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歌的《票儿》即不脱离这种“说书人”传统的复活。一方面是野史，也就是民间流传的土匪故事记录文本；一方面是信史，即来自官方或政府史料记载；一方面是民间考证，即作者的“田野作业”、口述实录等等。诸文体相互交叉，互相修补，却也形成意义消解策略。它们杂糅成块，亦真亦幻，亦奇亦怪，恍如票儿的那个隐身人师傅一样，来去无影，没有名分，却时时支撑着文本演绎出的奇异风采，成为最具有超级本领的匪徒喽啰的祖师爷。

常言道：燕赵多豪侠，关东多土匪，山东多绿林。“河北三驾马车”）之一的谈歌，出手不凡，凭借《票儿》引领09年9月的文坛风骚。读之，朴实有味，娓娓动人，不由人慨叹——

《保定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记载：公元1951年4月15日，倮定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判决土匪肖桂英等七个匪首。

这一天是农历三月初十。草长莺飞的季节啊！

橘红的太阳刚刚从东山爬上来的时候，保定看守所的大铁门缓缓地打开了。门前的草地上，几只欢快觅食的麻雀惊得“扑啦啦”飞起来，停到了树上，似乎还感觉不安稳，再“扑啦啦”飞起来，落在更高的枝头上，惶惑地望着看守所洞开的大门。

先是一队持枪的解放军战士跑步出来，分列两队，站在了道路两旁，持枪警戒。几十支明晃晃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迫人的寒光。之后，大门内缓缓开出了四辆美式卡车，第一辆车是开道车，车上是一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第二辆车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匪酋肖桂英，被几个战士押解着；第三辆车上，押解着六个赫赫有名的匪首；第四辆车是押送车，车上也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战士。被押解出来的六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表情各异，或沮丧、或恐惧、或惊慌、或麻木，肖桂英则是一脸愤怒的颜色。

这七名即将被处决的匪首，并没有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戴着手铐拖着脚镣，或者被五花大绑，或者背上插着亡魂牌。都没有。他们的双手只是被一根细麻绳儿捆绑在背后。这种对死囚简单的捆绑，显示着胜利者的自信。有知道内情的人说，这种“新鲜的绑法儿”，前所未闻。是保定市长罗书范主张并决定的。

(这一年，罗书范三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总穿着一身灰土布缝制的中山装，上衣兜别一只钢笔。很斯文。他参加革命之前，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曾去英国留过学，他喜欢西方的法律，他反对游街示众这种不尊重人格的斗争形式，他说过：“罪犯也是人嘛！”这种观点，现在讲来，或有争议，但不会感觉到刺激。而在当时，是很不政治、很不合潮流的。如果再用旧时代的话讲，这种人物，若做个“吏”，抄抄公文，等因奉此，还能将就马虎。做“官”嘛，杀伐决断，肯定不行！所以，罗书范只在保定当了一年多的市长，就被调离了。其中一个严重错误，即是对反革命分子心慈手软。当时省里的一位领导愤怒地批评说：“罗书范，他是怎么搞的嘛？枪毙几个土匪都舍不得五花大绑，连个亡魂牌牌都舍不得插？这样的人，干脆去庙里当唐僧！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干部！”罗书范由此调到了当时的重工业部，去从事他的物理研究了。后来成立地质部，又调到地质部科技司。1957年，反右派期间，他的一些言论被群众揭发，遭到了强烈的批判。若不是他的一位老领导援手保护，他肯定就被划成右派了。老领导说：“罗书范嘛，我了解他，就是个搞技术的，读书都读糊涂了。书生空议论，就是糊涂虫。他能是什么右派嘛！”之后，他被调到了南方某一个化工企业，在副厂长位置上工作了三年，竟郁郁而终。)

汽车轰轰隆隆地响着，驶出了看守所，扬起一路尘土，威风凛凛地向保定南关驶去了。沿途的道路两侧，拥满了市民，还有城外的农民。都是一大早就赶来，等着看热闹的。他们或说说笑笑，或指指点点，兴趣盎然地看着囚车上即将被枪决的一个女人与六个男人。

“真是肖桂英呀……”

“那不是刘连雨么……”

“张得法这个王八蛋哎……”

“是李凤鸣吗？哎，真是他……”

“就是秦得水哎……”

“我看见了，真是刘大头哎……”

“看啊，看啊，那是赵改乱，你们看他吓得都快尿了……”

这七个人都是在保定横行多年的匪首，都是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角色。今天是枪决他们的日子，一路上自然是观者如堵。刑场设在保定南关的河坡上。那里一直是保定处决死囚的地方。清代直隶总督衙门规定，无论死囚的身份是官吏或是平头百姓，除去钦点的要犯需要押解进京外，一律在这里行刑处斩。于是，这里一度成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标志性景观。坡下的大清河水日夜流着，穿城而过。当地的居民传说，每逢阴雨天气，河水里总掀起一种怪异的声响，泛着一片片芜杂的白沫，弥漫着一股股腥臊的臭味儿。那或是鬼魂们仍有不甘的喧嚣？这七个横行多年杀人越货的匪首，今天也要在这里结束生命了。或许，他们除了对死亡的恐惧，还感觉到非常的不公道。他们已经向政府投降了啊，政府凭什么还要枪决他们？公义呢？公道呢？政府凭什么说话不作数呢？票儿是代表政府与他们谈判的啊！当时票儿代表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啊！如何就不算数了呢？如此说，他们是被票儿骗下山来的了。票儿呢？是啊，票儿呢？他们一路上恨恨地四下张望。可哪里还有票儿的踪影呢？

七个匪首，依次被押下车来，鱼贯而行，到了河坡上，又依次站成一排。河坡上已经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台子，那是宣判并监刑的地方。河坡下人头攒动，早已经围观成了看戏的景象，人们说说笑笑，似乎是赶一个热闹的集市。自古以来，看杀人总是老百姓兴趣浓烈的首选节目。肖桂英昂首挺胸站在河坡上，目光漠然，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围观者的目光多是聚集在了她的身上，许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漂亮的女人，这一个在保定留下了太多传说的女人，死到临头了，为何还是那样镇定自若呢？

精神十足的太阳升起—人高时，身材魁梧的保定军管会副主任张百强，分开人群，大步走上台子。张主任掌管着保定市刚刚成立的司法机构。凡重大的行刑，都由他主持法场。他伸展目光四下里望了望，即用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宣读了政府的判决书。可惜，台下围观的群众几乎没有听懂张主任都讲了些什么。张主任宣读完毕，便走到了一边，坐在了宣判台上的一张椅子上，监刑。他招招手，立刻就有两个战士走过来，竟把肖桂英押卞审判台，走出了法场。

人群中登时一片嘈杂，怎么回事儿？怎么单单把肖桂英押走了？张主任刚刚怎么宣判肖桂英的？张主任那含混不清的南方口音，人们几乎都没有听清。正在纳闷儿，就看到有十二个战士大步上前，两个人按一个，刘连雨等六个匪首就被按倒在台上，齐整整地跪了。后边就有六个持枪的战士走上前，枪口抵住死囚们的后脑。只听到八声涩重的枪响，那六个作恶多端的匪首就先后滚落下台子，横在了河坡上。为什么是八声枪响？多年之后，据当时目击者回忆说，有一个战士的手发抖了，执行一个死囚竟然用了三发子弹。

(2004年夏天，全国上下准备迎接建国五十五周年《保定日报》要做几个回忆保定往事的专版，谈歌在北京某干休所，采访了当年任保定军管会副主任的张百强，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精神矍铄，记忆力仍然很好。回忆到这件事，老人笑了：“的确是一个战士用了三发子弹。这个战士名叫何敬武。当时是一个新战士，可能经验不足吧。”这位名叫何敬武的老人还健在，他是在保定某大企业的保卫科长的位置上离休的。他后来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何敬武摆手说：“是张主任记忆有误喽，传说也有误。我当年只打歪了一枪，那个名叫赵改乱的匪首脑袋动了一下，回头朝我笑了笑，赵改乱笑得很怪，我当时心里慌了—下，枪就打歪了，只好又补了一枪。我1944年入伍，当时已经当了班长，怎么会是新战士呢？”何敬武老人一脸的遗憾。)

肖桂英被重新押回了囚车，她手上的绑绳就立刻被解掉了。人们这才恍然明白，肖桂英今天被押来，只是陪绑的哟。围观的人群里也有听清楚的，“刚刚张主任已经宣判了嘛，你们没有听到？肖桂英被判处十年徒刑。”

肖桂英被押回囚车那一刻，她突然恼怒了，她感觉心底有一股怒火，呼呼地一直烧到了头顶。多年之后，肖桂英回忆说，那天，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去给陪绑的。她当时感觉自己被戏弄了——与其说是被政府戏弄了，不如说是被票儿戏弄了。她猛地转过身来，脸色涨红起来，目光里充满了愤怒。她高声骂道：“票儿，你这个王八蛋躲到哪里去了？你给爷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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