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最卑微处奋起，他们在最不幸中挺身，人生最难时，不迷失、不沉沦、不自弃……”董月玲的《幸福课：<中国青年报>资深女记者采访手记》是一本记录弱者生活轨迹的书，又是一本讲述强者成长足迹、心路历程的书。它告诉我们：人，可以由改变态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本书用平民化的视角展现平民的生活，这些普通人的幸福真切而实在，在感动我们的同时，更给予我们灵魂上的洗礼和启迪。

董月玲的《幸福课：<中国青年报>资深女记者采访手记》是一本感动心灵的书，是一本获得力量的书，是一本点燃热情和理想的书！

看看这些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能否激活你早已怠倦的心；看看这些普通人绝不普通的经历，能否照亮你迷失已久的路。

《幸福课：<中国青年报>资深女记者采访手记》里的文章是《中国青年报》资深女记者8年作品精选，都曾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几乎都被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湖南卫视等追拍，或被《读者》《青年文摘》《文摘报》等转载。

第一课：哈佛的幸福课

 哈佛的幸福课／1

 人是人样子／12

 他的眼里没有差生／22

 拒绝做一个标准产品／33

 扭曲的母亲／44

 在美国育儿的“痛苦”经历／55

第二课：一头扎进四合院

 冯骥才哭老街／66

 一头扎进四合院／77

 留下大栅栏／87

 诗意的栖居／99

 让河流再生／110

第三课：说人话、讲故事

 好死不如赖活着／121

 说人话、讲故事／134

 镜头追踪黑社会／145

 看了又看／156

 韩流制造者／166

 一个破釜沉舟的人／177

 高原荣誉公民／186

第四课：明年的今天你干什么

 被北大除名以后／195

 明年的今天你干什么／203

 最低起点／212

 特殊回报／221

 从晨跑开始／229

第五课：心中有歌唱给谁

 那里能容下这张课桌／239

 辛村来了志愿者／250

 以一人之力／258

 心中有歌唱给谁／269

哈佛的“幸福课”

出入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一沙哈尔。

在一周两次的“幸福课”上，本一沙哈尔没有大讲特讲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浅出地教他的学生，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

本一沙哈尔自称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

本一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课”为何会在哈佛大受欢迎？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

“我曾不快乐了30年。”本一沙哈尔这样说自己。

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哈佛，作为三名优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剑桥进行交换学习。他还是个一流的运动员，在社团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

“最初，引起我对积极心理学兴趣的是我的经历。我开始意识到，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东西，对幸福感更重要。通过研究这门学科，我受益匪浅。我想把我所学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决定做一名教师。”

在本一沙哈尔第二次开设“幸福课”的2004年，哈佛校报上有一篇《学校面临心理健康危机》的报道，标题下的导语说：在过去的一年，绝大多数学生感到过沮丧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学校舍区辅导员写给舍区主管的信。　　“我快覆没了。”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有20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学期作业，另一个学生因为精神崩溃而错过：门考试……舍区主管把这封信转给了哈佛校长，并强调该舍区的问题并不是特例。

一位曾患严重焦虑和情绪紊乱的哈佛毕业生说：大多数哈佛学生还没意识到，即使那些表面看来很积极、很棒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着，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识到他有心理问题。

“在内心深处，我经常觉得自己会窒息或者死去。”这名学生说。她时常不明原由地哭泣，总要把自己关起来才能睡觉。她看过几个心理医生，试过6种药物，休学两个月，来应付自己的心理问题。“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这样描述自己。

有个名叫玛丽亚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内自杀，年仅19岁。她的室友回忆说：就在自杀前一晚，玛丽亚和班里同学谈论天气时还表现得十分开心的样子。“她看起来很好。她在听音乐，调子好像还很欢快。”

哈佛一项持续6个月的调查发现，学生正面临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调查称：过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学生，至少有过_次感到非常沮丧、消沉。47％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称他们曾经考虑过自杀……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这是令许多美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据统计，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起20世纪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上世纪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只剩下36％。但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倍。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本一沙哈尔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

“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长期的抑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隋感破产’。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长，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萧条’。”

一项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三个因素：“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而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幸福，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

本-沙哈尔说：“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为它已深深地帮助了我。”

我们的很多课都在教学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阅读、更好地写作，可是为什么就不该有人教学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艰深的积极心理学学术成果简约化、实用化，教学生懂得自我帮助，这是本一沙哈尔开设“事福课”的初衷。

P1-3

自己的“幸福课”

1

这是1995年春天，我一个人去川贵交界的大山里采访。

我要采访的是一所小学校和一个叫细小雨的女孩。

听说我要去细小雨住的村子，有人吵吵说：“去不得，人，要走六十多里山路，下雨天，路又溜，你从北京来，走不惯，去了就回不得了。”不通公路，车子肯定上不去，一急，我赶紧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小毛驴之类的东西？“没得！”众人齐刷刷道。

见不着人就没法儿采访，既然都大老远地来了，也只好硬着头皮走。

带我进山的人叫石兰林，是乡上看管山林的。天不亮，他就来旅馆喊我，说走晚了，怕当天回不来。

走了没多久，我就汗淋淋的，衬衣也湿透了，坐在一块大石上喘着。通往山顶的石板路，像是没有尽头。远处，山峰连着山峰，层层叠叠的，望一会儿，就有些头晕。我赶紧盯牢脚下湿漉漉的石板，再走。

拐进两山之间的谷地，山间淌着溪水，两边是高山，罩在朦胧的水汽里，越往山里走，两山靠得就越近。

山上多是大青石，石缝中稍有点土的地方，都被种上青菜、蚕豆、苞谷，细小雨这村，三百多口人，才有十八亩地。“没得收入，在这里，五块钱，就是笔大钱。”石兰林说。

在半山腰的岩壁下，有一座破房子。走老远，又能碰见一户。石兰林说这是当地“住岩”的人。

“住岩”人家的房子，盖在岩石缝里，这样可以省盖一两面墙。房顶苫着杉树皮，要不是亲眼见着，真不知道咱们中_国还有这么穷、穷得只能住岩石缝的人。房子看上去很不保险，顶着巨大的岩石，让人有恐惧和压迫感。

细小雨的养父叫谢泽林，七年前的那个春天，谢泽林进山打柴：走在一个山丫口上，听见杉树林中有叫唤声，他跑进去一看，是一个赤条条的孩子。开始他没捡，没计划的娃儿，抱回来要被罚钱。他已经掉头走了，可那娃儿的哭声越发响亮。谢泽林听了心中不忍，就用草包包，把孩子抱回家。“要是冬天，这娃儿就冻死了。”他说。

细小雨躲在门后看我们。她是个俊秀、害羞的小姑娘，头发、眼睛黑亮，皮肤白净，她的娘娘(姑姑)把她拉出来。

“这娃儿怪听话，天天一路到校，不停留，一个人去一个人回。”小雨的娘娘说。“去年城里人给她捐了钱，两个学期的学费有了，布鞋、雨鞋都置齐了，中午也能吃上饭了，她现在感觉怪幸福。”

中午，我们在小雨家吃饭。因为家里今天盖猪棚，来帮忙干活的人，不要钱，只吃饭，因此，谢家准备好久，才各齐今天的“比过年还好的饭菜”。

上菜了，两张桌子分别放上四只粗瓷大碗，里边装着煮蚕豆、肥肉粉条、磨芋、豆腐。平时他们吃红薯、土豆什么的。

吃过饭，我掏钱给谢泽林，没想到一屋子人都高声反对。谢泽林一边推钱，一边嘟喃道：“都给了学费，不要了，不要了！”他双手扼着我的手腕，一下就把钱推回来。

去年一学期，细小雨中午都不吃饭，放学饿肚子往家走。老师喊她吃，她不去，问急了才说：“吃了要开钱。”

小雨每天上学往返要走几十里，我问小雨念书的双峰希望小学建好后，她能不能住下读？回答说能住下读。

从小雨家往回走，天上下起毛毛雨，路更难走。石兰林走得比原来还快，我们得天黑前赶下山，否则就麻烦了。石兰林很会走山路，他的脚抬得很低，频率极快，两片脚像飘在路上，不沾地似的。走了那么久，他的布鞋还是干干净净的。我跟在他身后，“呱叽呱叽”地走着，学他走路的样儿，他踩哪儿，我就踩哪儿。就这，还坐地上好几回，鞋上、裤腿上沾满了烂泥。

终于在掌灯时分，我们下了山走上平地。望见小旅馆灯光时，我双腿一软，差点儿跪下。

2

因为采访，我去了大西北的山里，那是在寒冷的一月。

一路上，过兰州、走陇西、到漳县。一进漳县，就像一头跌进山里，远处是山，近处是山，满眼都是山。问及这里的地方特色，一个漳县人咬牙切齿地说：“穷穷穷……”这次的采访，我是“藏”在农民家里。

提供采访线索的小韩，是县广播站的记者，在车站接上我后，马不停蹄地直奔他在乡下的家，“如果你住县上，就被包围了，天天有人陪，吃啊喝的，啥也听不到。”

村子叫黄土坡，韩家是独门小院，有_大间正房和一小间厢房。他们一大家全挤在正房里，我一人住厢房，炕上放着簇新的被子，炉子是现安的。

下雪了，旱了两年，我到漳县这晚，却下了一夜雪。

我们顺漳河而上，进白雪茫茫的山里，找那群办文学社的穷汉子们。这些生活在最底层，最赤贫的青年人，是怎样生活的，想什么干什么，为生存做怎样的挣扎……我能帮他们传递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是我想采访的。

沿漳河往山里走，河上隔不多远，就落有一座老式水磨房。白雪覆盖的山上，看不见树，偶尔能瞧见马和牛，瘦瘦地站在雪地里。走到中午，小韩指着一个雪山环绕的村庄说：到了！

五十多座土房子，盖在向阳的坡地上。这里闭塞得很，人没钱订报纸，又买不到书，寄一封信，得跑到三十里外的乡上。村里买了两台黑白电视，村长家一台，会计家一台。电视抬回来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涌去瞧新鲜，结果在院子里等了两晚上，电视机也没调出图像，收不到信号。

我们白天上山采访，晚上下山。在雪地里跑了一天后，腮帮子冻木了，两只脚也没了知觉。

“上炕上炕！”一见我们回来，小韩的妈妈准这么说，小韩的媳妇会拽来被子，揣上搁了糖的热茶。很快，人就暖和过来了。

硬件齐备的大宾馆也住过，很舒服，可缺少的正是这种人气儿，这股子热乎劲儿，更别说会有回家的感觉了。虽然天寒地冻，但有个好向导，有个温暖的家，我的采访很顺利。

在乡上一个不用的农机站里，来了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从四周的村子赶过来，最远的要在雪地里走五个钟头，大雪天，好多人不穿棉袄。

他们办了一份叫《金钟》的文学刊物，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一是学写作学文化；二是为乡亲们办夜校、办医疗室。《金钟》每期，他们要艰难地凑够30块钱。干这事，又花钱又耽误干农活，好多人都挨过家里人的骂……

这会儿的金钟，是灾区，持续两年的干旱，不知让多少西北人成了缺吃少穿的灾民。在16万人口的漳县，就有近5万人缺10个月的口粮。文学社大部分社员家，一过春节，别说面，连土豆也吃不上了。饥饿离我们像传说一样遥远；离他们，却如影相随。住北京的人，怎能想象出一群连土豆也吃不饱的人，还想着办刊物，想着为乡亲们做好事呢？

分手时，他们抢着帮我拎东西，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好长一截路， 一大群人走得沉默无语，地上的雪，被踩得“嗄吱嗄吱”地响。我走时，他们也没太多的客气话，只是站在路边，望着。走老远了，我回头，看见一大帮人仍站在雪地里。

往北京回时，才觉得两只脚丫又胀又痒，不知不觉中，我的脚上，已长满了冻疮。  3

这是我早年的采访手札，那会儿，我曾去过吕梁山、沂蒙山、东北的深山老林，钻过不少回山沟，采访过许许多多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个记者应该去写的人。直到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呀，整个一个‘草根记者’。”

草根记者不好吗？正是这些长在大山里，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用他们的朴实和真诚，打动了我和我的读者，也让我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心灵感动。

记得一位世界著名的摄影记者说过这样的话：不是我的片子拍得比你好，而是我靠得比你近。

只有走近他们，听到、看到、感受到，才可能真正了解，才可能心有所动，才可能生出情感，也才可能写出感动读者的文字来。

而那些真心的感动，可能正是人幸福的源头。

在这本《幸福课》里，我依旧张开自己心灵的触角，在茫茫人海中，搜寻着那些让我心动的人和事。他们是站在老街废墟上哭泣的大作家；是身上虽落满粉笔灰，却遮不住人性光芒，让学生热泪盈眶的教书先生；是如同一棵被重重压迫下的小树，但挣扎着，顽强地按自己意愿长大的“坏女孩”；是把摄影机藏在化肥袋子里，夜里偷偷进村，拍一部让自己死去活来的纪录片的摄影师……

他们在做不一样的事，但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内心鲜活的人，他们都是随时听候心炅呼唤的人，没有被谁逼迫着，他们是按自己的心意活着，做着那些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的事情。

他们给我上了一堂堂精彩的“幸福课”。

如果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幸福？那我现在就可以肯定地回答：不能！

因为，只有你的心，才能告诉你！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幸福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