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王朔继《致女儿书》之后推出的新作，也是他复出后推出的首部长篇小说。

一个叫做方言的人自杀死亡了，没有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若干年后，方言的女儿咪咪方在国外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但对父亲的自杀始终不能释怀。于是她回国，找到方言生前的挚友老王。已值“风烛残年”的老王，时隔三十多年后终于敞开心扉，向逝去多年的挚友方言的女儿咪咪方说出了她父亲生死的谜底。小说随着老王言不由衷、躲躲闪闪、矢口否认、百般诡辩而渐渐进入到隐秘的深处，由此揭开了一个人痛苦的内心生活和全部人生滋味。两人的谈话变得漫长而艰难。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跋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1

○四年，我还住在朝阳公园门外朋友家里，一天早上，楼上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一封信，是咪咪方从三藩市写来的。因为不知道我的地址，经过几个朋友之手耽搁了几个月才转到我这里，信皮儿已经有点皱了。她在信里写她就要高中毕业了，考上了东部一个我拼不出名字的公立大学的英文系，夏天就要从家里搬出去，租房子或者住学校宿舍。她有了一个男朋友，当地人，诚实、文字能力强、理智但是沮丧——她在信中问我“是不是和我爸有点像”。她说，她的理想就是尽快念完这四年大学，然后回北京找一个小学教英语，然后每天混，写剧本或者小说。她信中的原话是“过一个北京女孩该过的日子”。咪咪方十三岁跟妈妈移民美国，一直不习惯加州和英语，想北京。她念十年级那年放暑假自己回过一趟北京，我请她吃东西，孩子说想回中国读大学。我跟孩子说，你已经考不上中国的大学了，你的中文就停在十三岁，之后接受的认识都是英文的，翻回中文理解力就钝了一步，怎么能和本地那些一心通过考试解放自己一直都在本地语言环境中的孩子竞争。想回来也要在外边念完大学，假装留学归来。我还对孩子说，北京作为一个新的消费中心，过去那种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消失，你不要太理想主义。

咪咪方在信中问我，她爸爸理想主义吗，还是一个经常感到沮丧的人？是不是一直都在压抑着一种情绪？她和父亲住的那几年还太幼稚，不是很理解他，问我能不能告诉她一些关于她父亲的事，“他到底有没有信基督?天主教”。咪咪方在信中留了她的电子邮箱地址，我给她回了个邮件，说信收到了，祝贺她考上大学，告诉她我的邮箱地址和手机号码，以便联系；告诉她我的看法是她父亲没有真信基督?天主教，他最后那几天的精神状态毋宁说是迷惘。 时间太久了，我已经记不得在那封邮件里还说了什么，只记得写邮件时的心情：难过，有一点激动，觉得孩子还太小，很多话不能说，尤其不能隔着天空说。想等到她再大一点，多接触一些类型不同的人，结两次婚，自己经过一些哀乐，那时候还想问，再当面跟她聊。咪咪方信中夹有一张她自己的照片，人在阳光中笑，紧张、单薄、有所保留，和方言十几岁时一模一样，只是个女孩。

邮件发出后没有回音，也许是孩子忙，新生活，总是有顾不上，按照中国的标准，进入大学也算走上社会亍，也许是我把她邮箱字母大小写拼错了她没收到，我总是不能正确拼写英文，不知道。我以为很快就能见到她，也没太在意这件事，第一个十年，夏天学生放假，高速公路堵车，飞机一架架横着从天上过，我会想一下咪咪方，手机上进来不熟悉的号码001什么的，会闪一念是她？人有太多理由不互相联系，久之，这份惦念也淡了，只是在机场接人、欢场熬夜身边走过年轻讲英语的圆脸果儿喜欢多看一眼——都忘了为什么了。

慢慢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过去了：一代代果儿苍了，下了枝头。我也从中步入老年。一生交的朋友都散了，各回各家，建立养老公社共度晚年的计划成了泡影。住在城里的费用太高，我收集了一下自己的存款，照目前的方式活，活不到八十就要沿街乞讨，而照紫微斗数的预测，我的寿命是八十四，朋友也都穷了，老住人家也不合适。于是收拾下自己的一点衣物，告别了最后一个房东，自个搬到五环外早年也是朋友给置下的一所小房子里，不出门，也不再上网和记日子，我的时代已经落幕，该尽的心都尽了，剩下要做的是把阳寿度完，不闹事，不出妖蛾子，安静本分地等着自己的命盘跑光最后一秒。这个世界已经与我无关，我每天眯在床上，补这辈子缺的觉，醒了就看窗外天空，看蔚蓝，时刻准备着这个大家伙嗖一下跑掉——翻脸。

酷热三年后又是豪雨三年，春天也不见晴日，门前的玉兰没抱成朵儿就成湿纸了。这年暮春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报了半天名儿没想起来——说，上世纪我们一起玩得很好的一个孤老头在家里花盆拉了一泡屎再也没站起来，几天后成了酱豆腐被警察送去火化。“北京市老联”、“孤联”联合出钱买了棵柿子树，把他栽在密云水库山上的“万人林”。遗产律师来处理遗物，网上到处发消息找他的后人，一个和他住同楼，年前还帮他买过小苏打丁烷气筒和一瓶医用酒精的孤老太太，也是我们旧果儿，才得知。孤老太太建议大家到密云春游一趟，顺便给树浇浇水。没一个人响应，都说腿脚不方便，有事儿。求了一圈儿，比较多的态度是就近找个地方让活着的人聚聚。上世纪也忘了谁说过，人死了，开个欢送会，让剩下的人有个理由乐乐。上世纪说过的很多话都白说了，这个事儿似乎还可办。孤老太太上世纪就特别爱操办把生人变熟，把熟人弄腻这种活动，过两天电话打回来，说地方找好了，上世纪我们常去的酒吧还剩一个蒋9在营业，还在原来的地方，是蒋号的孙子在经营，已经跟蒋孙说好了，包他一夜。

天上往下掉槐树穗子那天夜里，我进了蒋9，看见一群苍鹭和信天翁朝我狞笑。我做了充分现实很残酷的心理准备，但现实比我准备还残酷，我问他们：咱们熟吗？他们说，瞧你丫那操性。我伸出我的手，那是一只爪子。

一帮妖怪坐下，都先要杯子，清水，泡上自己的假牙，再要一只干净杯子，打听都有什么喝的，——所有人都在讲话，讲出来的话哪儿都不挨着哪儿，——有的人忽然轻浮了，也不知为什么；一男一女明明和这里所有人都睡过，现在装耳背一个名字都想不起来——装眼花。

摘下假牙，我立刻看不见自己嘴了——这屋里所有脸，鼻子以下都是塌的。忽然一堆爪子举起杯，一片牙床声，也没听清为什么，人人都把酒倒自己下巴和领口里，洗了把脖子，而且立刻就有人腮帮子一耷拉——醉了。蒋孙站在门口不进来，和街上的人说话，说不认识我们，我都听见了。

咪咪方一直在楼下倒水递手纸，擦人，擦桌子，引导并腋托女士迈厕所门槛，坐下，起来，冲水，再给送回来。有老奶奶对着厕所镜子哭，还给捶背。到下半夜，有的人坐着睡着了，假装疯魔的嗓子劈掉，全屋人进入发呆阶段，她绕开一地腿走过来，向正在玩手的我进行自我介绍，问在座哪一位是我弟弟。

我早就猜她大概是谁的女儿，也是中年发福的妇人，问了一下年龄，正是当年她父亲去世时的年龄。我说我就是我，我哥哥已经去世了。

她自我介绍说她是联合国的，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次来中国就是考察中国申报的_项遗产：小说。同时她也是研究人类学的，想找个时间跟我聊聊。

我说你是什么？——她说完她是联合国的我就空白了，后面的话没听见。

她又说了一遍她是什么。

我说噢噢很好。

她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和方便。

我说现在吃什么都不香，就是睡眠还可以，托您的福，一天还能睡十二个小时以上，就是十二个小时要起来十二次上厕所。

她说给我打过电话可是永远没人接。

我说我这个那么不怕冷的人，现在六月还要生暖气，见到点阳光就像蛾子一样凑过去。

她说有我的地址可以开车去我那里。

我说千万不要买我们那儿的房子，别听销售说的好听，一条新航线经过我们头顶，附近婴儿妈妈都不出奶了。

聊了半天，她说您是不记得我是谁了。

我说您不是联合国的么。她说是是，又从头自我介绍。我又空白了。回过神来，听到她说她大学不慎交了个书呆子男朋友就继续念下去了。书呆子得了一奖学金去欧洲，她也弄了一笔奖学金跟着，书呆子弄了一奖学金去南非洲，她没弄上奖学金就生闯了去跟着，到书呆子向全世界申请准备去南极洲，她才发现书呆子不呆，是个旅游狂，这一绷子奔出去已是小十年了，地方没少去，十年环球旅行。

到了南极，企鹅出来迎接他们，书呆子流泪了，说到地方了，从此搬去和企鹅住，不再和人说话。她找书呆子他妈调出书呆子小时候看病的档案，全明白了，书呆子是小儿自闭来的。

念书有念好自闭的。我说，听说过。

一般我隔几年回过一次北京，她说，中国很重要么。但是每次落首都机场也觉得是到了一外国，人家跟我说中文，我还跟人家说英语，心里特别堵得慌想多呆几天往往没呆住又走了。

您终于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人了。我说。

也许吧，反正长大就意味着我总要变成一人，变成谁都是我。

我又空白了。她还那儿说：……人了籍，嫁了人，第一任丈夫……爷爷去过中国，生了一女，后来离婚，对方外遇。又和一个也说不上是哪国奔出来的华裔有过一次婚，她外遇。目前独身。

我的问题就在于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这想法十几年前一产生就把我将军将死了。我知道这之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出自哪里，也就是些聪明的模仿。这想法——可以叫它野心吧——毁了我的生活和家庭。你能想得出我对生活有多不认真，多潦草么？我出去玩，到处演，其实都是为自己的小说凑场景呢。我觉得小说才是真实、可靠的生活，其他的，演砸了，都无所谓。我就想着自己的小说，什么办法都试了，最笨的，和最傻的。今天才发现，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诅咒，每当我想换一种方式生活，不管我决心多大，跑得多远，装得多像——假装是另一国人，文盲，最后还是会被逮回来，坐在桌子前，写自己的各种妄想。

多年来，我一直盼着哪一天把这本“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操蛋小说写出来，我就塌实了！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比较正常的生活，到处转转，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或素未谋面的亲人，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每天躺着晒太阳，或开个酒吧，我真是挺喜欢开酒吧的，那有一种把家放大，街上的行人随时都会变成亲人的错觉，走在街上，左邻右舍，每家店铺的人都认识，都打招呼，你还知道每家店的一点小秘密，那感觉真是不错，——这是正常生活么？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些年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玩好，净想着小说了，心不在焉，耽误、辜负了很多人和事，几乎、还是已经很不道德了。就差犯法了。

几次以为逮着它了，终于把它揪出来了，几次都是揪住个头发，拉上来一看，脸不是，认错人了。

这本《和谈话》是揪得比较多的，揪出上半身了才觉得不像，写到最后一行，那么一跑，似乎觉得和自己哪个小说通了，如同《女儿书》聊，聊进《看很美》了，立刻颓了。我这倒霉催的，真不该贪图稿费，写那么多烂八七糟的小说，当年。

每回我以为自由了，其实还在枷锁里。写这跋时，心里老有一句话，顺着这话往下写，也没下文，接不住，想着也许是句歌词，就硬放在这儿吧：一个人的天塌了，全塌在心里……

这就像在狂风中把两个气球揉成一个面团……这句话也莫名其妙地老在脑子里打转儿，也不知该按在哪儿。

写作，其实是靠别人生活。一辈子靠别人，靠得住么？在人群中谈自由，我只能对自己冷笑。变一个人，我做到了，但这有意义么？ 　　王朔

2007年12月11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