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重新回首当年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他的讲述与其说是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不如说是一名作家的心灵成长史，从中折射的是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精神和心灵所带来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农村走过的艰难改革历程与巨大变化。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海明威的一句名言，作家陈忠实借用这句话，将当年创作《白鹿原》的成功奥秘一语道破。

《白鹿原》自1992年问世以来，以其厚重悲怆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誉为“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斑斓多彩又触目惊心的中国农村画卷”，是当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作品先后被改编成话剧、秦腔、舞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样式，1997年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时隔17年后，陈忠实重新回首当年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他的讲述与其说是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不如说是一名作家的心灵成长史，从中折射的是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精神和心灵所带来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农村走过的艰难改革历程与巨大变化。

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二 卡朋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三 枕头，垫棺作枕

四 沉静与松弛

五 难忘1985，打开自己

六 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

七 寻找一种叙述

八 复活了的呻唤声

九 关于性，庄严与挑战

十 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简

十一 我的剥离

十二 原的剥离

十三 原上的革命

十四 原下，自在的去处

十五 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

十六 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后记：说一回多余的话

附录：关于《白鹿原》的问答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8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想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写作欲望。

这是1985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正对中篇小说的多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短篇小说也还在写，只是舍不得丢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各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各篇的结构形式，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不着重故事情节，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儿，而努力寻找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梢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我在1985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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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业已出版的六十余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中，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时，我写过一篇不足千字的《后记》，留下我当时欣喜而又鼓舞却还属按捺得住的情状。后来还给少量几种小说和散文集子写过《后记》或《自序》，却不是我的自愿，是责任编辑带有强迫性的要求，在于这几种书属于出版社各种选题的丛书，规定凡人选这套丛书的作者都必需写《自序》或《后记》，我不能搞特殊化的例外，便写，以维护丛书体例的统一性。后来找到一种省事的途径，把某一篇短文作《自序》，后面附加一个“代”字，虽然有点勉强，得了该书责任编辑的宽容，也就了事。

不是我偷懒，也不是我摆什么架子，而是出于我对写作的可能属于偏颇的理解，作家是用作品和读者实现交流的，作家把自己对现实或历史生活的体验诉诸文字，形成独立体验的小说或散文，发表出来，在各种职业各种兴趣的读者那里发生交流，如能获得较大层面读者的呼应，无疑验证了作者那种体验和表述那种体验的艺术形式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作家的写作用心和探索也就实现了。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体验，就没有必要作那种多为解释作品的《后记》，这不仅是相信不相信读者审美能力的事，也是作家自己面对读者自信不自信的事，相信读者会理解作家的体验，也会接受确实较为完美的表述艺术；反过一个角度，如若作品表述的体验得不到读者的呼应，表述的形式又难以为读者所欣赏，那么，《后记》作怎样的解释都是难以弥补的。我的这种理解可能属于一种偏见，却几十年难以改变，甚至形成一种意识深处的障碍，一当某种丛书统一要求写《自序》或《后记》，便有多此一举的逆反。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编成，我却自己反了自己的常态，想要写一篇《后记》，着意不全在解释这本小册子，倒是想说明这本小册子的成因。

2004年冬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陕西作协联合在西安召开文兰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研讨会，责任编辑修晓林和出版社副总编魏心宏都赶到西安来了。两位都是老朋友，相见自然高兴。尤其是魏心宏，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甚得他的赏识，在他编辑的《小说界》推出，并获该刊奖，给我刚刚开始的中篇小说创作探索以莫大的鼓舞。这回在西安刚一见面握罢手，魏心宏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来西安首先是参加《命运峡谷》研讨会，第二件事就是要约我写自传。他的热情和真诚让我一时哑口。稍作缓解后，我也真诚地告诉他，我还没有写作自传的打算。我又给他解释，自《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先后有五六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我都谢绝了，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样给他解释的同时，心理却隐隐着一缕亏欠。我随后便有了弥补这种亏欠的一个动议，试写《白鹿原》的写作手记，着重点在写作生活本身，而不在作者的自传。他欣然应允，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