使命：

借本书以追溯遥远的岁月，由此思及现世此生。

在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安顺知青，献给我那因同一命运相聚且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

这使命它可以承载。先人和我们都来到安顺这方热土，前三四百年他们走过，后三四十年我们追随。广义地说，我们都是学子士子出身，生命的岁月走的都是人文之旅。

作为一名老编辑，这些年也应邀为不少学友知交的著作写过跋言后记，但撰写序言倒是第一次。我是自告奋勇，武光欣然赞诺。不仅仅我们是挚友，不仅仅我们了解对方许多地方甚于了解自己，也不仅仅是我最适宜交代本书的来龙去脉和心路历程。直白地说，我有话要说有情要诉。我必须从四十年的禅悟生活中拈出几枚莲叶，勾勒它的性状，描画它的脉络。你也许只读到两个人的安顺。其实不然，写着这些悲凉动情的文句，连我自己都常常心痛不已。知青朋友们饱经沧桑的亲切面容老在字里行间浮现。他们都是我和武光的亲人，我们的交往求索应当可以算是一代人的缩影：遭逢千变万化，心路历程相同。另者，从对古人旧事的追忆中，作者还力求开掘并表达出人性中某些永恒的精气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中那些远去的长衫朋友，他们各自的人文之旅，其神脉和我们也是息息相通的。

北宋文坛大师欧阳公有名句日：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知怎的，在我记忆中总是“春风恨不到天涯”。今拈首句作序言之题，还是用讹记中的“恨”字。此字传达的是一种情绪，“疑”字乃描述一种意境，如我者或许是情绪更炽烈而意境稍逊耳。

本集中附有六十多张有关安顺的图片、老照片，多为民国以前绘制或摄制，其中不少还相当珍贵。它们自是安顺人文风物的见证，也是文集的组成部分。序言的主题则是论述作者与我以及知青朋友们四十年来的追求历程，也附上两张旧日照片，分别摄于1970年和2000年，三十年间，我的几位铁哥们儿已从青涩转呈老道，但啸咏山水，笑傲人间的意气没有改变。可惜照片后景上没有白塔，那可是安顺城中的标志性建筑，塔不算高，也没有文庙前的透雕龙柱珍贵，但我每每梦回故乡，隐约出现的景物只有塔影和虹山湖水，那是我少年嬉戏的去处，是游子岁月集攥的家园情结。祈愿春风更多眷顾我的故乡小城。它现在相当热闹，但远称不上繁华，都说有后发优势，其中也包括保住自然生态、传承利用人文资源方面，这也许是《一地风吟》学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戊子年小满·成都

写毕于5.12大地震后余震不断期

这本书半数以上的文稿曾经在《安顺晚报》文化副刊上登载，从2006年11月28日《徐霞客过安顺》首篇始，至2008年3月28日《杨树做官的二十个“不为”》止，共历一年零四个月。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又二年，我在撰写另一部红楼梦研究的书稿时，尚有与同人磋谈的“沙龙”意味的话，这次则是将双脚踩在了为之忙碌大半生的这块地上。

首篇“天涯孤旅”登出时，《黔山夜雨》栏目主持人唐明英女土曾寄语：

多情谁是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陆游《秋波媚》)古往今来，寄情山水的文人，在领略其中的光与色、情与景、人与事中，都会产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徐霞客过安顺》读来让人震动。对于读者而言，它的解读、分析、思辨都很有分量。徐霞客在人生的选择上，为何要以一生的代价，作“驱命游”，作“性灵游”，其间包含着多么深沉的人生体验，使你不由得会在心里一阵阵发紧。这篇文章，随处可见发人深思的真知，同时也激发人们去领略鲜活博大的生命方式和人格空间……

这里，唐女士作为栏目编辑，怀着良好的意愿，寄望于读者审美感觉的认同。无论是出于职业责任还是个人品质，皆令我感动。之后的交往证明了这一点。而于我来说，当时写这类的文章还只能是尝试，还有些生涩。但有一点则是动笔的初衷，即以古代、近代人文历史为题材，选择恰当的视角，力图表现出一种生命方式的全新呈示和人格空间的深度拓展。前者力图言说数百年前人的生存状况，或者说在一种社会状况下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活法；后者则力图体现一种精神状态，让后人从历史的深处感觉一种流动不息的力量。

表述总是需要某种形式，形式是思想的河道，但是，同样形式也是对叙述的一种限制。当我在寻求多种形式时，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多种叙述的可能。或许从《徐霞客过安顺》开始，就为本书的文字表达形式定了位。我始终认为，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取舍、解析是一回事，而表现形式是另一回事。而就本书而言，我更看重后者。

能够让真实的性情沿着某种形式浮出水面，非虚构性文化散文的形式正好提供了这样一条河道。

有关散文的定义很多，但我想，其中有一点大概不会错，这就是散文必须是性情之作。包含了作者的生命体验、人格精神、知识底蕴和艺术感觉。以散文的形式表述非虚构性的历史，生命沿着这样一条河道缓缓流淌，流出的是无尽的往事。是人生感悟的渲泻，是失望与希望的交汇，是无助的守望和生存之艰辛，是孤独的自由之旅。尽管表现历史文化精神的涌动和流变，不仅需要感情的投入，而且需要足够的学识、才情和哲理品质。在这样的境界面前，我永远是蹒跚学步的稚童。但当我找到了这样一种形式时，心怀为之豁然洞开。

很多时候，我把白天的喧哗和躁动关在门外，走进黑夜，走回一个人的世界，静静地，点燃一支烟，一动不动。往事如烟，透过夜幕，我听见历史开篇的一页轻叹，那里依旧有一叶叶发黄的理想，静静地躺在故纸堆中。在这个时候，在如墨的夜里，在无际的黑暗与寂静之中，游离现世今生，我开始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到遥远的古代去，让往事回黄转绿，摇曳出一串串如梦的激情。——我居然有了一种寻找真实的渴望。

这样的感觉带着浓浓的回归意向浮现，在同一分野的天空下，闪烁着正义、崇高的星光，美在山谷中汩汩流淌……在那里，依旧是一地风吟，回旋往复，唱着一支古老的歌……

在此生的岸边，我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呼唤，那是一连串关于生命的故事。我只能走过去，让个人存在于深深的历史痕迹之中，让生命从笔底流过，从中我能找到少年时代的梦想，重温许多个朝代以前就已经命中注定的此生追求。

或许，这种感觉的回归非我独有，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人总会走回心灵深处，擦拭某处已经满是积渍的人生路标，在生存的现实常态中去感受自身曾经留下的些许生命的光泽；人性中的复归知觉往往呈现出理想化的斑斓色彩，在不知不觉中来到面前。当我托嘱挚友何锐、罗运琪为本书作序、跋时，本身就有这样的成分。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何、罗的文字则更多地将这种回归，由遥远的古代拉回到现世今生。

于是，便有那些少年、青年时代共同拥有的岁月的追怀，有了上山下乡时知青生活的记述与感慨。当眼下各自的人生皆已定位，且足以应对光怪陆离的社会时，这种追怀有一种疏离已久的亲切，令人感动，也使本书凭添了另一层涵义。

那是这一代人独有的人生标记，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结。命运的无可选择，使差不多与共和国同年岁的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充满曲折和艰辛。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奠基了心灵底色，使人生从此有一层无法涂抹的悲怆。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生活是如此的贫困，思想却又是如此的丰富，年轻的心所渴望的，原本不是外在的限制和自身的束缚，而是真与美的自由创造。一面理想的旗在我们之间升起，在简陋的房舍、在街头、湖畔，同道相聚，彻夜长谈。那时思想不是灰色的，学识也不仅是纸做的文章，而是浸透了此生的信念，是生命意志的此在呈现。梦在白天四处激荡，充满了对新大陆的憧憬。

往事终将远逝，早年的经历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忘。几十年里，这一话题从一大把年纪的人口中重复了多次，谁也不觉得乏味和害臊(有些唐·吉柯德的意味)，自然有它的存在理由。起码，它使人想起作为人曾经拥有过的两个可贵的生存状态：真诚和激情——那是一张已经远去，对于这个世界已经陌生的破碎的脸。它幼稚但不矫饰，它虚浮但不虚伪。作为一种群体意识，其对于社会对于历史的作用，究竟是激活了麻木，还是张扬了愚昧，谁又能说得清楚？

岁月似乎在对与错之间并不在意踩过的每一步，人生也毋需宣言。四十年过去，值得珍惜的倒是友情，由此聚集的数十年不离不弃棒打不散的一班朋友，彼此已成为个人于现实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这在走过漫长的人生之后尤显重要。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文化、新闻、艺术、收藏界的不少朋友，他们多年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发展，知识的累积十分丰富，不少令我惊叹。他们淡泊名利，活得真实。我十分尊重这些朋友。在本书形成的过程中，我一直得到他们各方面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我所在的教育界的朋友，他们从各个方面促成本书的问世。这并非全然是对我个人，而更多的是对安顺传统历史文化的尊重。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同样难于与读者见面。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有篇什，言止明清，在史料的采集和历史事件人物的评判上，尚有偏执乃至误读误解之处，在此就教于方家里手。在具体的写作上，我力图既忠实于历史，又合乎今人的审视品位，但因此一些铺叙文字和议论性的激愤之辞，也会不时影响文章的整体结构。此生积习太深，性情使然，原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际上，我很欣赏那种平实的文字营造出的冲淡的境界，美得朴实宜人。但现在还做不到。或许再过几年，对世事更加洞明，看淡了世情人情，还能写出些平实淡泊的文章。

书稿即交付印，在此，也结束了那些终日在历史的缝隙中扒拉的日子。我不敢说今后不再写这样的文字，但似乎一切都已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说完，是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感谢命运，在如此匆忙的人生中，它给了我一段难得的安定的时光，让我完成了此书的撰写。  我由衷地感到，尼采那句“爱命运”是对人生态度最英明的指引。人的一生，算起总账来，何为得？何为失？命运并非全是恩宠或全是悖时，也并不在乎你是否喜欢。先哲有言：愿意的，命运领着你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你走。要紧的还是人生态度，好比抓一手坏牌，你骂它？恨它？我看人应持两种态度：一是把这一手坏碑打得精彩；二是等下一手或许是好牌。记得很多年前在我人生境况一度迷离时，一位朋友偷偷留给我的一张字条：前面是绝路，希望就在转角。这令我振作。有道是：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胡适语)，但凡是人，就得面对和承受复杂多变的世事人生，你能耐再大，都有局限，你得承认局限。看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人，必生怨生嗔，怎么可能去爱命运？

夜已深，窗外，初秋的夜空渐渐清朗起来。万籁静寂，只有手中的烟头一明一灭。一切悄然远去，古人与今人，往事与现世，皆沉人黑夜。我守住一野星空，默默阅读。把一颗嫉俗的心放在这如墨的夜里，浸洗三遍。我突然感觉一种存在的真实：人生不是匆匆奔向某一个目标，而是实实在在的体味每一过程，用手和眼去悦纳世间百态，在无处不在的真与美的此在呈现中去感觉人生的意义，如是走下去，心会变得轻盈、柔和。我真我爱，我情我在。

这似乎在证明我并未彻底老去。

2008年立秋，作者写于安顺银泉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