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1897～1986年)，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这本社科类文集，收录的就是他的19篇文章，分小传和散文两种文体。其中小传1篇，散文18篇。

这是本社科类文集。收录文章19篇，分小传和散文两种文体。其中，小传是介绍的是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的生平事迹。而后面的散文的作者就是小传的传主。这些散文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务实”。

[小传]

欣慨交心

[散文]

无言之美

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慢慢走，欣赏啊!”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我与文学

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咬文嚼字

选择与安排

作文与运思

文学的趣味

谈对话体

谈读书

陶渊明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谈谦虚

看戏与演戏

生命

清末民初，在中国南方大别山南麓，桐城县阳和乡的吴庄，有两位私塾先生，在自家园旁掘地时挖出两个瓦瓶，他们断定这是汉代的古董，遂郑重其事地把瓶洗干净，供在香炉前的条几上，两人整整磋商了一天，决定要给这对古瓶作一篇“古文”记。他们拿来了红纸，用楷书恭恭敬敬地写就，然后贴在瓶子上面。其中一位指着站在一旁仔细端详的男孩说：“何不让此儿也写一篇？”另一位看上去是这孩子父亲的人张口便道：“他？还早呢。”言下之意这孩子还不够格，这种鄙夷之语无疑刺激了这孩子，这孩子心中产生了对文字的一种神秘感觉。他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给古瓶作记就好了！看来他对自己的企望并不高，更没想到自己日后将成为中国美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笔名孟实，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下一个家境日渐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朱黼卿是个乡村私塾先生。祖父朱海门，是个贡生，和晚清古文名家吴汝伦(1840—1903)有交谊。朱光潜十五岁进小学前一直都跟随父亲接受严格的封建私塾教育，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史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通鉴辑览》等。但他对这些严肃的书远没有对“禁书”感兴趣，当父亲不在家时，他便偷偷翻开家里的藏书箱，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厢记》和《水浒》之类的旧小说，并开始注意到金圣叹的点评，“才子”、“情种”之类的字眼时常在脑海里盘旋着。

不过，少年朱光潜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主要还是“经义策论”之类的时文。通过十年严格的私塾教育，等进了“洋学堂”(高小)，朱光潜已经能写就一手非常漂亮的文章，结果他在小学只待了一年便转入了著名的桐城中学。桐城中学是吴汝伦创办的。吴汝伦曾为严复多种译著作过序，思想开明，且又不废古文。在这种中西合璧的教学观念下，培养出像朱光潜、方东美这样世界级的学贯中西的大哲也就不足为怪了。

承袭传统，桐城中学特别重视桐城派古文，所习课本也是姚惜抱(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当时的教法是朗读和背诵，据说这样才能抓住文章的气势和神韵，等到范文读熟了，头脑里甚至全身都浸润了那一套架子、一套腔调，和那一套遣字造句的姿态，这时当你下笔一摇，“骨力”、“神韵”就都出来了。朱光潜把这套把戏称作“扶乩手”——全身“不由自主地动作起来”。确实，模仿是从艺的“门槛”，作诗写文章也不例外。据说少年光潜当时已经能通过模仿把文章写得如欧阳修、归有光一般模样。尤其是他对诗的爱好也是在桐城中学养成的。有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叫潘季野，是宋诗派诗人，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少年光潜对中国旧体诗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他读了《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唐宋诗醇》、《宋百家诗存》、《十八家诗钞》等选本，养成了每日必读诗的习惯。在他一生八百万言的著述中，《诗论》是他最钟爱和难以割舍的，这样丰厚的诗学素养是从幼时就种下了苗子的。的确，诗是所有文学中最纯正最有趣味的，诗中的字眼往往是精雕细琢出来的。朱光潜对文字有极敏锐的“嗅觉”，即便是受了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对桐城中学倡导古文也认为无可厚非，原因在于古文谨严且典雅，讲究声音的节奏，忌讳浮词的堆砌，着重立言的得体，这些都是作文的真切体会和精华，用不着厚今薄古。

二

人们常说大山里生长的人只有走出去见见大千世界方可成大器。朱光潜1916年从桐城中学肄业，随后在桐城大关北峡小学教了半年书。他不甘心自此在这穷乡僻壤里当一辈子教书匠，于是决定投考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当然仰慕的是它的“国故”，但终因家境贫困，只能就近考了不收学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当时他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满怀着希望踏进校园，渴望名师的指教，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师资水平远远不及原先的桐城中学。这个学校有一个教地理的教师，牵强附会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这个“名家”会把黑水讲成黑海，将流河比作非洲沙漠。还有一位讲《孟子》的国语老师，总会在每章中发现一个文章的义法，章章不同，什么“开门见山”，什么“一针见血”，什么“剥茧抽丝”，弄得乌烟瘴气。从此，朱光潜若是嫌恶一个人文学上的低级趣味，可以比嫌恶仇敌还要深入骨髓。

不过，事情也不尽是如此地糟糕。在武昌高师，朱光潜有幸结识了徐中舒、章伯钧。特别是作为史学、文字学名家的徐中舒，不仅和朱光潜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而且在朱光潜回国时，正是这位徐先生拿着光潜写的《诗论》向胡适推荐，胡适看了后立刻聘请朱光潜到北大任教。当然这是后话。至于说到武昌高师究竟给朱光潜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他规规矩矩地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圈点了一遍，也算略窥了中国文字学的研究门径。

当然，武昌的学习生活也有值得少年光潜回忆和留恋的东西：洪山的红菜苔、蛇山的梅花和江边几条大街上的旧书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武昌的师资水平固然让人不敢恭维，但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南京、武昌、成都这四所高师招收了20名去香港大学深造的留学生，朱光潜适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自己后来也坦言：倘若没有这次机会，可能他“还是冬烘学究”。这个自我估价应该是清醒的。

三

朱光潜一步入港大，顿生一种“异样”的感觉，置身于这“洋气十足”的英属殖民教育的环境里，别人把他和同学朱跌苍、高觉敷三人看做“怪物”，给了他们一个诨号叫做three wise men(三个聪明人)。可想而知，内地师范生的寒酸气自然难以让人看得习惯。反过来说，朱光潜他们也会对当地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最后，朱光潜作了自我心理调整，他说他学会了“容忍”不同的人并认为这是“受了一种教育”。

没多久，内地发起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和五四运动虽然互不相关，不过新文化运动提出要废文言倡白话，这对于受过私塾教育的朱光潜来说，委实在他的心中产生了剧烈的震荡。好似一个富足的商人，一夜醒来，旁人告诉他兜里装得满满的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这种感觉伴随了他一阵子，使他精神上很痛苦。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放弃了古文，转而作起了白话文。

港大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对朱光潜是一种重新铸造，他开始习惯有张有弛的生活节奏。对他来说，最为快意的事是一有空闲，便独自一人沿着住处(梅舍)旁的小径经过莫理孙舍(Morrison}tall)向山上走，经过几道弯，约摸一个钟点爬到山顶。在山顶上眺望大海，看着蔚蓝的晴空笼罩着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覆盖着青葱的树木，其间一些红色白色的房屋或隐或现，在眼底铺就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画面，此时，深深地吸上一口清新的空气，这成了他的一种“瘾”。

除了暂时做一个“空空如也”的原始人，朱光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紧张的学习中，他在自己房间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悬挂着同乡先辈方守敦写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凭着这种精神，青年朱光潜大量阅读了英国文学、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伦理学诸多学科的经典书籍，为他日后涉足美学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一个人兴趣的养成往往和他生活的某一阶段的师教是分不开的。朱光潜说他自己第一兴趣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再次是哲学，这也不能不说和他在港大的受教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朱光潜在港大课堂上第一次读到《古舟学咏》，觉得老水手射死海鸟的故事并不怎么引人入胜，甚而觉得有些枯燥乏味和离奇可笑。但一经英文文学的导师辛博森教授的点拨，顿觉那首诗里的每个音节和意象都是那么地美妙，前后的穿插安排又是那么地妥帖！从此朱光潜把这位导师看做自己“精神上的乳母”。后来他有机会到欧洲留学，首选进入的大学便是辛博森的母校——爱丁堡大学，这实际上是他在潜意识中对这位教授的深深敬佩之情在起作用。

哲学并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它是要教人学会珍视精神的价值，体会人的尊严。港大的伦理学老师——奥穆先生深谙此理，他给青年朱光潜种下了一粒“爱好哲学的种子”。那时的光潜才二十出头，稚气未泯，和同学们一起跟在奥穆先生后面，有意地抬高嗓门骂他，为的是让这位老师放弃讲授晦涩难懂的亚里士多德，转而去教“简赅明了的美国教科书”。可是不管你怎么骂他。奥穆先生依然摆动他那跛腿，偏着头，若无其事地带着微笑往前走。要知道，他还是一位讲课从不领薪水的老师，据说是因为教书拿钱是苏格拉底最鄙弃的事。慢慢地，朱光潜从这位脱俗的老师身上领悟到对于一个人，安顿自己的心灵世界才是最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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