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迹。回首当年，恍若就在昨天。

“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或在中国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了“我”插队的生活。本书向我们展示了那一代人在一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经历。

一段历史，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迹。回首当年，恍若就在昨天。无论什么时代，人总有自己特定的舞台，它给人以磨难也带来生活的乐趣。人们在各自舞台上演绎着人生的戏剧，随着剧情发展而一步步走向成熟。

第二天，我发现我的被子被烧了两个洞，幸好没引起火灾。一双鞋和一件上衣不知道叫谁穿走了。去学习班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妇女站在屋顶上叫骂，他们家的鸡丢了。骂偷鸡的人不得好死，骂祖宗三代，整个村子都能听见。甭问，那准是六顺子的媳妇。六顺子在学习班里没有再打人，整天黑着个脸，看谁都像偷他们家鸡的贼。

下午，吴亚琼在大队广播站广播了一个通知：全体知青吃完晚饭后开会。六顺子家的鸡一丢，王振山就知道准是知青干的。吃完晚饭，大伙儿都集中在前排一个女生宿舍里。没进门先闻见一股香皂味，屋里很干净，也是大通铺，但都铺着干净的床单，墙上还挂着几面小镜子。见男知青进来，女知青们赶快把褥子卷起来，让我们坐在草席上。

看着人到齐了，王振山就说：“有人偷了六顺子家的鸡，我知道，是知识青年干的，谁也瞒不了我。自打我当上治安委员以来，我们村就没丢过一只鸡。你们来了，就把我们贫下中农的鸡给吃了。我看你们倒把贫下中农给教育了。知识青年，有什么知识？有偷鸡的知识。我看你们是制屎青年。今天不把偷鸡的逮着，咱们没完。写条子，会后找我，四两棉花单弹(谈)，都行。”

会上，知青们谁也没说话。包括老知青和党员知青在内，没有人揭发检举。会上没有人写条子，会后也没有人找王振山单谈。其实，几乎所有的知青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头天晚上，我们喝酒的时候，我看见前排和后排有几个宿舍都开了灯。我们闹得动静那么大，把他们给吵醒了。王振山见开会没有什么结果，就宣布散会了。第二天又把老知青和党员知青召集起来开会。大家都说不知道是谁偷的鸡。杨连生说可能是叫黄鼠狼拉走了吧。王振山说，黄鼠狼就在知青里面。这不是一只鸡的问题，这是反映阶级斗争复杂性的问题。这是阶级报复，说明知青里面也有阶级斗争，你们都要提高警惕。吴亚琼说，您说是阶级报复，倒给我们提了醒。白天六顺子打了那个富农，晚上他们家的鸡就丢了。会不会是那个富农偷的呢？王振山说，不会，借他俩胆儿他都不敢。这事一定要弄出个水落石出，要不咱们村就会鸡犬不宁。散会后，王振山把吴亚琼叫到大队部去商量对策。

我一直在怀疑，如果仅凭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就把我抓进学习班，而且迟迟不放我回生产队，恐怕理由还不够充分。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明哲带回来的那首诗。那首诗是明哲带回来的，可他却被放了，而我还关在这里，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莫非是明哲嫁祸于我，把我出卖了？

学习班已经办了一个多星期，审查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交代出的问题不是谁干活不出力，就是谁在种花生时偷吃了一把队上的花生种子，离“四五事件”越来越远。唯一和“四五事件”有点瓜葛的就是六顺子他们家丢的那只鸡。天安门发生了“四五事件”，六顺子负责审查坏分子和知青中与“四五事件”有关系的人，他们家的鸡就在这时候丢了。吴亚琼在大喇叭里通知宋晓明到大队部去一趟。他对我说：“哥们儿熬到头了，该解放我了。”我看得出来，他在心里偷偷地乐呢。

宋晓明从大队部回来后，趁着上厕所的工夫对我说：“你说吴亚琼多不是东西，她叫我承认鸡是我偷的。我说，鸡不是我偷的，我干吗要承认。她说，找不着偷鸡的人，这事就没法了结。咱们全体知青都跟着背黑锅。你要是承认了呢，就把咱们知青全给救了。王书记说了，既不追究责任也不处分。就叫你在学习班里多待几天，他会叫队里给你记上工分。”

我问他：“你答应了？”

他说：“我又不傻。”

我说：“千万不能答应，答应了你就背一辈子黑锅，走到哪儿都是个偷鸡的贼。”

他说：“那我得找吴亚琼去。”  我说：“你不是没答应吗？”

他说：“我当时没想这么明白，跟她说考虑考虑。你这么一说我还考虑什么呀。”

晚上排队买饭的时候，我找到排在中间的吴亚琼，对她说：“吃完饭我得跟你谈谈。”吴亚琼说：“我也正想找你谈谈呢。在宿舍里谈不方便，到广播室去吧。”

吴亚琼的广播室在大队部院里的东厢房，旁边那个院子就是铁匠铺。广播室的设备就是一台扩音机和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虽然已经到了四月，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吴亚琼还是穿着棉袄棉裤，脖子上系着一条绿头巾，脚上穿的是一双黑条绒棉鞋，猛一看完全是一个当地的妇女。她的父亲是铁道部的一位司长，据说他们家在礼士路附近有一座二层小楼。在学校上学时，她是击剑队的队员。放学后，我们经常在操场上看他们训练。吴亚琼穿着防护衣，戴着面罩，手提花剑，一招一式，英姿飒爽。我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妇女与那个矫健的击剑队员联想到一起。

吴亚琼对我说：“没想到叫你写了一首诗，倒把你牵连进去了。真是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管什么用？到这来不到一个月，先当了半个多月的劳改犯。”

吴亚琼说：“我知道你是自愿来农村的。你能留在城里找工作为什么非要到农村来呢？是想改造农村落后面貌，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吧？”

我说：“我没这想法。我既不想学金训华为一根木头去献身，也不想学邢燕子扎根农村一辈子。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觉得我应该来农村，就这么来了。那你是为什么来的呢？”

吴亚琼说：“毕业前，我能进击剑队当专业运动员，另外我父亲也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挺不错的工作，去铁路机务段当调度员。可我不想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我来农村也不单是为了寻求刺激，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我只是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

我说：“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脸红，高喊着那些豪言壮语，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在骗人吗？”

她说：“也不能那么说。咱们来农村客观上说就已经为国家作出贡献了。假如我们毕业后都不来农村，这么多人国家往哪儿安排。尤其是我们这几批学生，上学时不是学工就是支农，没上过几天正经课，你说把我们安排在哪儿合适？还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没想明白，那么多知青献身农村，可农村的落后面貌到底改变了多少呢？”

我说：“咱们先别想那么远的事，还是说眼前的吧。你不该强迫宋晓明承认偷鸡。”

她说：“这件事已经闹到公社去了。王书记也挺为难，如果查不出结果，他没法向上面交代，我们全体知青都要跟着背黑锅。我是从全局考虑，不能因为一只鸡毁了全体知青的政治生命。”

我说：“你怎么不考虑考虑宋晓明的政治生命？”

吴亚琼说：“那好，你说该怎么办？老乡们都知道，偷鸡的人肯定是知青，如果将来一旦查出来，那罪过就不是一只鸡的事了。”

我说：“你去告诉王书记，就说鸡是我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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