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八高贤”中的宗炳(375—43)，史称好游观，不舍远近，除庐山外，还西涉荆巫，南登衡岳，晚年回归江陵，仍余兴不减，将所历山川景物绘于居室壁上，叹日：“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宋书·宗炳列传》)宗炳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尤其在山水画理论上卓有建树。他的《画山水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研究山水美和山水画的学术专论。他在《画山水序》里指出山水“质有而趣灵”，“以形媚道而仁者乐”，道出了山水的外在美(质、形)与内在美(灵、道)和谐统一的旨趣所在，为以后文人由山水而悟道提供了一种审美依据。在这篇序文里，宗炳提出山水审美主张，即“含道应物”“澄怀味象”，认为审美者首先应具备“含道”(心中装有道)、“澄怀”(澄净胸怀)的素养或前提，方能体验山水之美、天地之美、宇宙之美。他还在该序里说明山水画家的职责乃是：“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山水画家要用心来描绘山水，用心来聆听山水。宗炳把他所画的山水挂在卧室四壁，不仅继续游赏，还对着它们弹琴歌唱。宗炳观山赏水，听到了山水的合唱，进而领悟到自然的和谐之妙，领悟到“道”，从而才会笔有神助，画出有节奏美、和声美的顾盼生辉的山水画。这诚如清人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所识：“宇宙之间，惟山川为大”；山水画家其实是“以素纸为大地，以炭朽为鸿钧，以主宰为造物。用心目经营之，谛视良久，则纸上生情，山川恍惚，即用炭朽钩定，转视则不可复得矣！此易之所谓寂然不动感而后通也。”
优秀的山水画家是用心去领悟山水，勾勒山水；优秀的山水诗人也是用心去触摸山水，歌吟山水。庐山的慧远和尚虽至死也未出庐山半步(大至以虎溪为界)，却无数次地畅游庐山，足迹遍至庐山周围五百里内的山山水水。他的《庐山东林杂诗》与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写庐山清气氤氲之美和山音泉韵之美以及“挥手抚云门”之趣、“驰步乘长岩”之唱，传递出莲社信众徜徉于大自然怀抱、且与大自然交感会通的心灵愉悦。他们的《游石门诗序》与《庐山记》(系慧远作品)则将庐山诸岭形势、山光水色描绘得形神备致，妩媚动人。《游石门诗序》还多次写到作者对山水的审美感受，如“触类之形，致可乐也”，“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等等。这在审美体验上，比王羲之《兰亭集序》更加细致深入，可谓情景交融，而蕴藉隽永。论者以为该序“对后代的游记颇有影响。其由景立论，阐发佛理的方法，我们甚至可以在苏轼的《赤壁赋》中窥见它的影子。”
东晋后期，佛教在经历了三百来年的韬晦时代后取得自立地位。慧远便是佛教自立的标志性人物。他开了佛教中国化之先河。他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等五篇论文，为佛教的强势崛起挣足了面子。他在其山水诗文中顺便说佛，是很自然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慧远之所以盛名远播，吸引来许多弟子，还因为他能谈玄，是继支遁以后东晋僧人中的又一位谈玄大师。他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说来说去是要争得佛学的主导地位。随着佛学兴起，庄、老告退，在那些以浪迹天涯、纵游山水为旨趣的旅行者中，涌现出更多的僧人或优婆塞(男居士)。
《高僧传》卷六记载慧远的胞弟慧持，也是庐山东林寺高僧。他听说成都“地沃民丰”，又有峨眉秀峰耸峙，便借口“传化”而于隆安三年(399年)不顾兄长劝阻，决然离开庐山走上艰险的蜀道，十三年后卒于蜀中龙渊精舍。慧持人蜀沿途皆有山水之唱，据说也写得风韵标致，有其兄风范，可惜失传。李炳海先生说：“晋宋之际弥漫士林的浪游山水风气，虽然并不是源于庐山净土法门，但是，慧远师徒的所作所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庐山净土法门的名僧高贤，实际上成了相当一部分山水名士的精神领袖”①。
追随慧远上庐山的“十八高贤”中的刘遗民、周续之与当时居于庐山脚下的另一大隐陶渊明(352—427)并称“寻(浔)阳三隐”。刘遗民先为宜昌、柴桑二县令，后服膺慧远，去职上山，十五年后终老于此。周续之遁迹庐山，朝廷屡次征召不就，宋武帝刘裕谓之“真高士也！”他俩皆志在岩壑之闲远、水木之清华，为当时隐士中的佼佼者。
陶渊明则更具偏介之性。他在五十五岁之前的三十余年间，虽五次人仕，却五次主动归隐。这在古代士大夫中极其罕见。他最后一次归隐是在彭泽县令任上，时为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归隐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愿意衣着整齐去见上级派下来的督察官——督邮。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晋书·陶潜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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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土诗性”这一题目可做大，也可做小。大者可做成一部花团锦簇般的文士漫游史兼山水文学史，小者则可从具体人或事人手，以管窥豹而悟全貌。笔者这部书即取后者，通过四辑二十三组独立又相关联的人物与诗话故事，形成一串文士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发生、发展及壮大历程的珍珠链，让读者更为便捷和轻松地与中国文人一同登山临水，撷芳餐菊，同他们一起经历中国山水文学史上的星散云聚、月落日起，进而触摸到中国文人浪漫而博大的山水情怀，领悟到中国山水的多姿多娇与山水诗文的妩媚绝艳。这当然是笔者的初衷，倘若未达，则力有未逮，当为致歉。
这部书稿动手很早，却迟迟未能封笔，个中原委，一言难尽。幸得丛书主编、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力先生与济南出版社总经理、总编辑、编审丁少伦先生以及责任编辑赵志坚先生的宽容与扶持，本书才得以最终面世，特此躬谢。
书稿写作的后半程，笔者承蒙西南民族大学罗曲教授推荐，邀请到郭新榜同志帮助完成若干故事的撰写，亦一并致谢。
郭新榜撰写的部分为：“两宋青山”之“把酒临风岳阳楼”“醉翁之意不在酒”“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华土沃壤”之“雄篇秀句散人间”“匹夫常有四海心”“满溪明月浸桃花”“桃花温婉可人诗”“摇扇坐听清凉钟”。
屈小强
2010年12月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
中国传统文化悠远深沉、丰厚博广，犹如河汉之无极。对历史文献的发掘、梳理、认知与解读，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借以丰富坚实的史料，佐以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倚以现代的思维和理性的眼光，立以历史的观照与文化的反思，将某些文化精神进行溯源与彰显，以启发读者的新审美、新思考和新认知。
何谓“文化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中国乃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主旨，以传承中国文化为责任，以求提升中国民众的人文素质。而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需要新的努力；传统文化解读与现代意识反思之间的纠葛与交融，需要新的形式。正如陈从周先生在《园林美与昆曲美》中所说的那样：
中国园林，以“雅”为主，“典雅”“雅趣”“雅致”“雅淡”“雅健”等等，莫不突出以“雅”。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就是说，都要有文化，将文化具体表现在作品上。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有动观、静观，有节奏，宜欣赏，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是一首诗，一幅画，而不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是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它不是那种“嘣嚓嚓”，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领会不够；另一方面，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嘣嚓嚓”的急躁情绪，当然曲高和寡了。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不知其味。我们有责任来提高他们，而不是降格迁就，要多做美学教育才是。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亦如陈从周先生所言之“园林”与“昆曲”，正是以展示中国文化此种意蕴与神韵为己任的。
何谓“边缘”？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降落民间，走向大众，体现了对大众文化和下层历史的更多观照。由此，“大历史观”下的文化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角度渐显多层次，于是，那些不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或散落在历史典籍里的，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或事，日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丰满了历史的血肉。对于这些人或事的阐述与解读，是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透视与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亦甚为厚重而深远！
何谓“话题”？《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文化解读的别样文本，讲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采用“理含事中，由事见理”的写作风格，由话入题，由题点话，以形象化、生动化的表述，生发出个人新见和一家之言。这种解说方式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绝不戏说杜撰，亦非凿空立论，正是现如今大多数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呈现出学术与趣味的统一，“虽不能至，固所愿也”！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第二辑共计五种：
文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构成之一，却又是一个极其庞杂纷繁、差异悬殊的复合体，他们广泛存在于不同阶层，并标志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人生价值取向。《华土诗性：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将文士诗人行走于山水之间、真情触摸风景的行为方式与其独特的生命历程加以结合，贯以一千六百多年的中国山水文学史，揭示出“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性情”的审美奥妙。《山中岁月：隐士的生活与心灵轨迹》叙写的是隐士这一特殊人群的共有文化品格，即摒弃传统正统仕途的诱惑，率性而为，于山野田间实现真性情。他们归隐的动因各异，其各自的隐逸生活也各不相同。而《风流倜傥：雅士的闲情逸致与处世之道>则因事显人，在沧桑的岁月中，他们特立独行的本色气质更显超迈凡俗。他们的生活机遇、境界，乃至细微的举止和历史追想不尽的风骨情致，也折射出了某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历史上还有一类人，他们具有一种明晰的共同性，因此形成了一个群体。《梵音清韵：诗僧画侣面面观)向我们展现了佛教使中国艺术更加空灵、艺术使佛教更具人文底蕴的精彩图卷；同时，也探索了参禅之风对诗歌、绘画、书法、神韵情趣的熏染与影响。注目于诗僧、画僧与书僧的超脱澄澈，寻迹于他们的雅会风流、精神禅悦，从中能赏析到他们在笔墨深层充塞流溢着的狂逸之气，以及兼为艺术家的居士那僧俗两界的般若观照。
还有一种松散的群体，他们拥有着大致相通的行为特点，却难以固定和指认其社会阶层属性。在《醉卧花丛：浪子的快意与失意人生》中，有一些人，上至皇室帝王，下及落魄文士，在市井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矛盾斗争中生活，他们有着诸多怪异行径，拥有置身另类和正统之“夹缝”的特有文化性格，这些行径和性格却恰恰表现出了不可泯灭的生命价值。
诗云：“鹤鸣于阴，其子和之。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文化中国：边缘话题丛书》浸染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渗透着对文化传承的理想追求，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本丛书将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中国边缘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
二0一一年元旦
《华土诗性：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一书追溯古代文士漫游天下的行踪，纵览千百年来的山水文学长廊，其诗性、文风因时而异且与时俱进；其所描所写，皆得山水魂魄而物我浑一；其笔趣、墨意，则向着抒张个性与贴近现实开掘生发，从而使山水文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芳香可人的一株奇葩。
《华土诗性：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由屈小强和郭新榜编著。
由屈小强和郭新榜编著的《华土诗性：文士之漫游天下与山水文学》将文士诗人行走于山水之间、真情触摸风景的行为方式与其独特的生命历程加以结合，贯以一千六百多年的中国山水文学史，揭示出“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性情”的审美奥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