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惊心的“血祸”史！

一段恸天的“防艾”路！

她以令人敬仰的仁爱之心，悉心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她以理性的思考驱散着人们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恐惧；她以八旬老的病弱之身和孤微之力，冲破重重阻扰和压力，最早揭开因商业性血浆买卖导致艾滋病蔓延的真相。

《我的防艾路》由高耀洁所著，独家披露作者的防艾经历和生活细节，很多资料和图片系首次公布。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的防艾路》由高耀洁所著，独家披露作者的防艾经历和生活细节，很多资料和图片系首次公布。

序言 中国出了个高耀洁／朱学勤／001

前言 血祸：国家的灾难／001

一 血祸真相／011

可怕的血祸／012

只因卖血惹祸端／015

输血走上不归路／020

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032

二 揭开艾滋血祸的盖子／047

我怎样转变了对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看法／048

初查艾滋病疫情／052

揭开血祸真相的先锋／056

我揭开艾滋血祸的坎坷路／063

秘密调查南方五省艾滋病疫情／086

三 防艾宣传／091

编印防艾书报步履维艰／092

散发防艾书报过程曲折／109

四 救助艾滋孤儿／121

艾滋孤儿的生存状况／122

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刻不容缓／133

艾滋孤儿的苦与乐／138

五 防艾路上陷阱多／145

今后我还敢相信谁／148

假医游医危害广泛／157

我走上了被告席／163

一场“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闹剧／171

艾滋病防治，“既患贫又患不安”！／175

六 我和两位领导人的会面／181

和吴仪副总理会面／182

和省委书记会面／187

七 防艾之憾／189

防艾过时论／190

艾滋疫区官员欺上瞒下／19l

“血霸”圈养“血奴”依然存在／194

非法采供血屡禁不止／196

采供血管理混乱／199

防艾宣传不到位／203

八 美国和菲律宾之行／209

美国之行／210

从美国回国后的日子／224

难忘的两次菲律宾之行／233

写给远方的朋友／241

后记 我不是“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247

编辑后记 想你想得我肝肠断！／周筱赟／252

这两户人家都姓张，都是艾滋病疫区的村民，是我在2003年去村里调查遇到的，他们的遭遇非常相似。

张老太已经77岁了，老伴因病早逝，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现在却是张老太一个人带着7岁的孙女古真、6岁的孙子古扬艰难度日。为什么年幼的孙子、孙女竞由年迈的奶奶一个人抚养呢？

起因还是卖血！

张老太的四个女儿都卖过血，其中二女儿、三女儿已经感染艾滋病死亡，大女儿和小女儿现在病中。儿子古方和儿媳会明从16岁就开始卖血，他们两人都因此感染了艾滋病，害了一年多病，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也花光了。儿子古方于2001年冬天病死，儿媳感染艾滋病病毒但还没发病，她难熬苦日子，在丈夫死后不到一百天，就抛下一双儿女改嫁走了。当然，对方并不知道她感染了艾滋病。

张老太年纪大了，有多种疾病缠身，走起路来颤巍巍的。因为没有劳力，村里分的田已经抛荒两年多了，住的还是土坯房。张老太说，当年儿女卖血挣来的钱都买粮食吃了、买衣服穿了，还有就是为小儿子娶了个媳妇，根本盖不起房。古真、古扬两个孩子在本村小学读书，本学期学校学费减免政策取消后，他们就失学在家，每天跟着奶奶一起捡垃圾中的废品换几个钱。因为家里没钱，一直用不上电。直到2003年春节前夕，村里可怜祖孙三人，从邻居家扯了根电线，不收他们电费，这才用上了电灯。

张老太家中没有一点值钱的家当，全部加起来也卖不了50块钱。烧饭用的是捡来的玉米秆，锅里煮的是玉米糊糊，连一点油也见不到，更别说吃肉了。这是我在2003年春节刚过十天时见到的情景。

张老太哭着对我说：“孙女小真模样长得还周正，人也聪明，上学期语文考了95分，数学得了满分。给她化验过，没有害艾滋病，我就盼着有好心人来领养她！”我听了很伤心，这种期盼实在让人觉得凄凉！

另一户张家，住在距离文楼村只有三里多地的一个村庄。一进村就能看到张家的房子。房子是1998年盖的，房间里铺了当时农村还不多见的地板砖。如果不是这场灾难，张家在村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可现在呢？78岁的张老汉每天天刚亮就手拄着一根木棍当拐杖，步行十多里到县城去乞讨；76岁的老伴则常年因病卧床。这一切都是卖血惹的祸！

张老汉和老伴原本跟着两个小儿子生活。但好日子不长，一连串的打击就接踵而来。1999年12月四儿子张建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亡，四儿媳于第二年改嫁他乡；三儿媳小荣、三儿子张立也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于2000年7月、2001年5月相继死去，死时他们都只有35岁；张立的小女儿张星，由于母婴感染而染上艾滋病，于2002年6月病死，她死时只有5岁；二儿子2001年因艾滋病死亡后，二儿媳改嫁他乡；张老汉的大儿子因患脑溢血，死得早。

P17-18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期间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背起粪箩拾粪，走九里跨过省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副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高耀洁告诉我血祸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扔的都是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0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拄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十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患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了几百本防艾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血祸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她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2007年，她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也是她第一次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r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期间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挨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时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2007年，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不要出国领奖。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90年代初“血浆经济”的兴起。她说穿了艾滋病的“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

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个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想起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略作改动后，表达我对她的崇敬：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2010年12月19日

写于高耀洁八十三寿辰

老是有人称我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其实我不是“第一人”。第一个发现中原地区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的是河南周口市的王淑平医生，其时为1995年5月。但她没能坚持下去，后去美国攻读博士。而第一个发现中国艾滋病“血祸”的，是河北省防疫站(保定)的孙永德主任医师，时间是1988年。但他的报告未引起重视。我只是比他们更加坚持而已。

孙永德医师的名字不应被历史埋没。早在1985年9月，河北省固安县三个卖血者较多的村庄发生丙型病毒肝炎(HCV)，孙永德医师等人以血清学方法发现，在“单采浆还输血球献血员”中，丙肝病毒感染的总流行率高达47．1％，系由单采浆过程中血液交叉污染所致。而当时，仅河北固安县血站登记的供血员就有1．5万人，来自附近7县300个村，管理相当混乱(《单采浆献血员中流行丙型肝炎的血清学调查报告》，载《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90年)。

此后，孙永德医师在后续调查中发现，单采浆过程中血液交叉污染不仅导致乙肝(HBV)和丙肝病毒(}tCV)流行，而且导致艾滋病病毒(HIV)的蔓延。他非常勇敢，在1988年把相关的报告提交给河北省卫生厅，又找到国家卫生部，但都未能引起重视。

我是2008年才从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的高燕宁教授那里听说孙永德的名字。孙永德是我的老伴郭明久的校友，都是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沈阳)。他和我的老伴同岁，都是生于1926年，但比我的老伴晚毕业两年。我曾经问过从河北来找我的艾滋病人，病人说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了。但我没去核实，如果他还活着，应该有82岁了。

距离1988年孙永德医生第一次发现血库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距离1995年王淑平医生发现中原地区的一些村庄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也有13年了，而我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是在1996年4月，从那时算起，到现在也已经有12年了。

历史曾经给了中国宝贵的机会。如果在那时，孙永德医生、王淑平医生和我，以及桂希恩教授、曾毅院士等专家发出的预警信号，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艾滋病病魔已经来临的警报能够早日响起，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的途径能够得到及时的阻断，那么我们还有机会在这场“世纪灾难”刚刚降临时，就把它扼杀在萌芽之中。最起码也可以使艾滋病不会如此快速地大范围地在中国传播。

但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个宝贵的机会没有被抓住。一次又一次的预警报告如泥牛人海，专家的大声疾呼成了旷野中的孤鸣。不仅是因颟顸而麻木不仁，而且因私利而装聋作哑，紧接着而来的是捂盖子。

结果呢？就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可怕现实：“血祸”导致的艾滋病疫情在中国大地上爆发。

如今，卫生部承认了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并且警告艾滋病已经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官方提供的最新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是65万。我无法确信这个数字误差程度，但就这个数字，也已经令人震惊了。

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诗经·大雅·烝民》)可为什么这个苍天的法则，竟然抛弃了广袤大地上的老百姓？

20年来，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艾滋病病毒已经悄悄地感染了多少人？其中有多少人是在“血浆经济”的狂潮中因卖血而被感染的？又有多少人是在医院求医时因输血而被感染的？已经因此被吞噬的生命有多少了？现在正在发病的又有多少人？每天进入这个死亡候车室的新感染者有多少？这场“血祸”最终会导致多少生命和家庭的悲剧？……所有这些，都已经被装进了一个巨大的黑箱，也许注定要成为永久的历史谜团！

数字是苍白的、抽象的。一些人对生命死亡的数字早已失去了感受能力。这些死亡一旦化为无名无姓的枯燥数字，似乎就淡化了血腥气，也失去了震撼力，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容忍，也可以被人们轻易忘记了。  但是，对我这个医生来说，我很清楚艾滋病所造成的死亡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数字，而是一串串真实的姓名和面孔，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面，一声声凄厉绝望的哭声，和一片片连绵不断出现的新坟……

十多年来，我调查了河南和其他省市多处艾滋病疫区，积存了千余张照片，有的是我拍摄的，有的是他人拍摄的。我一直相信，人是会撒谎的，可镜头不会撒谎；抽象的数字容易被忽略，可真实形象的记录有更大的感染力；大脑是会遗忘的，可照片能让人找回失去的记忆。我是个医生，不懂这些照片有没有艺术价值，但我敢保证它们都是真实的，其中没有一张是像“周老虎”那样的假货。

2004年，吉林一位叫姚尧的大学毕业生和另外两名志愿者，从我这上千张已经成了历史文献的照片中选出305张，无偿地为我制作了一套幻灯片，2006年和2007年又作了两次修改和补充，用于防治艾滋病知识的普及宣传。但2007年冬到2008年春，我发现我连同防艾书籍寄出这套幻灯片的光盘，竟然不知流落何处。大概是有碍一些人的“面子”了吧。我不禁感到又可气又可笑：他们竟然像老鼠害怕阳光一样害怕真实。真是“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诗经·邶风·相鼠》)

为了剥去这些无耻老鼠的皮，也为了继续我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更为了保存这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真实，我又一次整理和补充了这套照片，除了增加近期的新照片外，又配上了我、其他志愿者和一些艾滋病人写的数十篇诗词，供读者认识艾滋病的传播真相。

在这些照片中，可以辨识面容和姓名的艾滋病感染者、病人76人，患儿17人。另有艾滋病人死亡后留下的孤老19人、孤儿84人、配偶4人，他们均系健康人。还有很多围观群众，我已无法清晰辨认他们的身份，可能多数也是受害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如今已经辗转在病榻上苟延生命，或者已经含恨躺在那些连绵的新坟中了……这些贫穷的农民很少有机会照相，就让这些照片成为他们卑微的生命和惨痛的经历的记录吧！

我为什么要选择305这个数字呢？因为《诗经》是305篇。我出生于山东曹县的名门望族，幼年读完四书之后，开始读五经，我读的第一部就是《诗经》。从那时候开始，这部文化的经典就伴随了我的人生。直到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还能一字不差地流利背诵多篇《诗经》原文。在我的心中，它不仅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部诗歌类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人们会知道“诗既亡，春秋作”(《三字经》)，可见《诗经》闻世早于《春秋》一书。可惜，当今之世读四书、五经者实为罕见！

当我在艾滋病疫区，看到社会底层那些无辜的弱势百姓挣扎在艾滋病的魔爪下时，经常想起《诗经·大雅·瞻印》中的名句：“瞻印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抬头仰望上天，对我不施以恩情。天下已很久不安宁了，降下如此大祸。)

当我遭到某些人散布的污秽谣言时，就会想起《诗经·大雅·瞻印》的另一段：“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那个聪明的女人，就像猫头鹰那样发出恶声。这是一个长舌妇，是造成祸乱的根由。)

那些散布谣言的人，舞动恶毒的长舌，发出猫头鹰一样的叫嚣，他们才是这些污秽谣言的大本营！我要用事实回击他们！

在我因揭露艾滋病的真相而遭遇压力，并牵连了亲人，特别是直系亲属时，我常常默默地背诵《诗经·邶风·柏舟》的诗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这些诗句简直就是我的心声。这么多年来，我就像在激流中驾着一叶柏木小舟顶风冲浪，随时都有灭顶之灾。我常常长夜不安难以入睡，心头聚集着无穷的忧愁。我为艾滋病人的命运而忧，又为那些恶毒小人的打击而怒。在遭遇无数的痛苦和侮辱以后，我静下心来思前想后，心潮难平。我怨天上的日月，你们干什么去了？为啥不放射光芒照亮人间？我心中的忧愁抹不掉，好像没洗的脏衣裳。我恨自己没有一双翅膀，带我飞离这苦难的大地。

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岁数了，该颐养天年了，整天操那么多心干吗？我总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国风·黍离》)来回答。我忧的是“血祸”未止，“艾魔”未灭；我求的是这个“世纪灾难”早日结束，苦难者早日摆脱苦海！

我已经年逾八十，自知来日无多。这场惨烈的“血浆灾难”，我怕是看不到尽头了。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先生发出人口警报，认为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但没有被接受，反而遭到了大批判。结果是让今天的中国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即所谓的“马寅初悲剧”——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

请记住我这个老人的呼喊吧！

高耀洁

200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