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称他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政府授过他“人民艺术家”称号；朱光潜认为他的小说屈指可数……他曾执教于伦敦大学，并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他是惟一得到“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现代作家，他是一个能透视生命并勇于面对死亡的作家，他也是一个被世界文坛长时间关注并不断被神话的作家，他就是老舍。本书向我们介绍了老舍的传奇人生。

他出生在满族这个艺术化了的民族，他是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幽默大师，他“跟北京这座城市有一种先天注定的、生死相托的不解情缘”，他在文革之初就自沉于太平湖，他的身后，又有着与诺贝尔奖有关的种种传说……本书向我们介绍了老舍的传奇人生。

绪论

第一章　小羊圈胡同

第二章　天涯游子

第三章　明湖樱海

第四章　国家至上

第五章　嘉陵江上

第六章　在彼岸

第七章　红色中国，红色北京

第八章　正红旗下

第九章　壶碎

老舍年谱简编(1899-1966)

主要参考文献

五四运动对于老舍的人生有十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身在北京，却并没有亲身参加这场运动。“(我)看见了运动，而没有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这是老舍的一个遗憾。但是，他毕竟身在北京，北京正处于运动的中心，那场急风暴雨将许多曾经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封建道德、伦理冲刷得七零八落，老舍不可能不受到震撼。从小生长于旗人极端封建保守社会圈子的老舍深受礼教之苦。个人爱情生活的悲剧，更让他认清了封建礼教的伪善与吃人本质。通过对于社会的观察，他认清了礼教的反动性。于是，老舍开始接受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将民主思想作为自己一生创作活动的主导思想。所以，老舍后来常说“感谢五四，他让我变成了作家”这样的话。

老舍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1921年4月，是一首新诗——《海外新声》，在一本日本留学生办的《海外新声》杂志上发表。不久，他又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她的失败》。从艺术上讲，这两个作品还比较幼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用白话文写作的。当时胡适与陈独秀极力推介的白话文，对于老舍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嘴里讲的，就是标准的北京白话——普通话的语言基础。然而，老舍的这个举动在当时也是极具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在掌握权力的阶层看来，这就是离经叛道。老舍的上司，一位思想极度保守的老学究，认为一个教师、一个劝学员，应当在文章、学问上做正统的表率，申斥老舍不应当写这样一些下九流、离经叛道的东西。但是，卑鄙龌龊的官场，此时的老舍早已经受够了。虽然这个工作薪水颇高，但老舍向往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去施展自己的抱负，不愿被这点东西束缚手脚。于是，他辞职了。

老舍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南开中学是著名教育学家张伯苓校长与严修先生创办的新式中学，是当时全国中等学校的楷模。京津地区政客商贾名流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孩子往那里送，十分著名。南开中学培养出许多一流人才，如曹禺、吴国桢、宁恩承等，还有一位后来十分著名的学生——周恩来。周恩来是张伯苓校长的得意门生，他在南开中学念完中学，去日本求学后，又在张伯苓新创办的南开大学里念书，因此是纯粹的南开弟子。共同的南开情结以及对于张伯苓校长的崇敬，也是老舍与周恩来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虽然南开中学的薪金不高，远不如在北京做劝学员时的收入，但是老舍在这里感到呼吸畅快。他可以一面教书，一面从事文学创作。老舍在南开的内部刊物《南开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3年寒假，老舍辞掉了南开教职，回到北京，在顾孟余的北京教育会任文书。由于北京教育会属民间组织，经费很少，因而老舍薪水很少，不得不出去兼职。由罗常培介绍，老舍在京师第一中学找到一份工作，教授国文，总共收入也不过40元。他得赡养老母，而且物价还在上涨，老舍的经济状况开始陷入困境。冬天来临的时候，已经适应了大手大脚花钱的老舍，不得不为母亲家里过冬用的米面柴发愁了。罗常培回忆：“一晚我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会所去看他，他含泪告诉我：‘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置寒衣和米面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让自己在三九天受冻？一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无论生活遇到何等困难，工作上，老舍永远是认真、负责的，学生们也非常喜欢听他的课。老舍在京师第一中学的一位学生这样描述老舍的国文课：“老舍先生教国文，不是硬邦邦地囿于一篇古文而字斟句酌，他的讲课内容极广，凡是与他讲解的文章有联系的东西，无不涉及。有一次，他讲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檄》，从武韦之乱讲到开元、天宝，唐明皇与杨贵妃，从《长生殿》传奇讲到‘絮阁’、‘小宴’、‘闻铃’、‘弹词’。他逸兴遄飞地唱了一支‘二转货郎儿’的曲子：‘想当初庆皇唐太平天下，访丽色把峨眉选刷……’一边唱，一边用手拍着板。学生们听呆了，不知唱的什么歌。”

此时的老舍对于基督教庶务非常热心。如果说年前加入基督教是为了摆脱爱情受挫的阴影、寻求精神慰藉的话，1923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所做的那些事情则完全是出于他的宗教热情。入教时，老舍就是在这座教堂接受洗礼的。《中华基督教年鉴》1924年第7期还有关于老舍的记载：“舒舍予……年二十六岁，北京人，民国十一年领洗，隶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曾任京师劝学员、南开中学教员、北京地方服务团干事，现任京师第一中学教员，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在天津南开中学时，老舍就曾翻译了宝广林先生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并发表于《生命月刊》第3卷第4期。此时，他又帮助起草了《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并积极推进主日学改革。从此，老舍成为一名忠实的基督教信徒，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济南、青岛、武汉、重庆，他都经常在基督教青年会做讲演，还利用自己与教会的联系，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提供帮助。

在教学和社会活动中，老舍意识到自身在学养方面的不足。经宝广林介绍，老舍认识了英国人、燕京大学教授易文思，得以利用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补习英语。不曾预想的是，这为老舍的人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老舍很用功，一段时间后，英文学得不错。后来易文思教授受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委托，寻找合适的北京官话外教人选。因为老舍是北京当地人，“北京官话”自然讲得很好，英文也还可以，所以易文思就选中了老舍。虽然老舍因为要赡养家中的老母亲，还有一点儿犹豫，但身处经济困境的他还是很快答应下来。母亲听说儿子在那么老远的地方找了份差使，也着实吃了一惊。虽然她没有文化，却是一个明白事理的母亲，绝不会只为了照顾自己，不顾孩子的前程而硬让他留在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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