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红四军，即朱毛红军。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向赣南、闽西游击。在此以后的一年中，朱毛红军几经劫难，二次入闽，创建了闽西根据地。但是在胜利的形势下，红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严重影响到红军的生存与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之展开斗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党史专家蒋伯英教授为您解读《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蒋伯英，江苏省江阴市人，1944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主编，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等，为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福建省优秀专家。其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共党史人物、毛泽东思想、中央苏区历史等。主要学术著作有《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毛泽东的非常之路》、《邓子恢传》、《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革命史》(主编)等。

自1971年开始对古田会议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迄今38年，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在这一领域有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本书借“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由党史专家蒋伯英教授为您解读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的故事。

引言 军旗，从井冈山升起

1 “围魏救赵”行动

 柏路会议制定行动计划

 赣南游击受挫

 彭德怀痛失井冈山

2 千里大转移

 圳下村遇险

 大柏地绝地反击

 进驻“东井冈”

3 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人闽第一仗

 “朱毛到了汀州”

 “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4 初创赣南根据地

 朱毛彭瑞金会师

 与党中央发生分歧

 分兵赣南

5 朱毛红军二次人闽

 制定闽西六县游击计划

 “一鼓下汀龙”

 诱歼陈国辉

6 党与军事领导的理论冲突

 风起于临时军委

 白砂会议再起波澜

 《前委通信》袒露论争实质

 中共红四军七大停止争论

7 毛泽东潜行闽西山村

 上杭蛟洋之行

 指导邓子恢制定土地革命政纲

 从苏家坡到金丰大山

 重返苏家坡

8 朱德率部转战闽粤

 击破“三省会剿”

 攻占“铁上杭”

 出击东江受挫

9 周恩来确定朱毛红军发展方针

 陈毅赴上海党中央请命

 陈毅五万言报告书

 周恩来心系朱毛红军

 周恩来与中央“九月来信”

10 古田会议的准备与召开

 毛泽东重返红四军

 从汀州、新泉到古田

 毛泽东拟定建军纲领

 古田会议顺利召开

 “风展红旗如画”

柏路会议制定行动计划

1929年元旦过后，井冈山成了冰雪的世界，天寒地冻，山野茫茫。远方，湘赣两省军阀，暂时放弃彼此的隔阂，至少是为了眼前各自地盘的利益，正在集结，国民党两省大军，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国民党军从1928年11月开始就开动各种宣传机器，高调宣扬对井冈山的“会剿”，却又迟迟不见行动，表明湘赣两省军阀之间还有诸多利害不能达成一致，也表明谁也不肯充当先锋，因为两省军阀都曾经与朱毛红军交过手，而且也都吃过红军的亏，所以只是虚张声势而互相推诿。南京政府原先指令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为此次“会剿”总指挥，但朱培德却又呈请蒋介石由湘军主帅何键代替他为总指挥，并且议定“会剿”的经费由两省各自承担。

如此又是信函交驰，又是互派代表会商，讨价还价，一直拖到1929年1月1日，何键才在江西萍乡正式宣布就任这次“会剿”的总指挥，开始付诸实际行动。

而远在深山的毛泽东、朱德，对于时局的变化始终密切关注，湘赣两省军阀的动向也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由于得到了“八月失败”的教训，全军经过整顿已经重新振奋起来，三战三捷，重又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本地区，士气极为高涨；又由于中央“六月来信”对朱毛红军的支持和战略方针的肯定，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军政治核心已经确立；而湘赣两省军阀貌合神离也显示相互之间尚处分裂，利用其矛盾仍有取胜的把握。

在此情形之下，新成立的前敌委员会和由谭震林任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凭着对敌我态势的判断，从11月间开始就着手打破敌人“会剿”、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部署和准备。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后来向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作了这样的报告：

湘赣三次会剿早已鼓吹极端，前委(中央指定的毛泽东为书记)及特委久判断到了。在会剿的两月前，已有了相当的布置，如修筑五井坚固工事，搬运充足粮食，建筑巩固的军事根据地，都是十分注意。特委对各县党在三次会剿中工作布置，亦颇详尽。

显然，11月问的朱毛红军与井冈山各级党组织，并没有撤离井冈山的计划，而是积极备战，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击退敌人的“会剿”。然而事隔一个月，当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于12月上旬来到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之时，由于严冬季节的寒冷和粮食短缺，经济成了最大的威胁，而消息显示，湘赣军阀内部似趋妥协，合力“会剿”井冈山的态势渐趋明朗，朱毛红军的对敌计划也就发生了变化。

红五军党代表兼军委书记滕代远在到达井冈山以后向湖南省委报告说，他与彭德怀率领部队在向井冈山的途中，湘鄂赣之敌大军云集，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新军阀内部似渐趋妥协”，他们乃决定不再返回平江，直趋井冈山。到达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之后，12月10日，毛泽东、朱德与彭德怀、滕代远随即在宁冈新城召开前敌委员会，红四、五军军委以及地方党的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决定四军出发游击，五军防守井冈山藉资休息和训练”。

宁冈新城会议的决策表明，毛泽东和朱德改变了原先坚守井冈山的计划，至于为什么改变，具体部署如何，滕代远的报告并未细说。实际上，关于这一计划的讨论，各级党组织的意见并不统一，反复讨论了一个月。

时间又过了20多天，敌情更加明朗，新军阀终于达成合力“会剿”的决定，井冈山的领导者们则几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此次“会剿”，表明了反革命的最高潮。就如大海的浪涛一样，既有高潮，必然就有低潮。问题是如何避开敌人的反革命高潮，积聚革命力量，待到敌人内部分裂、势力衰落之时，推进革命发展走向高潮。

而正在这时，中共中央给井冈山送来了中共六大的六种文件。毛泽东、朱德决定马上召开一个会议，传达这些决议，同时对于面临的如何击破敌人“会剿”和解决经济诸问题，必须作出最后的裁决。

这个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29年1月4日，会议地点是在宁冈县柏路村，所以又叫柏路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了前敌委员会，湘赣边界党、团各级领导和红四、五军军委的领导人共60多人。会议除了传达中共六大决议之外，着重讨论如何应对当前湘赣敌人的第三次“会剿”。由于涉及问题广泛且极为重要，各方意见不易统一，会议持续了四天。

据曾经担任过红四军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并且参加了会议的陈毅说，对于如何应对敌人大规模的“会剿”，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为“以守为攻说”，这种意见是积极动员井冈山根据地八县群众的力量，凭借井冈山天险，诱敌进攻，待其疲惫之时，指挥红军与群众将其“夹击”而歼灭之。

第二种意见为“死守主义”，认为井冈山天险难以攻破，而蒋桂两派军阀必将破裂而引起混战，只要固守两个月“即可得最后胜算”。

第三种意见为“抛弃边界说”，认为不要死守边界，采取“打圈子”政策到别处“另图发展”，红军一走敌人自然退出，如此才能保住边界的党和群众组织。

毛泽东对这三种意见都不赞成，认为第一、第二种意见是忽略了群众利益，并且过分夸大群众力量的“死守主义”，然在战略上无援可待的情况下，“只是守死而不是死守”；而在井冈山死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怎能坚固军心，期望蒋桂战争爆发，来解井冈山之围这当然是一个毫无把握的事”。而第三种意见，毛泽东认为是脱离群众的“自了主义”，更会因为缺少群众的支持而导致红军、群众同受损失。

经过再三讨论，前敌委员会对这一反复酝酿研究了近一个月的行动作出最后的结论，确定了如下决议：

A.在目前时局之下，湘赣会剿的环境之中，只是消极的抱定保守边界政权还不够，须要建立一个积极的政策以报答敌人的进攻。

B.因此，军中的党与地方的党都要积极起来，打破犹移不坚决与避免斗争的不正确的观念，团结内部领导群众，一致动员向敌人采取有利的攻势，打破脆弱的敌人，使无法会剿井冈。

C.为达到上述目的，决定四军大部出发赣南，五军(四军之三十团)守山移动目标，转攻敌人之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之计划，企图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

这份决议的这一内容，是原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出席这次会议之后第七天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所写的报告中所引述，是目前所见各种史料中，成文时间离柏路会议最近的一个文件，准确性和可信度极高。

简而言之，就是红军应当采取积极进攻的姿态，以攻为守，着重打击较为脆弱之赣军，破坏其“会剿”计划。其策略是采用战国时期齐国大将孙膑“围魏救赵”计谋，向敌后赣南地区出击，从而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

柏路会议还有一项重要的决定，将刚到井冈山之红五军5个大队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在会议期间，还有人提出一项动议，把红四军与红五军混合编制，人员与枪支重新平均安排。这一提议的目的在于打破原来红四军存在的“分团主义”倾向和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之间的“历史界限”，避免重犯“八月失败”时二十九团的宜章农军在湘南溃散的失误。而这种“分团主义”，在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之中同样存在。杨克敏向中央报告说：“二十八团原是朱德带领的，三十一团原是毛泽东带领的，两团之间，似乎有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之分别，团与团之间似有点历史上的界限”；虽然朱毛之间并无什么意见，但是“朱毛以下的官长就难说了”。

由于这一弊端已为大家共识，而且为此多次开会却又始终未得解决，因此这一提议得到了多数到会人员的赞成，然而红军大规模行动在即，时间紧迫，显然来不及做这么大的调整，只能先将红五军的番号变更一下。但是杨克敏这段以往不太被人关注的警示，却揭示了朱毛红军存在的一大问题，对于几个月以后红军中滋长起来的小团体主义与非无产阶级意识，以致危及红军的建设，埋下了隐患。

柏路会议结束，已是1月7日，而湘赣两省国民党“会剿”大军已经陆续到达出发攻击的指定地点。朱毛红军立刻行动起来，开始了反“会剿”的各项动作。按照柏路会议的布置，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第三十团和王佐指挥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这两个团约1200人的兵力立刻被派遣到各个哨口要隘，迎战来犯之敌。

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以及独立营、特务营，总计3600人，也迅速集结起来，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敌后出击，踏上了艰难的行程。随同出发的重要将领还有军参谋长朱云卿，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谭震林，前委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三十一团团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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