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当今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漫长的文学生涯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几乎是一同走过来的，丰富而又坎坷曲折。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平易率真的文字，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世纪老人巴金和他生活的时代。

全书折射出一位文学大师的文化创造精神，尤其突显出一个历经磨难仍孜孜不倦探求真理、富有良知的正直知识分子形象。书中所触及和揭示的人生命运、道德理想，均具有广阔而深邃的思维空间。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生于四川成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101岁。

卷首

第一章　蔽芾甘棠

第二章　巴金和《灭亡》

第三章　《急流》和救亡

第四章　战乱和《寒夜》

第五章　“天堂”和《赞歌》

第六章 “烧掉我的全部作品”

第七章　讲真话和《随想录》

后记

“我的世界的核心”

巴金降生在一个世代做官、数世同堂的大家庭。在成都李公馆里，他“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他将在这个上百口人的小社会里生存成长。

李公馆在成都北门一带是有数的殷富，这条正通顺街就是官宦人家聚居的住宅区。李镛的大儿子李道河、三儿子李道洋都做过知县，二儿子李道溥，秀才出身，留洋日本，做过四品的“道台”，后来做过大律师。因此，在李镛父子努力下，李家达到鼎盛时期。李镛很自然要感激皇恩浩荡、祖宗荫庇，不仅出于因袭的封建礼教观念，也由于现实既得的利益，更加需要维护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制度，传播传统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来强化延续他们的家业。

李公馆上下近百口人，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既定的秩序中生活，像钟摆一样日复一日地运动。

李公馆虽然封闭，也难以完全抵制外来文化。到了巴金这一代，兄弟们也都上了洋学堂，学洋文。巴金的大哥李尧枚高中毕业后，还曾想到上海、北京深造，将来到德国学习新兴的化工专业。这个意愿没有实现，因为祖父、父亲另有安排。

李公馆这时就像一个容纳着驳杂文化的社会，正在无声地悄悄发生变化，这个家庭的人际关系、旧的生活秩序和思想观念正面临着新生代的挑战。新生代出身于此，并将反过来成为反对和埋葬它们的叛徒。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尧”是李家这一辈的排行。“棠”和“芾甘”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篇。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大意说，这棵小小的棠梨树，人们不要去把它砍伐掉，这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地方。周朝召伯有德政，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怀念。“芾甘”，小树的意思。他早期发表文章，常用这个名字。巴金是他后来从事文学写作所用的笔名。

1909年，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得到了一项任命，携带妻儿前往川北广元县就任知县。广元县在嘉陵江的上游，土地贫瘠，老百姓穷苦得一年到头连吃玉米都不能饱肚。李道河生平头一次独立主持一个县府管理，所以也很勤于政务，想做出一点成绩来。在他的治理下，政治似乎还清明，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李道河倒也没有草率审理结案。

对于深居在县衙门后院的幼小的巴金来说，广元的生活是平静而愉快的。

广元县衙门很宽大。进了大门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前后有六七进房子，周围还有草地和稀疏的桑林。巴金一家住在三堂。

白天，家里聘请了一位刘先生给他们五个兄弟姊妹上课，课堂就在二堂旁边。刘先生是一位温和善良的教师，轻易不责骂学生。他先教他们认方块字，继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旧村塾常用的启蒙读物。这位刘先生似乎也多少接触了一些新学。他会绘画，有时候还要帮助李道河画地图。他的绘画工具，诸如彩色铅笔、圆规等等，在当时可算是比较“先进”的了，因而使巴金感到好奇而羡慕。刘先生画过许多人物和动物，送给他的学生。这在巴金，都是非常珍爱的宝物。

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巴金和三哥尧林依偎在母亲身旁，她慢声细语地教他们吟读《白香词谱》，巴金听着母亲的吟唱，体味着古代著名词家的精致歌词，成了他幼年时代唯一美好的音乐享受。他们学词的课本是母亲亲手装订，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抄录的。这似乎是巴金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也是巴金引为幼年时代的一桩乐事。

母亲陈淑芬爱所有的子女，其中又特别喜爱巴金。也许因为他幼年时比别人更淘气可爱，也许因为他的生日和母亲竟是同日，这也会唤起一种特殊亲情。  她终年带着温和亲切的微笑，使人愿意和她接近，愿意爱她。在这个大家庭里，家族之间有许多倾轧攻讦，明争暗斗，有着数不清的繁文缛节和传统习俗的要求。对于一个长房媳妇来说，有许多难言的委屈和辛酸，但她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来。巴金父亲李道河官运蹇滞，有一次祖父李镛花了好大一笔钱给李道河捐了一个过班知县，到北京去验看，结果未成功。消息传来，李镛生气，兄弟妯娌冷言冷语，使母亲十分难堪，只能偷偷垂泪。这些事情还是在许多年后，巴金从大哥尧枚那里得悉了一些。

陈淑芬原籍浙江，随她的做官的父亲移居四川。虽说，她在李公馆是一位知县老爷的夫人，却很少一般官太太的恶习，而更像一位书香人家的小姐。她是一位聪慧、有见识、富有同情心的善良贤淑的女性。她有才学，也有德性。她对人宽厚，注意教育自己的子女。她几乎不用打骂体罚的办法，总是耐心地轻声细语地向孩子们解释种种事情。这在那个社会是很难得的。有一次，尧林打骂了香儿，她就责备说：“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她说话温和，但却严格要求尧林保证改过。在日常生活中，她就是这样对孩子们进行爱的教养，培养了一种宽容厚道的泛爱精神。巴金曾经这样记叙道：

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

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底好心我才能够在仆婢们底诚挚的爱护中间生长起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许多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等，都得力于母亲的教育，才使他们成为杰出人才。另外，母爱也是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冰心所吟唱的。但是，巴金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不是经世致用的教育，也不只是对于个人的母爱，而是对于人类之爱的长期熏陶。巴金怀着无限的深情描述过这种爱的教育：

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核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P3-6

这套书，特别要说明的，是“正传”二字。

鲁迅先生当年为《阿Q正传》题名之时，颇费斟酌，各传名目繁多，皆不好用，最后，便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中提取“正传”二字，用于阿Q，类乎戏笔。

其实，“正传”实很必需，在一个“戏说”盛行的时代。我们的“名家正传”，便是廓除“戏说”，本于信实，由有研究功力的作者以简赅之文辞，诚恳之态度，状名家之风貌，留历史之真迹。

其先，或已有更宏博厚重的评述，现在的本子，则是较扼要的一种，原因无他，乃是景观太多，时间有限，必得偏劳内行的人士，设计了最佳的路线，逐一指引给我们看。

当然我们期待，借此路径，让更多的名家，走近更多的读者。

主编 启

巴金老人离我们远行已经整整三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眼前，耳边也常响起他那浓重的成都乡音，书店里的书架上仍然终年陈列着他的书，还是长销不衰，剧院里、影视的银屏上也常演出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剧目，博得观众赞叹。有一次，一位友人看了新编的电视剧《家》对我说：比起那些新作，这样的经典之作还是要更耐看些，更有味道些，还能引起一些思索，感到一点艺术的享受……总之，人们还常要提起他，议论他的人和作品。看来他在人们生活巾、心中仍还占着一个重要位置，这大概就是昭示着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生命力吧！

但是，巴金的生命之路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精神启示和教益呢？譬如，他晚年说过，“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正是当前中国人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现在有些人一谈到这些问题就反感，说这是非文学反文学的。但是，哪个文学不管打什么旗号，何尝不有意无意地在教化着读者，这是一个躲避不了的问题，不是你承认不承认，想谈不想谈。如果一个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对读者的精神、感情、思想以至人生之路在不知不觉中起着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作用。巴金常说，他从事文学创作伊始，就是想着怎样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些，变得更善良些。

时光流逝得实在太快了，快得令人沮丧，恍惚间自己已经是垂暮之年了。想到我写过几本巴金老人的传记也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对巴老的认知和理解仍然很肤浅。这次老友金宏达君嘱我写一本简要的《巴金传》，供更多的读者阅读，更好地了解巴金。这是很好的想法，我也很想写得好些，写出点新意来，但已觉得力不从心，只能说是勉为其难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希望通过本书能对巴金老人有点初步的了解，知道为什么人们对他的为文如此关注，对他的为人如此敬仰，对他传存给我们的思想文化营养还能继续吸取享用？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点心愿，更须倾听读者和方家的批评指正，如若天假以年，还有机会再作补正和提高，以报答读者的厚望。这当是笔者的大幸了！

陈丹晨

2008—11—25

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

——曹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