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文坛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我依然相信，文学，特别是所谓的纯文学，或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民族文学的传承，不是依靠那些短命的、满足人们一时感官和欲望需求的浅层次的文学，而是依靠那些富于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魅力的，能够引发人们深度思索的，对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产生持久影响力的高层次的文学，而这非纯文学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莫属。

王能宪等主编的《足迹(著名文学家采访录)》为您揭开历史帷帐，体悟心灵世界，追寻创造辉煌的足迹。

《足迹(著名文学家采访录)》通过一批著名文学家的口述生动而鲜活地再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文学创作实践艰难探索的历程，研究经验与教训。正是这些文学思想、创作追求、艺术理念、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家，构成了三十多年来丰富多彩、绰约多姿的文学世界。

《足迹(著名文学家采访录)》由王能宪等主编。

序：三十年，文学的行进足迹/陈骏涛

宗璞 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吴舒洁

王蒙 青春永驻/王童

蒋子龙 改革文学的开拓者/杨鸥

陈忠实 天生一副作家心/邰科祥

唐浩明 文学是时代变迁与精神发现的通道/赵树勤 龙其林

梁晓声 世上自有真情在 愿将温暖洒人间/郑恩波 郭锦华

刘庆邦 根深叶茂/郭锦华 李建平

毕淑敏 关注生命/杨鸥

贾平凹 作家必须关注时代/邰科祥

徐小斌 特立独行 以血作墨/杨劼

王安忆 三十年的写作历程/张新颖

刘恒 感悟与实话/苏彬 郭锦华

方方 “阅读也是需要训练的”/姜广平

莫言 三十年的浓浓故乡情/周罡

何建明 国家叙述30年/舒晋瑜

铁凝 “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没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刘颋

严歌苓 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舒晋瑜

苏童 “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姜广平

刘绍棠 当代乡土文学的领军者——郑恩波回忆刘绍棠/郭锦华 李建平

吴思敬 诗路纪程三十年/王士强

朱向前 军旅文学三十年/李墨泉

白烨 当代文学的演变与新兴板块的崛起/杨劼

后记 编者

民主当然是好东西，是普世价值，但是如果操作脱离了国情，脱离了发展阶段，如果民主意味着权力的放松与削弱，如果民主引起了哪怕是最最原初的无政府主义，那么，这时可能出现的混乱与失控，挑战与动荡，毛泽东喜欢讲的叫做亡党亡国亡头的局面，就恰恰成为极“左”(或国际上的右翼如佛朗哥、皮诺切特之属)专制主义的扭紧螺丝钉主张的最好根据；在我国则成为回到原教旨主义、红卫兵主义，回到“反右”与“文革”路线，回到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清洗“走资派”方针的最好的理由。

所以要和谐。我们都有责任，我们也都有美好的愿望。我们都不能吝惜为实现和谐社会而付出代价。

童：经历了新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30年，您有些什么感慨呢？

蒙：我寻求一种感动，或云：将这种感动视为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走上了文学，走人了革命。同样的感动常常表现在音乐对我的征服上，这里，音乐比文学更直接也更少其他因素的干扰。但同时它更具技术性的困难，例如，我既没有乐器的装备也没有音乐的训练，所以我没有真正走进音乐。柴可夫斯基与贝多芬，勃拉姆斯与舒曼，刘天华与传统戏曲，苏联歌曲与美国乡村歌曲，直至日本的民歌演唱，都感动过我，像托尔斯泰、像契诃夫、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像《红楼梦》和唐诗宋词一样地感动过我，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文字不但是有魅力的，而且是有魔力的。通过文字，我寻找生命的密码，爱情的密码，我相信生命是一个寻找密码的过程。同样革命的命运与前途，也会从这样的密码中得到领悟。读到《贵族之家》的结尾，读到普希金的“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让我们用酒来浇愁／酒杯在哪儿？／像这样欢乐就涌上了心头”，读到“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读到“无产阶级失却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我感到的是喜悦也是涕泪，是升腾也是永远。生命之所以有价值，就因为它能够感动，生命的滋味就是感动的滋味，生命的纪念就是感动的重温。

有许多事情我说不清楚，想不清楚：关于生命，关于生存，关于死亡，关于我至少应该真正地感动一辈子，我至少一辈子应该有几件，颇有几件事真正让我感动。

感动就是生的与死的滋味，就是到太阳系、到大地上、到神州河山中走一趟的真滋真味。

感动里当然也包含着对于反感动伪感动蠢感动的冷嘲热讽，冷嘲热讽的背后，埋藏着的是对于真正的感动的执迷，冷嘲热讽而达到了尽兴，也是一种感动和娱乐。

我的感动并不、一点也不艰深，不各色，不自恋和顾影自怜。一曲梅花大鼓《探晴雯》，一首李商隐的无题诗，一座山峰，一片浪花，一座老屋子，一棵大树或者一株小苗，一叶扁舟，一钩残月或者落到海里去的太阳，时而使我感到生命的极致。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拉伯花园与比利时布鲁日的建筑，颐和园里的谐趣园与西湖边的平湖秋月，已经足够我感动得潸然泪下。连续听或者唱几首我所喜爱的歌曲，已经使我觉得此生再无所求。就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在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的西院，我从网络里下载了MP3苏联歌曲《灯光》，而且不是原版，只是我国黑鸭子乐队的小合唱，带有夜总会气息的歌唱，然而我仍然感动得泪水涌现。

“想起姑娘的话，战斗更勇敢”，这样的歌词使我立即泪水夺眶。一旦把青春、爱情与为了正义的英勇战斗联结在一起，我就无法自持。

你可能成功，也可能蹉跎一世，可能伟大也可能渺小如蚁，你可能幸运而且得到公众的宠爱，你也可能总是被误解，被会错了意。高尚有高尚的代价，低下有低下的收益，清高有清高的寂寞，浑水摸鱼有浑水摸鱼的红火，智慧有智慧的痛苦，愚傻有愚傻的福气。然而你活一辈子总该有几次感动的充盈，充盈的感动。你的生存的标志应该是感觉，感觉的最高阶段是感动。没有感动的成功是麻木的成功，而麻木的成功也许还不如痛惜与失败。也许与快乐相比，悲伤与痛苦更容易让人感动。当我为自己的失败，为好人的早逝，为朋友的离开而感动的时候，感动有可能得到一种升华，成为一种骄傲和平静，哪怕是只成为一抹苦笑。

感动里有幼稚的伤感，有淡淡的哀愁，有廉价的泪眼婆娑，有远远谈不上百炼成钢的软弱……对此，我作过反省，我还会作反省的。然而我更加珍视更加自信的是一种坦诚，一种胸怀和境界，是那阴暗的、肮脏的、狭窄的、渺小与无能的人一辈子也够不上、摸不着、更理解不了的坦诚、明朗与善良。是落泪后的含笑，是伤痛后的释然，是奉陪后的挥手告辞，是忘记别人的伤害，是永远对人抱着期望，是自得其乐、其乐在我的主动。P22-23

三十年，文学的行进足迹——《足迹》序（陈骏涛）

2008年岁末，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题为《难忘1978年》的短文，开头是这样说的：“1978年这个年份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我人生历史的一个新起点。”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张。十年“文革”耗费了我最宝贵的年华，1978年我已到了古人所说的“不惑”之年，但回望过往的岁月，不过是一片空白，此时我有一种强烈的焦灼感和紧迫感，总想找回那失去的年华，于是产生了一种重新书写自己历史的迫切愿望。我此后的三十年历史，正是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一起走过来的，其间不乏磕磕绊绊，但也确确实实是我“人生历史的新起点”，尽管这个“新起点”来得太晚了，也没有做出多少值得说道的成绩。

因此，当我读到《足迹》中不少作家谈到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感受，以及这个时代对他们创作道路的影响时，也深有同感。中国当代许多优秀的作家，特别是中老年作家，他们的创作经历都与改革开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贾平凹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就是我个人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代痕迹在我的作品中都能找到。”铁凝也说：“我的写作、我的成长，我作为作家的成长，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这是确确实实的，不独贾平凹和铁凝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先验地、刻板地去反映和表现改革开放的时代的人和事，而是说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学观念受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终于能够挣脱种种的枷锁和束缚，从而进入到一种比较自由的创作境界，去抒写自己所想写的东西。

于是，年逾八旬的老作家宗璞将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相汇合，“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以十五年的岁月，写出了长篇巨著《野葫芦引》的前三部——《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第四部《北归记》正待写中。“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能坚持？其实也简单，就是要留下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可珍贵的，而且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一段历史。春蚕到死蜡烛成灰。”宗璞如是说。

比起拖着病体，与“一支秃笔长相守”的宗璞来，王蒙则要洒脱得多。他1979年落实政策从新疆回到北京以后，三十多年来，从最初的《风筝飘带》到《坚硬的稀粥》再到《活动变人形》，从评点《红楼梦》到演绎孔孟老庄，直到小品文集《老王系列》，都在文坛上闹出了动静。可以说，他的创作是真正进入到一种自由的、丰富多彩的境界，年逾古稀的王蒙又焕发出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比宗璞和王蒙晚一辈的蒋子龙、陈忠实、唐浩明、梁晓声等人，也同样接受了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精神洗礼，在这三十年里，从中年跨入了老年。尽管蒋子龙并不喜欢“改革文学”这一命名，但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说他是“改革文学的开拓者”也名实相符。从《乔厂长上任记》到《农民帝国》，从城市写到乡村，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现实，也许是巧合吧，历时也正好是三十年。陈忠实和唐浩明则将目光投向了历史。陈忠实书写的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历史，这无疑受到了上一辈作家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但他又能摆脱或者超越柳青和王汶石的局限，从而使他的《白鹿原》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唐浩明书写的是晚清的一段“徐图自强”的历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是三部很有功底的力作。对近代文献的熟稔和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特别是对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段知识分子心灵、命运的深入体悟，奠定了他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的地位。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从“知青文学”起家，文学历程几乎与“新时期”同步，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杂论、影视等多个领域。他对作家的定义是“时代的书记员”，并声称“把希望寄托在民间”，反映了这一代人中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学观。  “50后”和“60后”作家，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在“70后”和“80后”还没有完全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时候，“50后”和“60后”无疑是当今中国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刘庆邦、毕淑敏、贾平凹、徐小斌、王安忆、刘恒、方方、莫言、何建明、铁凝、严歌苓、苏童等人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部分代表，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当今中国最具实力的优秀作家的代表。尽管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同，文学观念和创作追求也有不少差异，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大体是趋同的：

其一，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他们都是从“新时期”(或前或后)开始写作的，是“新时期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莫言)，也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以文学的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历史、社会、人生等诸多问题的看法。

其二，为什么写作？写作是他们生命的需要，“不仅是心理上的需要，也是生理上的需要”(刘庆邦)。“对我来说，写作是自然和快乐的事，几乎是生理的需要”(严歌苓)。因此他们热爱写作，“这种喜欢就好比是信仰，相信里面存在着一个极好的世界因而渴望进入”(王安忆)。

其三，写什么？怎样写？“我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是我惦念的男人和女人，以及活人和死人，我写的是我自己”(刘恒)。“我写作只按我自己的内心需要去写”(方方)。关注的对象从关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转变为“关注人的问题”(贾平凹)，并且认为“任何作品，凡是能留下来的，应该是关照人性或者对于文学艺术有突破性创新性的写作”(严歌苓)。

刘庆邦的创作领地始终没有离开过煤矿和农村，并孜孜于构建他的短篇小说王国，有短篇小说“圣手”之称。毕淑敏起步虽晚，但后发制人，她的创作始终离不开“昆仑山情结”和“白衣情结”，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些为读者所看好的作品。贾平凹既涉足农村也涉足都市，但涉足农村的作品似乎更为人们所称道，《浮躁》、《秦腔》、《高兴》等众多作品，从文学语言到艺术风格，都造就了“这一个”无可替代的贾平凹。徐小斌“特立独行、以血代墨”，在女作家中独树一帜，《双鱼星座》、《敦煌遗梦》、《羽蛇》、《德龄公主》等既有丰沛的想象力，又富含文化内涵。王安忆三十多年来不倦地坚持写作，同时也不断地刷新自我，《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纪实和虚构》、《长恨歌》……构成了一串作品的长廊，影响深广。刘恒在小说和影视两个方面都有不俗的业绩，从《狗日的粮食》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及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等，都深得人心。方方也是一位不倦的耕耘者，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以洒脱大气名世，兼具冷峻、深沉、轻松、热烈等多种色调。莫言是最具有东方色调和地域特色的作家，同时也是被国外汉学界十分看好的作家，东方传统艺术资源和西方小说艺术元素的奇妙结合，造就了莫言独特的艺术风格。铁凝依靠从《哦，香雪》到《玫瑰门》再到《笨花》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跻身文坛，“文学要给世界以温暖给人生以体贴”反映了她的一种文学观，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成熟作家的文学理想追求与社会担当。严歌苓是海外作家的杰出代表，去国以后，就不间断地以别具特色的新作，引发海内外读者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以女作家的细腻书写着女人的情感史。苏童是这些作家中最年轻的，也是先锋和新锐的，以他丰富而瑰丽的想象，构筑了一个自在的文学世界，他的成长史也同样隽刻着这个时代演进的印迹。

以上作家大都偏重于小说创作，唯有何建明是个例外——专事报告文学写作。这不是说在我们的土地上报告文学是凋零的，恰恰相反，我们的报告文学是丰茂的，而且有不少很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只是其中的一员，当然，是很出色的一员。“我是歌手，假如我不歌唱，我还能有生命吗？”这是何建明的心声，事实上也是我们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心声。

正是这些文学理想、创作追求、艺术理念、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家，构成了三十多年来丰富多彩、灼越多姿的文学世界。

循着三十多年文学行进的足迹，我们感念那些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书写这段历史和生活的，分布于各个领域的作家，也包括那些已离开人世的作家。刘绍棠就是其中的一位。他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以后，就从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忘我地投身于“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建构，为当代乡土文学作出了贡献。评论家郑恩波的回忆，将引发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当代乡土文学领军者”的追求和业绩。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思谋变革，冲击极限，为诗歌创作赢得自由，为文学百花园多有增色。诗评家吴思敬以他敏锐的感悟和翔实的研究，为我们梳理了诗歌三十年的纪程，它的潮涨潮落，以及重要的诗人和诗作。

军旅评论家朱向前则以切身的经历、体验和研究，对三十多年来军旅文学的历史进程和重要军旅作家的创作作了高屋建瓴的评述，对我们认识这一特殊作家群落对三十年文学的贡献大有裨益。

环顾当今文坛，确实是复杂丰富、万千气象，与三十多年前“文革”时期几近凋零的文坛相比，简直是两重天地，不可同日而语。文学终于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单调走向了丰富，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当然，无庸讳言，问题很多，矛盾很多，悖论很多，难以解开的结子很多，所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品和垃圾并存，鲜花和杂草共生，生机和危机同在……这些恐怕都是事实。时代向前发展了，时移世易，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也产生了急剧的分化，不再是单一的教化功能了。又何况在一个商品拜物教畅行，市场意识和市场行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年代，文学要想保持自身的纯洁，又谈何容易！在一个多元共存、众说纷纭，一个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平等竞争的年代，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是怪事呢！

近年来，对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一直是文坛上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问题。从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当代中国文学“垃圾”说，一直到新近的“当代文学在走下坡路”、“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等种种的言说，否定当代文学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实际上，对当代文学评价的分歧由来已久。远的可以一直追溯到1986年，在“新时期文学”十周年的时候，就有危言耸听的“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论。其后是1998年，又有《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其部分论者显然有些失控地对现当代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家和整个当代文坛进行了一场无所顾忌的扫荡。两次否定，都引发了一阵骚动。今天对当代文学的否定，也可以说是以往否定之声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之中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离时代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值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真正伟大的、经得起历史淘洗和时间检验的作家作品还难以寻觅，但问题还是被论者夸大了。就论者的局部论点来说，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整体来看，他们的观点都过于极端，过于片面了，是以局部替代全体，以低端取代高端，将“垃圾”与“黄金”相提并论，以情绪化的言说冒充科学求实的批评。当代中国作家用自己的辛勤的劳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他们视创作如自己的生命，在当今世界，他们应当被列入最有创造性的作家的行列，只是这种创造性以往被压抑了，如今才得以释放，现在还正处在这种释放的过程之中。应该承认，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的，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其聪明才智并不弱于西方的一些获“诺奖”的作家，有些优秀的、富于独创性的作品即使拿到世界上去，也是毫无愧色的。当然，在这庞大的作家队伍中，也是良莠不齐、高低有别的，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垃圾”和赝品也不在少数，有些作品可能风光一时，但犹如过眼烟云，稍纵即逝，这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度都存在的，不独当代中国如此。怎么可以单凭个体的美学趣味和批评标尺，特别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定是非呢？为什么东方人就不能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呢？

当代文学的发展除了要排除自身的种种问题以外，还要应对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坛的新变化，在这种新变化的情势下，文学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这方面，评论家白烨以他对文坛持续的跟踪研究，提出了有创意的文坛“三分天下”的论说，并对这三大板块做了辩证的分析，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

不过，无论文坛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我依然相信，文学，特别是所谓的纯文学，或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全球化、市场化，高科技的发展和电子时代的来临，已经并将继续引发文坛的急剧分化，但纯文学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并不会就此消亡。一个民族文学的传承，不是依靠那些短命的、满足人们一时感官和欲望需求的浅层次的文学，而是依靠那些富于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魅力的，能够引发人们深度思索的，对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产生持久影响力的高层次的文学，而这非纯文学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莫属。

“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作过于悲观的估计，是失之片面的，也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对它的未来，我依然充满信心！

2010年4月3日写，16日、18日改于京东南隅从心斋

本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课题——“著名文艺家口述实录与研究”——最终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工人出版社共同策划推出的重点出版项目。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各相关单位领导的全力支持；参与采访工作的研究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在资料汇集、现场采访、文字整理等一系列工作中付出了辛勤劳动。

参与本项目的作家朋友，抽出宝贵的时间进行准备，认真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畅谈对文学、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同时，披露了大量关于重大文学活动、文学事件的珍贵史料，与此同时，还奉献出相关的历史图片，使本书得以图文并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著名书法家王镛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

对以上参与本项目实施和本书出版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评论家、研究人员和新闻工作者，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们谨慎地转用了少量网络上或书籍上登载的图片作为补充资料，难以直接与拍摄者联系，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如有疏漏之处，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